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十个学生，一个踢球

　　这座城市正努力重现成都金牌球市，重铸成都足球辉煌。

　　成都的报纸上，关于足球的新闻不仅刊登在体育版，而且见诸要闻版。2014年，成都市参与校园足球活动学生人数达到15万，占学生总数的11%。

　　这座城市正努力重现成都金牌球市，重铸成都足球辉煌。

　　“我们建立了以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推进足球改革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都市体育局局长谭学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而在此之前，2012年12月，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成都与大连、广州、青岛、武汉成为首批中国足球发展试点城市，为中国足球的再次改革热身。

　　底蕴深厚

　　罗马并非一天建成的，足球世界有个常被人挂在嘴边的词——底蕴。

　　110年前，前来中国传教的英国人陶维新与其五弟陶维义（曾担任英国皇家空军足球队的前锋）一起创办了“华西高等预备学堂”，即现在华西中学的前身。

　　成华区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刘小葵告诉本刊记者，这不仅是成都现代足球的起源，甚至可以说，这是现代英式足球在中国的火种。华西中学培养了大量川足人才，打进韩日世界杯的中国国家队队长马明宇，就来自华西中学。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元年。在成都市体育中心，四川全兴队与辽宁远东队共同揭开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序幕。随后，成都球市成为中国最早的“金牌球市”。

　　成都足球的种子正在成长。

　　今年51岁的杨月因身材发福，让人很难想象她曾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女足运动的球员。1981年，她在金牛区业余体校女足队踢球。1984年高中毕业后在一所中学当体育老师。1991年，她来到圣灯中心小学（李家沱实验小学前身），开始了自己的校园足球教练生涯。后来经她手培养出来的一些中超球员乃至国脚，当时还未出生。

　　现在，李家沱实验小学（以下简称李家沱实小）成为远近闻名的足球特色学校。2007年9月，女足世界杯成都赛区护旗手面试中，24名李家沱少年成为世界各国国旗护旗手。

　　“学校的特色往往是因为老师的特长而形成的，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优势坚持下来，这是教育的规律。”李家沱实小校长廖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成都市十八中也是如此，得益于一位足球教师而形成了自己的足球传统。

　　十八中1994年建立男子足球队，1996年建立女子足球队。如今，学校已经是四川省女子足球后备人才基地校，担负着向国家输送专业运动员的责任。德育处副主任孙建伟是该校女足教育的奠基者。

　　十八中和李家沱实小代表了成都市两种不同的校园足球发展模式。

　　华西中学不同于以上两种发展模式，但川足的半壁江山曾都出自于此。只是，华西中学的辉煌源于学校悠久的足球传统，难以复制。

　　加速“育种”

　　2014年，成都市对127所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的中小学校进行了评估分类，它们要率先推广足球进课堂、校园班级联赛、校代表队建设等活动，而且每周都要有足球课。

　　非定点学校也要求两周有一节足球课，成都市每所中小学都被要求配备足球教师。

　　而定点校则获得了政策资金倾斜。2014年，从成都市到成华区，供给李家沱实小的足球专项资金近13万元。“以前学校每年在足球方面的投入也就二三万元。”杨月从说，最近一个学年，光是新添足球训练器材学校就花了3万多元。同样是定点校的青羊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刚刚改建了塑料草坪足球场。

　　近几年，随着学校对校园足球工作的重视和足球设施设备的改善，足球人口迅猛增长。大约10年前，李家沱实小从只有一支球队发展出三个梯队，几十人规模。而2014年，学校1229名学生中，踢足球的一度达到200多人。

　　2014年，成都市注册校代表队人数达到4000余人，全年参与校园足球各类活动的学生人群达到200万人次。成都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评为2013~2014年度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国家级布局城市优秀单位。

　　突破管理“拧巴”

　　在2012年启动“城市战略”之前，中国足球已率先启动了“校园战略”。

　　2009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国家体育总局每年从体育彩票公益金中提取4000万元用作专项经费。

　　不过，巨大的投入却难言效果卓著。

　　现任教育部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足球分会副主席、成都市十八中校长曾品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钱多不一定就是好事。国家体育总局钱也给了，但是并没有把足球人口提起来。此前校园足球的改革体制没有理顺。”

　　2011年，四川省启动了足球振兴计划，打造后备人才基地是工作重点。四川省体育局每年给予配套资金支持15万元，以解决小球员训练、比赛和学习的费用，同时给予这些基地技术、教练等多方面的支持。

　　十八中是四川省女子足球后备人才基地校。孙建伟除了在十八中任职，还担任四川省U14女子足球队主教练。理论上，他除了学校的工资，还可领取主教练的2000元工资。

　　“但是我不敢要这个钱。”孙建伟说，从省足管中心配套下来的资金并非直接发给个人，而是由教育部门统收统支。因此，这个支出必须符合教育部门的政策，但“教育系统没有文件给老师这个钱”。

