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托底增长的积极因素

　　从经济增长变动曲线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21个季度从高位向下行，目前经济增长还没有明确的回升信号，大多数指标是偏弱的。从供给和需求指标分析，国内需求疲软，外需增长不如预期，投资在不断放缓，消费增长平缓，出口增长低于往年，工业增长已经从高位连续63个月滑落，企业经济效益增长连续下滑，PPI连续37个月处于负值区间，经济通缩的风险在增加。

　　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运行仍然面临着较大下行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国际也来自国内。

　　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化对中国有利也有挑战

　　今年，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化，不同经济体宏观政策在不断分化。先看发达经济体，欧元区刚刚走出危机最差的时期，2015年经济增长可能稍好于2014年，但是2015年欧元区债务恶化不会明显缓解，通货紧缩将会持续，在此形势下，欧元区于1月22日推出欧版QE，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表现为“放松”。

　　再看日本，在去年4月提高消费税后经济增长已经连续几个季度萎缩，2015年经济不会好于2014年，安倍为了刺激经济，实现预期通胀和增长目标，将在宏观政策上继续实行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也表现为“放松”。在这次危机中，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突出，私人消费抬头、制造业回流、失业率下降等都使经济向好。但美国2014年11月宣布退出QE，并于2015年年中可能开启加息窗口，宏观政策总体趋势表现为“收缩”。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政策的收和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由于美国是世界超大经济体，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放松带来的影响，不足于抵消美国在宏观政策上收缩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再看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相对较好，这两个经济体目前为了应对经济形势变化，都相继采取了放松的宏观政策。但是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等经济体，面对资本外流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也分化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带来不同挑战。

　　总之，2015年，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利有弊。去年以来美元坚挺回流、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对中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降低成本有利。比如石油，中国每年进口约三亿多吨，如果价格降一半，我们进口原油会节省一千亿美元左右，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还有铜、黄金、铁矿石、大豆、棉花等。但是，当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以后，必然引起新一轮的世界通缩。一旦通缩，国际市场需求将进一步萎缩，对中国产品出口将形成严重需求约束。还有，在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的形势下，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20多个国家开始竞争性货币贬值，这使得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对其他货币明显升值。这严重抑制了中国的出口，对当前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国内影响经济增长因素亦有利有弊

　　先从有利的方面看，以下四大方面能给2015年经济增长托底。

　　1.改革步伐加快，改革力度加大，能释放一些体制改革红利，可促进经济增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6项改革措施，四中全会提出的190项改革措施，加在一块有526项改革，每年分解80多项。如果2015年按预期完成改革任务，必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比如行政审批权限的取消和下放、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放开垄断部门、国企改革、新型城镇化试点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特别是各种改革试点的推进产生的示范效应，都将为经济发展释放出红利。

　　2.从经济结构调整上挖掘增长潜力，有利于经济增长。本届政府有一个最大特点，就创新发展模式，通过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将城乡、产业、区域串联起来，即串联式发展经济。提出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发展，打造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都体现出这种创新思维。将产业、区域、城乡串联起来发展能产生联动效应，会带来1+1>2的效果。例如：第一，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解决三亿人口的城镇化问题。第二，打造长江经济带，今年要开好局。沿长江经济带打造产业集群，高科技、先进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信息、生物等产业集群等发展兴起，必将推动这个区域的快速发展。第三，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北京和天津同周边城市连接起来，即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通讯、水电网管设施、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都实现互联互通，也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联动效应。

　　3.实施新“走出去”战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使中国对外开放形成了一个新视野和新战略，这会给中国带来一片新天地。中国将从过去的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转向以资本、技术输出带动产品输出，这是一个战略转型，如果做好了，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新的时代。比如，筹建亚投行，中国出资5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中国已注资400亿美元；为打通中国—东盟通道，中国出资200亿美元等。这些都会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4.今年中央会继续强化实施微刺激的宏观政策。2014年以来中国的很多措施都是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总的来说，上述四大方面的因素，都会为今年中国经济托底，把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预期区间。

　　但是以下几大因素也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较大下行压力。

　　一是长期因素。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周期性下行，从高位向中位下行似乎是一种必然趋势。此即谓“新常态”。结构调整使一些传统产业被淘汰转移，会使一部分人丧失就业岗位而利益受损；新兴产业成长上升，又使得一部分人从发展创新中得益，但由于新兴产业成长是慢变量，其获益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因此，在本阶段产业转型中，新兴产业的成长和扩张，必然要以一部分传统产业淘汰为代价，比如网络销售（O2O）给传统商业带来极大冲击。

　　二是消费增长缓慢。中国需求结构转换已经爆出好消息，消费占GDP的比重有了微弱上升，投资的比重出现了下降苗头。但是，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明显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当前中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在压缩“三公”消费之后，私人消费没有及时补上，造成总消费增长缓慢。压缩“三公”消费是正确的，它把以往豪华、奢侈、超常规的GDP挤掉了，使膨胀的消费消了肿。但消肿以后，私人消费增长填补不了公共消费减少的那一块，所以总消费“池”的水没增加多少。

