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官文化批判

　　——专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刘永佶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刘永佶长期从事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研究，他认为三者是内在统一的，皆关乎人及其社会的内容。从经济、政治、文化内在统一的角度，他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历史并非如苏联教科书所说的“封建社会”，而是集权官僚制社会，其统治文化不是“封建主义文化”，而是官文化。他先后出版了多部书籍——《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1994）、《中国文化现代化》（1997）、《中国官文化批判》（2000）、《官文化批判》（2011），系统地论证了官文化这一概念及由它构成的文化体系。

　　刘永佶认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文化的变革，而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就是批判官文化。他并据此提出“重塑中国魂”的设想。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展了强力反腐行动，成效可谓彰著。但是，腐败的土壤和根源在于制度和文化，若不从制度和文化上进行革新，则反腐很难收治本之效。鉴此，《中国经济报告》记者近期围绕中国文化变革这一主题专访了刘永佶教授。

　　文化变革的意义

　　中国经济报告：你的《官文化批判》一书把“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作为副标题。在全社会都关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你却强调文化变革，意义何在？

　　刘永佶：强调文化变革，是与经济、政治变革统一的。人类进步与否，一个国家是先进还是落后，关键在于制度和文化。制度，说起来好像是外在于人的，是什么外力强加于人的。实际上，制度就是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关个人权利、利益的规定。经济、政治矛盾都要归结于制度。而文化，则是对人及其社会关系的意识，制度如果没有文化的认可，也是不存在、不起作用的。社会变革，就是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对个人权利、利益的规定，而变革的内容，就是要改变人对其权利、利益关系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变革与制度变革是同一社会变迁过程。而且文化变革要先于制度变革，引导制度变革。没有文化的变革，即便以强力改变了制度，也不会持久的。

　　中国现在正处于从农业文明时代的旧制度和文化向工业文明时代的制度和文化转变的过程。一些人只注重政治权力，只关注经济增长。他们也说经济、政治改革，但不注意文化的变革，甚至要巩固旧的文化，利用旧文化发展经济。这是矛盾的，不是真正的改革。这些年经济、政治上出现的问题，大多与此有关。GDP增加了一些，但官文化更为强化，势必引发政治腐败，进而破坏环境、致使人际关系紧张等等。社会变革的主体是人，人的权利、利益、关系的改变与人的文化的改变是同一的。文化变革的内容就是经济、政治变革。批判官文化，树立自由文化为现代中国人的主导文化，也就是重塑中国魂，是文化变革，也是经济、政治变革的首要任务。

　　官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中国经济报告：你在《官文化批判》一书中指出：“两千年来之中国文化，实不过一官文化而已。”那么，官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其本质特征有哪些？

　　刘永佶：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了与封建领主制不同的集权官僚制，其统治阶级绝不是“封建地主阶级”，而是官僚地主阶级。在长达两千余年的统治中，形成了与其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这就是官文化。官文化是历史的存在，它的形成、发展、昌盛、衰落，都是社会矛盾演化的历史所决定的。批判官文化时，必须明确文化的阶段性和阶级性，也只有这样，才能洞察官文化的本质及其形成、发展、昌盛、衰落的规律。也正是在官文化中，文化的阶段性和阶级性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官文化是笼罩中华大地两千余年的统治文化，它以集权官僚制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为基础，并作用于经济、政治矛盾，是集权官僚制的意识形态。官文化集中反映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意识，既是集权官僚制建立和延续的理论依据，又是官僚地主阶级行使其统治、“驯化”民众的思想工具。官文化是沉重、深厚而系统的文化体系，它不仅是古代中国的统治文化，而且充斥于现代社会生活和意识之中。

　　官文化是官僚地主阶级利益和意识的集中体现，是官僚地主阶级的阶级意识，它形成于从封建领主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时期。春秋、战国时的中、下层领主及儒、士等阶层，不断以自己为中心提出各种变革主张，其代表人物是儒家中的孔丘、孟轲、荀况和法家中的李悝、商鞅、韩非、李斯等。他们以学说和从政实践对封建领主制的否定，反映了初步形成中的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当秦汉一统，集权官僚制确立，官僚地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他们选择了儒家这种更适合其统治的学说，并将法、道诸家的思想纳入儒家道统，由此构成官文化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了官僚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两千多年的统治中，官僚地主阶级坚持儒家道统为其阶级意识的理论基础，不断地将自己增长、变化着的利益和意识充实于其中，从而造成儒家道统的演化。

