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这样的历史演义小说,特别尊重“历史”,没有真正的“小说”价值。胡先生强调的价值,其实就是小说的文学美,更通俗一点,就是要有小说感。话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取材于历史的小说,如果历史本身就传奇无限,那么小说读起来也应该有胡适所谓的“小说感”。
譬如晚明小说《东周列国志》,讲到秦文公(前765-前716年在位)做了一个梦。梦中,一条黄色的巨蛇从天上垂下,不知有多长,其头如车轮那么粗。突然,巨蛇变为一个儿童,对秦文公说,我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册封你为“白帝”,来祭祀西方的天地。说完,儿童便不见了。第二天,秦文公问史官,此梦何兆?史官说,白帝的“白”,正好代表西方,秦国位于西方,要顺应天意,筑高台,立白帝庙,用白牛祭祀。
秦国史官当然是把此梦理解为大吉大利的好兆头,说“白”了,乃秦国有天子之运也。除了梦到大黄蛇之外,秦文公时代,秦国还有诸如神鸡与神牛的新闻事件,总的舆论导向无外乎秦国很早就具有称霸的“天意”。这些算是极具小说的味道了。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大黄蛇、神鸡与神牛都不是小说杜撰的,而是正史中本来就有。
据《史记·封禅书》的记载,秦文公梦蛇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只不过,《史记》还把秦国祭祀白帝的历史更向前推进了一步,那就要说起秦文公的爹秦襄公了。
周幽王时期,褒姒横空出世,幽王不顾天子尊严,点燃烽火,戏弄诸侯,就为博褒姒一笑。她是笑得美,可幽王不久就有得哭了。待到少数民族“犬戎”真的打过来,再点烽火时,诸侯都寒了心,也恶心不已,全都不发兵勤王。结果,幽王惨死于西安以东的骊山之下。西周已然走到尽头,幽王的儿子平王继位。他也被犬戎吓破了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迁都到东边的洛阳,东周时代得以闪亮登场。
在迁都的过程中,主政秦国的秦襄公抓住历史机遇,率兵保护天子东迁,把臣子的忠义演绎得感天动地。平王本来如丧家之犬,却遇到雪中送炭的照顾,当然要对秦襄公有所表示了。秦国正式被天子封为诸侯国,并开始与东方各国王室通婚往来。在秦襄公之前,秦国都不能叫“国”,算是“黑市”国家,蜗居西北边陲,与“戎狄”杂居,被东方各国认为与蛮夷无甚差异。现在终于有了周天子盖章的户口薄,成为正统的华夏诸侯国。
秦始皇能统一中国,并非一蹴而就的,他的老祖宗秦襄公这个基础就打得非常正,非常好。得到正式户口不久,秦襄公就开始祭祀白帝,而不用等到他儿子秦文公来“越俎代庖”。白帝是谁,司马迁也没搞清楚,一会儿说他是黄帝的儿子少昊,一会儿又认为他本身就是上古“五帝”之一。反正来头不小,是周天子级别的人物。秦国刚封国,就敢祭祀白帝,玩天子的游戏,僭越的势头,从一开始就很猛。
正如此,秦襄公的儿子秦文公梦见超级巨型黄蛇后,也模仿他爹祭祀白帝,只不过是扩大影响力的加强版而已。一个人做事,做的不合适,别人可以批评,可一旦上升到“梦”的高度,那就顷刻具有了合理性,甚至合法性,别人也不好说三道四了。
某种特定的梦,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即便做了,也是白日梦。但如果你不做这样的梦,就连做白日梦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做白日梦,那就大家一块去做梦,看谁的结果能最好。结局最好的就是“神梦”,不太好的就是白日梦。
很显然,从后来秦国一统中国来看,秦文公的黄蛇梦,就是典型的神梦。也不知道司马迁写秦文公做梦的史料来源于何处。因为秦文公所处的时代太早,连《左传》这样的历史大作,也因“追忆”的历史不够久远,而无法“染指”秦文公的神梦。或许,司马迁是在努力为秦帝国的崛起寻找一个遥远的神话。没有神话的帝国,何以成就伟大的帝业?没有神话的帝王,何以服人?亦或许,这不一定是在美化秦文公,他也许真就梦见过黄蛇。
连太史公司马迁都把这个神梦写进《史记》,那我们就姑且信之。写进历史的故事,即便再传奇,也毕竟已成为历史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何况,《东周列国志》作为小说,也萧规曹随,以较为低调的方式,将其娓娓道来,生动却冷静,叫人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秦国祭祀白帝的行为是僭越之举。它没有资格干这种事,周天子才能干。《东周列国志》在其第四回说道,正因为秦国这么干了,鲁国也派人到周朝中央,申请效仿秦国。可周平王不许。此时已经是东周时期了,周天子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天子而已,鲁国可不管你中央朝廷答不答应,依然坚持学秦国,也开始祭祀天地,好不快活。“列国志”对此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为:“一从秦鲁开端僭,列国纷纷窃大权”。
诚哉斯言,春秋战国是一个很狂放的年代,秦文公可以梦见黄蛇,其他诸侯也能梦都不做,就达到做梦的效果。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听起来很凄凉,实则梦想与进取,才是那个时代各诸侯国的主旋律。
文/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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