　　当前和今后，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投资能不能再增长，而是消费在需求结构转换中不能实现正常上升。为什么？首先，居民消费倾向低。2015年第1季度央行对50个城市两万居民问卷结果显示，81.5%的居民愿意多投资多储蓄，仅有18.5%的居民倾向更多消费。有这么多人愿意多投资多储蓄，消费增长能加快吗？储蓄等于什么？长期储蓄等于投资，投资等于产能，产能等于国内消费加净出口。当国内消费不足、出口乏力时，中国将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之所以居民消费不足，消费动力不强，关键是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水平太低。

　　中国城乡居民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没钱不能消费，二是有钱不敢消费。其关键原因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实际上，引起中国消费动力不足的关键是，有40%的中低收入阶层，没有解决消费动力问题。中国40%的中低收入阶层，除了日常消费外，一生只能干四大件事——买房子或建房子、结婚生子、子女教育、看病养老。如果这些人收入水平不提高，后顾之忧解决不了，消费要正常增长将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深层问题需要思考，中国的GDP是不能跟美国以及发达国家比较的。为什么？第一，中国GDP中的投资比重过高，而西方国家是消费比重高，GDP中消费比重越高离居民福利距离就越近。因为，消费特别是家庭消费，本身就是居民的直接福利。第二，中国的GDP质量差，发达经济体盖栋房子一百年不拆，我们盖一个房子几十年就拆了；人家建一座桥一百年不拆，在我们这里有的不到两年就塌了。第三，中国投资中还有许多“高大上”建设项目，距离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福利太遥远。大广场、现代化剧院、豪华政府大楼、摩天大厦、各种现代化会议中心等，给低收入人群带来的福利是非常少的。所以，长期高投资并不能将中国带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因而，必须大力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

　　当前中国消费和储蓄比，储蓄永远快于消费。过去14年中国总消费增加了5.7倍多，而储蓄增加了8.2倍。消费慢于储蓄，最后结果只能是储蓄支撑投资加快增长。

　　三是落后产能淘汰后，接续产业成长缓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从生产投资看，当传统的产业被淘汰或转移之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传统产业改造滞后，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因为落后产能淘汰是快变量，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成长是慢变量，快慢之间必有一段空档期，在空档期缺乏接续产业条件下，工业投资增长必然下降，经济增长就不会太快。中国经济增长中有40%强是由工业提供的，2014年以来，中国工业在产能过剩压力下，投资增长率一直在下滑，并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平均增长率，这必然影响总体经济增长。

　　四是房地产。房地产市场今年可能不会出现明显抬头倾向，三四线城市还会延续微弱下行，一二线城市可能在今后几个季度趋稳，全国房地产总体形势既不会出现大幅度上升，也不会出现大幅度滑坡。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因素可能影响近期房地产走势。一是人民币对美元贬值，2014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2.5%，今年至今已经贬值1%。从过去看，人民币升值，房地产就涨价，人民币贬值，房地产就降价。二是征收房地产税，如果政策出台，对近期需求还是有影响的。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一般要占中国总投资的55%以上，制造业不景气，房地产不回升，总投资也难以有起色，这将直接影响今年经济增长。

　　结论与建议

　　基于以上因素，对当前和今后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主要是总需求回升缓慢，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今后，在政府微刺激和投资拉动下，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投资会向好，但制造业、房地产业投资难有明显回升，消费继续呈现低缓增长趋势，出口增长会延续低速状态，经济增长仍面临不小的压力。第一季度GDP增长已经跌至7.0%，预计二到三季度会企稳，但全年经济增长率会低于2014年。

　　为了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过大偏离预期目标，今后的宏观政策方向应该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不断强化微刺激力度，加强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

　　在二、三、四三个季度，一是要继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一方面用于新型城镇化和三大战略部署方面的投资，一方面用于能刺激和改善消费侧的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同时，还应拿出相当一部分财力，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的援助力度，解决这些人群住房、就业、上学、看病、养老等基本需求问题。比如，可将城乡基本养老财政补助标准由目前的70元/月提高到150元/月，新农合补助标准也相应提高。另外，财税政策要在减法上做文章，例如降低部分日用工业品的消费税率，增加家电甚至家具更新消费补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建议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目前的3500元提高到5000元。

　　二是实施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更大地发挥货币政策力量。运用有效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和信贷供给，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增加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的信贷规模，解决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方面可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向市场适度增加货币供给；另一方面可继续放宽金融市场进入门槛，允许并支持社会资本依法建立民营金融机构，从制度上扩大金融供给。

　　三是加快推动改革落地。选择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社会结构转型的体制改革予以优先、重点推进，比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行政审批、垄断行业、土地矿产能源等资源制度等，要加快改革。

　　文/马晓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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