二战后德国人“集体失忆” 勃兰特“华沙之跪”引争议

来源:广东电视周报
关键字:二战,德国,勃兰特,华沙之跪
发布时间:2015-04-27 12:08

　　近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日期间，提醒日本首相安倍“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说明“二战后德国能够幸运地被国际社会再度接受，是因为德国彻底与过去诀别”。事实上，德国也是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曲折后，才有了今天对纳粹历史较为彻底的反思。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甚至被不少同胞指责为“不要祖国的家伙”。

　　战后德国人的“受害者”情结

　　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纳粹统治二十余年。战后德国分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居为反法西斯国家，没有历史包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在法律上继承历史上的德国，须面对纳粹这一历史问题。战后初期，在美占区还有18%的德国人“认为一个独裁者的政府能够创造强大的国家”；33%的人相信“犹太人本就不应该享有同等权利”。此外，在47%的人看来，“纳粹主义是一件办坏了的好事情。”

　　因此，盟国确有必要在德国实行“非纳粹化”：解散纳粹组织，废除纳粹法律，逮捕纳粹罪犯。纽伦堡审判后，美、英、法三国又在各自占领区清查纳粹分子，涉及案件数百万起。但冷战爆发后，西方盟国急于建立一个稳固的德国，不愿再在非纳粹化问题上耗费精力。1947年11月，尚有64万人被定为“有严重罪行的人”，而在不断赦免后，至1948年5月，仅剩下2806名“死硬”纳粹分子待审了。

　　原本依照非纳粹化法令，1937年前参加纳粹的党徒一概不允许在政府、企业中任职。但事实上，为维持政府运作，大批纳粹分子被恢复岗位。以1950年的符腾堡—巴登州为例，其国务部有前纳粹分子936人，非纳粹分子249人；财政部有前纳粹分子1764人，非纳粹分子不过438人。阿登纳总理府的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当年参与起草了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1933年就加入纳粹，在希特勒政府中任职的库尔特·基辛格，甚至于1966年当上了联邦德国总理。

　　随着联邦德国建立，非纳粹化行动草草结束。阿登纳对历史问题采用“实用主义”方针，既承认纳粹犯下的罪行，给予犹太人赔偿，但又强调德国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使联邦德国人在整个五十年代都没能反思历史，只谈论盟军对德国的轰炸、东部领土的丧失，以及数百万被驱逐的难民、战俘。“集体失忆”大行其道。

　　联邦德国人当时还极力反对“集体罪责”的说法，用阿登纳的话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

　　“华沙之跪”

　　仅获42%支持

　　1959年，联邦德国以全国中学毕业生为对象，做了一次关于历史学习的调查。调查发现，有57%的学生还没有讨论或学到纳粹历史，79%的学生没有讨论过魏玛共和国。改变联邦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沉默的，是上世纪60年代成为西欧潮流的学生运动。

　　没有经历过二战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他们想知道，父辈们当初为何支持希特勒上台，又默许大屠杀的进行。很简单，“这样一个问题，‘爸爸，在战争中您都做了什么’，揭开了老一辈人的伤疤，分裂了家庭”。如论者所说，“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关注确实引发了重大改变……基本上改变了联邦德国的政治与社会”。这种改变直接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上，有关大屠杀的内容大幅增加。

　　左翼的勃兰特出任总理后，更加积极地倡导“正视历史”，开始保护集中营等纳粹遗址，营建博物馆，组织纪念活动。1970年，勃兰特与波兰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随后他在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成为德国谢罪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当时的民调显示，只有42%的西德人觉得勃兰特的举动是适宜的，不少人指责他是“不要祖国的家伙”。

　　保守党的科尔上台，即改弦易张，主张解除德国与纳粹的捆绑，回归传统，使德国走向“正常化”，德国人不再因身份而羞愧。围绕这个论题，联邦德国在1986年掀起一场所谓“历史学家之争”，并通过大众传媒，为公众所关注。这场争论最终以右翼史学家的失败而结束，奠定了联邦德国人对纳粹历史的共识：“为了赎罪，有必要牢记”。

　　两德统一后，推行了更多反思历史的举措。如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的《反纳粹与反刑事罪法》；1995年，德国政府在柏林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2005年，柏林“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揭幕……

　　纵观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前后变迁，固然与德国人的认知变化有关，但主要还在于政府基于外交政策的引导。联邦德国建立之初，积极赔偿犹太人，是为了赢得周边国家的谅解；勃兰特在波兰下跪，则是为了实现联邦德国与东欧国家的和解，从而被接纳进联合国。今天，德国已树立起勇于反省的形象，将沉重的历史包袱，转化为了现实的政治资产。(来源：腾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