　　官文化是如何生发和演变的

　　中国经济报告：官文化是如何产生和演变的？它的历史功能和影响是什么？

　　刘永佶：集权官僚制先形成于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秦也是因制度的先进而强盛并统一了天下。但秦王朝只存在了十几年就灭亡了，集权官僚制度的确立，大体应在西汉中期，以刘彻登上帝位并掌握大权为标志。这时的官僚地主阶级，不仅明确了其作为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原则，也明确了如何对待被统治的农民阶级。官文化也由此而成为官僚地主阶级的系统的阶级意识。

　　官文化早于集权官僚制几百年出现，虽然初级的官文化更多地是以学说的形式表现着，儒、道、法各家都是主张文化变革的，也都是官文化的发起者，但却成为社会变革过程的指导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法家思想比儒家思想的作用更为突出，它直接否定了封建领主制。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否定，凝结了社会的变革势力，并利用各诸侯国间激化的矛盾，争权夺利，掠城割地。

　　几百年的争战动乱，打破了封建领主制的利益均衡，突出并强化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和地位。而当秦统一诸国，确立集权官僚制时，法家学说也就当然成为指导原则。秦朝所实行的中央集权的郡县行政制，取代了周朝的封建领主制，这是一个重大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变旧时部落联盟中部落间松散的联系为集权官僚制所控制的密切的民族统一。这场变革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法家学说。后来，到汉武帝时，进一步完善并系统化的集权官僚制，则以儒家学说为主，并结合法家与道、术、兵诸家思想。也正因此，在汉朝四百多年的统治中，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与国家统一的民族——汉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儒家道统和官文化开始进入全盛期。

　　当我们将儒、法等家学说与秦汉以后的社会制度进行对比研究时，会发现：在基本点上，集权官僚制都是以儒、法等家学说为据的，但在更为具体的层次上，又并不是都依从儒、法学说，特别是在儒、法经典不可能论及的地方，都按官文化的原则进行了具体规定。这同时也是官文化与作为其基本理论的儒家道统（已纳法家思想于其中）的区别和联系所在。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当然要以儒家道统为理论依据，但更为丰富的内容，还是来自集权官僚制的建构及运行中。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儒家道统才具体化为官文化，而官文化也实实在在地成为集权官僚制建构和运行的原则。

　　官文化作为中国集权官僚制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与集权官僚制相生共长的。官文化的形成，大体以孔丘创立儒家学派为始点，到秦、汉统一。此阶段的官文化主要表现于儒、法及兵、道、术诸家的思想中，后期则在法家主政的国度，特别是秦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有所体现，秦统一天下，亦可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官文化得以推广的结果和必要条件。

　　从时间上说，孔丘是提出官文化的第一人，他的“仁学”，代表着儒、士和中下层领主的利益，以“天命论”为哲学前提，以“中庸之道”为方法论，以变革社会制度——对周礼的“损益”为宗旨，以“仁”为核心范畴，并提出“名”、“义”、“孝”、“忠”、“恕”等一系列主干范畴，构成儒家道统的基本体系，而这也就是形成阶段的官文化的基本框架。后经孟轲从“仁政”上的充实，荀况从“隆礼”、“重法”两方面的发展，使儒家道统的体系得以成熟，奠定了集权官僚制建立以后儒家道统在官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在两千多年的统治中，官僚地主阶级坚持儒家道统为其阶级意识的理论基础，不断地将自己增长、变化着的利益和意识充实于其中，从而形成儒家道统的演化。

　　官文化的历史功能主要是维护官僚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一是保住其政治统治权，二是从总体上保住本阶级对土地的所有权，三是巩固和扩大个体官僚对土地的占有权。这三者是统一的，而其核心，就在于维护集权官僚制。官文化则是官僚地主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直接表现，其实质，就是一方面维护和保证官僚统治这个大系统，另一方面又依靠这个大系统，侵吞社会和民众，捞取个人私利。