　　这一窘境显示出教育和体育两个主管部门在发展校园足球时“拧巴”的现状。

　　多位受采访对象告诉本刊记者，成都市校园足球工作体教结合很紧密。而2月份出台的《方案》，将校园足球的主导者归口为教育部门。

　　如何分流

　　体教之争，既有部门利益纠葛，也反映出对足球运动员培养模式的困惑。

　　小学阶段的足球教育主要致力于兴趣培养，因此各部门并无多少分歧。不过，随着年龄提高，专业分流的问题浮现，教育与专业，哪个为主哪个为辅，开始产生冲突。

　　“足球人才的培养，13岁和16岁是两个关键时间节点，这是男生生理发育的高峰，也是升学的时间节点。因此，在初中毕业时，人群就要分流一次。”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告诉本刊记者。

　　分流之后，一部分人走上运动员的培养道路，另一部分人则通过高考选择人生。

　　因此，在这一时间点前后，采用何种方式培养潜在的足球苗子，事关长远。

　　体校一直是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大本营。但是，随着校园体育、业余俱乐部的发展，竞技人才的输送渠道逐渐多样化，而体校对文化教育的忽视也暴露弊端——在培养出少数体育明星背后，大量职业运动员却无法获得体面生活。

　　辜建明告诉本刊记者，2002年，他尝试把体校的专业队搬到学校里。

　　经过两三年的磨合，辜建明与棠湖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下文简称棠外）校长黄光成合作，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教体结合探索。

　　“在我们学校，直到初中，足球特长生跟其他学生一样，就是学生，而不是运动员，只是利用自习课和体育课加强专业训练。”棠外副校长朱晓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一培养方式一直持续到高中。对于专业水平较高的特长生，棠外将其送到足球基地，同时选派优秀教师前往教授文化课，由此开启培养职业化球员的路径。专业水平不够突出的特长生则分散到高中各个班，走文化加特长的发展道路。

　　因为对足球特长生减免学费，现在棠外每年因此产生的成本约500万元。

　　成都市与法国梅斯足球俱乐部有长期交流合作，李家沱实小、十八中等多所学校的校长都曾去法国考察。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梅斯俱乐部、以及俱乐部的教练和学校的关系。如果学校开家长会，梅斯俱乐部的教练要一起去，这样他们就知道学校的教育要求。他们是实实在在参与学校的管理，一切服务于学生的发展。”曾品中说。

　　棠外的实验尽管刚进入专业培养的第十年，棠外男足已有7人入选国少队，5人入选国青队，2人入选现役国奥。

　　“为国家的足球发展培养竞技人才，这不是校园足球的唯一目标。我们对《方案》的理解是，中央希望教育部门通过足球教育教学让学生的素质全面发展，足球只是一个载体。”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姚凯对本刊记者说。

　　足球场纳入民生工程

　　校园足球虽是扩大足球人口基数的关键，但是仅有校园足球还撑不起中国足球的未来。

　　“就我的理解，要落实好《方案》要求，有三个方面很重要。一是行政化的事业推动，政府要加大对足球事业的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等；二是职业化的产业发展，职业联赛要形成有投资回报的产业链，职业球员踢职业联赛，有良好的职业发展，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职业球员的道路；三是专业化的监管，这就是足协的改革，足协要去行政化，站在专业的角度实施行业管理。”谭学军说。

　　2013年4月9日，成都市曾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足球场地规划建设。会后，各区（市）县体育部门报经政府或规划部门，提出新建94片标准足球场、251片五人制足球场的方案。

　　“市政府已经将这些场地的建设纳入了市政府的民生工程。”谭学军说，“我们要建足球场，林业部门会说绿地就少了，国土部门会说土地成本太高，规划部门会讲，大的球场可以规划，但五人制就一亩多地怎么规划。所以，现在场地建设直接交给区县政府，他们可以整合更多资源用于场地建设。”

　　此前，成都市每年在足球上的财政投入大约1000万元。去年成都市创办了“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投入增至约1500万元。今年，在此基础上，成都市还增加了足管中心的建设项目，三大球建设资金，校园足球专项资金，基地建设资金等，年度总投入七八千万元。

　　协会改革是关键

　　不彻底的市场化，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中国足球此前改革的败笔所在。而其中被诟病最多的，莫过于中国足协。

　　辜建明可谓成都市足协“元老”级的人物。2014年，他当选为中国足协20名执委之一。

　　“足协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人财物的改革，要有自主权，就可以吸纳高水平的足球专业人才。”辜建明说。

　　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之后，时任成都市足协常务副秘书长的辜建明带领成都市足协进行改革，自收自支，至今已有20多年。成都市足协从3人发展到80多人，其中不少是辜建明带过的球员。但是，像成都市这样的足协少之又少。

　　“比起硬件，软件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积淀。”辜建明说，软环境涵盖技术、规则、市场环境和制度建设，“谁来进行资格认定，这是软环境最重要的环节。”

　　“很多地方由教育部门去审核教练，这相当于足协审核数学老师。技术认定肯定应该由行业协会来做，技术力量必须归口到足协。”辜建明说。

　　目前，成都市足协正在培训全市中小学的足球教练员，这可能直接影响未来足球巨星的启蒙水平。

　　不过，足协去行政化的改革并不简单。“各部门首先要认可专业足协的核心作用，但是，现在真正专业的足协并不多。”辜建明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四川成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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