　　官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统，是其两千多年来演化的余波，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继形成、确立、保持、全盛、衰落这五个阶段之后的又一阶段。官文化的传统构成中国现代文化矛盾的重要方面。这种“传统”残存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集权官僚制及其行政集权体制依然存在；第二，官僚地主阶级及其转化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存在；第三，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的存在；第四，新的足以否定官文化的劳动社会主义自由文化体系还不够成熟，在中国文化矛盾中的主导地位也不稳定，不能有效地抑制官文化的滋生与影响，对官文化的批判尚不深入、准确和系统。

　　儒家道统及其范畴体系

　　中国经济报告：作为官文化源头和载体的儒家道统又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请阐释一下其范畴体系。

　　刘永佶：官文化的基本理论是儒家道统，然而，在两千多年“独尊儒术”的中国却没有一个儒学大师对儒家道统做过学理性体系规定。我按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依从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对儒家道统的形成演化和其体系，做了初次的学理性探讨。

　　诸子百家中，除兵、术、农、医、阴阳等明显具有实用性的派别之外，真正在社会思想上有所建树，且能成一系统者，主要就是儒、墨、道、法等几家。它们从总的趋势上说，都是要求社会变革的，但由于具体的阶级、阶层利益的差异，而在争鸣中互相辩驳，并在历史的进程中被选择。其中，墨家是不可能得到诸侯认可的，所以它很快就衰落下去，其逻辑方法等，则为别家所接受。但墨家思想作为劳动群众利益的概括，又作为儒家道统的对立面而对儒家形成长期制约，儒家学者不能不考虑其统治对象的利益。这在孟、荀及以后儒家那里都有体现。到秦统一天下时，在思想界有重大影响的，也就是儒、法、道三家。

　　儒家道统作为一个系统的学说体系，它的创始者和继承者，在其思想中，都要围绕核心范畴，规定若干主干范畴，它们是对核心范畴的展开，也是对实际矛盾的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规定。正是在这些主干范畴的规定和联系中，儒家道统所代表的主体官僚地主阶级的阶级意识得以集中论证，其对象的矛盾得以总体概括，形成了与总体矛盾相对应的“概念之网”，而主干范畴，就是由核心范畴这个“纲”所展开的“网上纽结”，由它们编织的“目”，展示着对象的具体矛盾，构成系统的范畴体系。

　　通过对儒家道统形成和演化的历史考察，我发现它历经两大阶段：孔丘到宋朝之前，为第一阶段，其范畴体系的核心是“仁”，宋朝朱熹则以“理”作为新的核心范畴。前者为“仁学”体系，后者为“理学”体系。

　　儒家道统作为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官文化的基本理论，是有深厚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哲学观念的。“天命论”亦可称为“天命主义”，它的出现是封建领主制向集权官僚制转变的要求。儒家道统演进到朱熹的理学阶段，“天命论”更上一个层面，“理”与“天”的统一，不仅使“天命”更具意志性和绝对性，而且有了“理”的内容。“天命论”作为哲学观念的先进性，是儒家道统与官文化先进发达的哲学根据，由此而生出的“中庸之道”，作为儒家道统的方法论原则，使其范畴体系得以形成和系统化。

　　“天命论”这个哲学观念，贯注于儒家道统各个阶段的核心范畴和主体范畴之中。而为了将“天命论”贯彻于儒家道统的范畴体系，就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在孔丘那里，作为他带有变革性学说的方法论，是有一定的辩证因素的。因此，孔丘所创立的儒家道统，才得以在从封建领主制向集权官僚制的变革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确立集权官僚制度和社会结构时，这种“中和”的方法论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庸之道”在孟轲、荀况那里，还是得到坚持的，他们关于“仁政”、“礼法”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中和”之意。

　　一种思想体系，在其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并主张社会变革的时候，其方法论原则总要有辩证的因素。而当其主张的变革实现，并建立了相应的社会制度，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以后，这既得的利益又会促使该阶级对原来主张变革的思想体系进行修正，同时也要剔除、扭曲其辩证方法。当汉武帝刘彻听从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以后，董氏及后来的经学家们，就努力做这项工作。他们已经意识到，孔丘的学说和方法，须经修正才可成为集权官僚制的理论基础。为此，就在“道”上做文章，先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进而规定“三纲五常”。这种“不变”和“常”的方法，是对“中庸”的初步修正，而将儒学“经”化，则是教条化的开始。

　　对“中庸之道”的大修正，即消除其中辩证法成分，使之从社会变革的方法论变成保守、专制的方法论，是在宋朝理学家那里完成的。其基础，是唐宋的“大一统”，而其思想先导，则是唐韩愈和李翱“复兴圣道”与“复性”，尤其是李翱，在“复性”时推崇《中庸》。宋司马光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进一步从对“中庸之道”的修正中寻找其理论根据，从而使“中庸之道”有了一番新的解释。二程、朱熹把孔丘论证社会变革的方法论演变为维护社会现状的方法论。这样，也就使儒家道统变成了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官僚地主阶级反对社会进步的工具。儒家道统的系统性与集权官僚制的系统性是统一的，儒家道统的范畴体系也与集权官僚制体系互为表里。虽然儒家道统在古代人类思想史上理论层次是最高的，但其求“实”重“用”的特点，又造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这是儒家道统的内在缺陷。特别是科举制和“八股文”所导致的教条化，使急功近利学风泛滥，几乎全部儒家弟子，都将科举做官作为目的，因而不可能深入探讨学理。即令那些“大儒”们，也要适应这种学风，服务于科举制。其本人，也都是官。汉以后，几乎没有一个非官的儒家思想家。这样，儒家道统就在越来越教条化和官化的过程中没落，那些曾有志于使之“更新”的设想，也都淹没于浓重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泥潭中。

　　官文化与儒法之辨

　　中国经济报告：虽然，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长期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很多历史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本质其实是“儒表法里”，“以德治国”为其表，“以法（中国法家之法，非现代‘法治’之意）治国”才是其本。官文化、儒学、法家学说这三者间的实质性关系究竟是什么？

　　刘永佶：历史地看，法家晚于儒家，儒家与法家二者的统一关系缘起于荀况援法入儒，他将法家思想纳入儒家体系，以“法”佐“礼”，从而为儒学与实际政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拓展了儒学的社会功能，促进了儒家道统的形成和发展，为后来的“独尊儒术”确立了逻辑与历史前提。

　　荀况的基本观点，依然是弘扬孔丘的“礼制”，但力图改变孔丘“述而不作”的“迂阔”形象，着重探讨儒学与实际社会变革的统一性。他认为，但凡有助于“礼制”的思想和主张，都应当吸收进儒学体系。他不仅吸收道、术诸家方法，更注意吸收法家的有关思想。“重法”使儒家学说中的“礼”与“仁”有了与实际政治相统一的中介，在儒家道统的演化中是相当关键的一环。孔丘和孟轲及追随他们的儒家弟子，之所以显得“迂阔”，不能为当政者所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使抽象的“仁”和“礼”与实际政治统一起来。荀况的“重法”弥补了这一缺陷，而他以“隆礼”为“重法”之纲纪，恰又使原来法家单纯的以刑法治国的思路得以升华，秦、汉统一后，逐步从法家路线走向儒家路线，与此密切相关。所谓“德刑相配”，为集权官僚制度提供了完满的统治手段，自此，历来统治者也就一手抓“隆礼”，一手抓“重法”，相得益彰。至于那些“醇儒”对荀况的非难，以至将他排斥于孔庙之外的做法，只不过是对“儒表法里”说法的搪塞，并以此突出儒家“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罢了。实际上，自荀况以后，“法”在两千多年的儒家道统和官文化中，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批儒评法”运动中，曾将儒家与法家的矛盾说成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要矛盾，这是相当片面且浅薄的。所谓“儒法斗争”，实则只存在于战国时期很短的时间内。孔丘在世时，法家尚未出现；待孔丘死后，法家才大兴其时，成为儒家的有力竞争者。而此时的儒家弟子，又太少创造精神，固守先师教条不放。孟轲这位新秀，只是进一步阐发“仁政”，也未能正确对待法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说就要步入死胡同了。荀况的出现，可以说是将儒学引入一条生路，从而将孔丘道统在新的条件下承继发扬。儒、法两家在当时都是主张变革的，儒家侧重于基础理论“道”层次的探讨，法家则注重“法”、“术”层次，两家只有差异，没有根本性对立。如果说战国时思想界的主要矛盾，应是固守封建主义的统治意识与以法家儒家为代表的变革意识的矛盾。荀况之所以能从儒家角度吸纳法家，从而使儒家道统得以更新、拓展并培养出韩非、李斯这些法家阵营的领军人物，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儒法两家在变革问题上的一致。

　　秦以法家统一天下，并按法家学说建立制度，结果仅十几年就灭亡；汉初曾以道家（黄老）学说为指导，也不能巩固其统治。中国之所以实行集权官僚制，是历史矛盾的必然，而集权官僚制以儒家道统为指导思想，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官文化在中国统治地位的确立，以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秦一统天下后，经百余年的动荡和曲折，到汉武帝时，集权官僚制得以巩固，其优越性也日益显现。但旧的封建势力，特别是汉初刘邦对诸子的分封所引发的诸国与中央集权的矛盾日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成熟并强大的官僚地主阶级，不仅要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经济、政治统治，还要从文化上来团结本阶级，进而全面控制民众的意识。为此，以刘彻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势力，经过严肃而认真地检验和选择，确定儒家学说为自己统治的理论基础，不仅以其“礼制”的观念来完善制度，更要以其“三纲五常”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初期的儒家学说是不足以全面承担这一历史任务的，必须对其进行充实和修正。由此而产生了汉代的经学，其作用：一是确立儒家在文化中的基干和正统地位，二是对儒家所奉经典进行整理，三是批判、改造、吸纳诸子学说中可以为集权官僚制所用的成分，用以充实儒家道统，四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儒家道统，使之政治化和世俗化。简言之，儒家道统是官文化的基本理论，它具体化于官文化，并通过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来控制被统治者的意识。

　　试解“韦伯疑问”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曾经孕育过资本主义胚胎的中国？这是著名的“韦伯疑问”。与此异曲同工的“李约瑟之谜”称，为什么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在古代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但从近代以后不再领先于世界？请问，为何一度领先世界上千年的中国文化道统，却表现出其内在的保守和落后性？官文化对中国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制约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永佶：资本主义文化是比官文化先进的文化形态。西方国家也是以资本主义为基本理念和指导，批判其封建文化和初级官文化（专制主义），并由此展开社会变革，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工业生产方式，促进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正是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先进，本来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一跃成为领先于世界的发达地区，英、法、德、西、意等列强，依恃工业技术，向全世界扩张、殖民。而曾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由移民及其后裔展开的独立斗争，又使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摆脱了其宗主国封建和专制传统的束缚，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来。正是由于这种“新”，使得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进而在与苏联对峙中以“冷战”击败对手。到20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唯一霸主，以金融、经济、军事各种手段控制全世界，推行资本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性在于，它从自然的物质性来规定人的权利和地位，从而消除了上帝主义的各种迷信对人的行为的控制。

　　中国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中，农民是主要的生产者，他们在拥有占有权或租佃权（即使用权或用益物权）的小块土地上耕作，以“家”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除向国家交税和向地主交租（佃农）之外，所余产品归自己消费。农民比领主制下的农奴有了更多的人身权利和相对自由，只要其勤俭持家，就可以维持相对好一些的生活，素质技能和生产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从而有利于生产力和全部文明的发展。这种土地制度，是秦汉以后的基本经济制度，通行两千余年，虽然中间也有一些变化，如魏晋时大门阀地主在自己占有的土地上将农民农奴化等，但总体上看，它是中国集权官僚制的经济基础。与这种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存在的，就是对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相对宽容的制度。国家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又允许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作为小农经济的补充，但要限制其规模和经营范围，从而阻抑了其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那里，官文化不仅是社会的统治意识，还是统治社会的方式之一。文化本身就具有能动性和可操作性，官文化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像欧洲中世纪那种“政教合一”制度，将基督教文化直接以政治形式贯彻于社会，但官文化作为集权官僚制的意识形态，又全方位地体现于政治、经济制度中，并以教育、舆论以至艺术等方式，制约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存在、意识和行为。

　　可以说，中国集权官僚制社会中的几乎所有个体人，都被笼罩于官文化的氛围中，其思维和行为，都受到官文化的制约。官和作为其后备军的“士”，是官文化的主要载体，他们的价值观和思想，是官文化的具体表现，他们以其思想和言行，影响整个社会。而被统治的民众，特别是农民，在集权官僚制下尚未形成自己与儒家道统相对抗并能取而代之的思想体系，这样，他们的社会意识就只能停留在初级阶段，其主要表现就是小农意识。小农意识是认可、屈从官文化的被统治者的意识。农民虽反对贪官、坏官，但不反对集权官僚制，对于官文化，他们往往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加以理解和接受，虽然不能做官统治他人，但却可以适应官文化的制约，接受统治。两千多年官文化对中国人的制约，是该时期中国集权官僚制社会的特殊性之一。这种制约，通过制度、体制、法律、政策等政治方式，并以舆论等贯彻于每一个人，也贯彻于全部的社会生活。中国古代社会的先进、保守与没落都与此密切相关。

　　曾经使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在其延续过程逐步趋于保守，进而成为阻抑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没有受到实行先进文化和制度的国家挑战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虽然被阻滞，但依然能维持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的统治，并能包容和吸纳实行封建文化和封建领主制的部落联盟，以及实行奴隶主文化和奴隶制的氏族、部落，即使某部落联盟以武力入主中原，也会部分或全面采用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

　　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清朝中期，当满洲贵族因采用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而巩固统治，并达到被今天的GDP主义者所称赞的“盛世”时，欧洲已经展开了资本主义文化主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开始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比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它促成了这些国族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也使较中国落后的欧洲几个大国在综合国力上超过依然保守的中国。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和扩张性，驱使欧洲大国及美国、日本等对全世界进行侵掠和霸占。中国也未能逃过此劫。

　　中国文化变革的实质和方向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文化将来的走向如何？应该用何种文化取代官文化？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化？

　　刘永佶：解决中国文化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文化变革，确立并加强社会主义自由文化的主导地位，批判和克服官文化。官文化的核心是官主，由官主宰民出发，控制民的思想、言论、行为。官主的对立面是民主，民主是否定官主的必然选择，也只有民主才能否定官主。

　　中国文化变革的实质，就是确立劳动社会主义自由文化，批判和消除官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变革是统一的。中国社会变革就是要建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民主劳动制，克服并消灭延续两千余年的集权官僚制。社会主义自由文化是民主劳动制的主导文化，是劳动者利益和要求的体现，是新的中国魂。在今天，官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变革和文明发展的主要文化障碍，必须在确立社会主义自由文化的过程中，予以批判和消除，这是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劳动者从人的本质的发展来发展文明，这就是自由。也只有这样，才有真正意义上文明的发展。

　　劳动社会主义的自由文化，作为现代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是唯一能与官文化相对立，并动员广大劳动群众起来批判官文化的文化形态。以社会主义自由文化主导展开变革运动，变官文化存在和作用的社会根据—集权官僚制—为民主制，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改造行政集权体制，是中国文化变革和制度变革的内容。

　　以社会主义民主的权威克服官文化，是与确立、弘扬社会主义自由文化相统一的全方位的过程。理论上的批判与克服，只是一个层次，更要将理论的批判具体化于制度和体制的改革中，不断克服其中官文化的存留，从根本上杜绝其发挥作用的条件。这里的关键，依然是强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权威，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和义务感，公民可行使民主权力，制约、监督公共权力行使机构及其负责人和公职人员。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体制取代行政集权体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最深入、实在的克服官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弘扬社会主义自由文化，增强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

　　弘扬社会主义自由文化，克服官文化是一个全民性的文化大变革，只有全体民众主动参与、长期坚持，才能充分展开，并贯彻落实于制度和体制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场文化变革，将造就全新的中国人、全新的中国，引领中国在民主权威的主导下再度领先于世界。

　　附：刘永佶简历

　　生于1951年11月。1968年底-1974年9月，河北省抚宁县牛头崖公社刘家马坊插队知青；1974年9月-1977年7月，河北大学经济系学习；1977年-2000年，河北大学经济系任教；2000年-2012年12月，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著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劳动主义》《民主中国法制经济》《官文化批判》《民主新论》《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等20多种专著。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崔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