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这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自2014年3月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南北遥相呼应，构成了中国未来数年最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
从中央顶层设计而言，长江经济带具有打通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板块的重要意义。长三角、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国家级重大战略实施已有时日，有的发展面临资源承载力的严重瓶颈，有的并未实现预期的较佳的经济发展目标。深层原因在于区域战略的碎片化布局，即各地举全省市之力率先促进发展了一批区域性中心城市，然后试图借助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不足，也未充分考虑到中国东中西部的纵深程度问题。因此，国家从顶层设计角度，吸取发达国家区域发展的先进经验，基于东中西战略大纵深一体化发展设想，摒弃碎片化发展观念，构建了大区域一体化“T”型战略的重要一横。
从沿海起步先行，溯内河向纵深腹地梯度发展，是国际上较为成熟的通行做法。纵观中国各内河经济流域，长江流域是功能最全、集聚辐射力与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长江经济带几经论证最终纳入了上游的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中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以及下游的江苏、浙江和上海等11个省市，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
长江经济带的战略设想是以东部带动中西部发展，以干流带动支流发展，建成中国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如此看来，长江经济带战略将在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沿江区域城镇化水平提高和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强对内对外开放和促进长江沿线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重大战略作用。
因此，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质是摒弃碎片化，坚持一体化协同创新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加强整个区域在交通基础设施、产业优化升级、新型城镇化、开放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促进产业和区域双层面的良性发展。
然而，要实现协同发展和良性循环，谈何容易？我们以生态补偿与跨区域环境污染防治为例，来看看其中的困境。生态补偿与跨区域环境污染防治往往存在利益、权利与义务边界模糊，补偿对象与标准难以衡量，行政权力条块分割等困难，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在生态环保事件中相互推诿、不作为，尤以跨省域的生态补偿与环境防治表现明显。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11个省市，生态补偿与跨区域环境污染防治将是建设长江经济带绿色走廊的重点与难点。当前，国家、省关于生态补偿的基本方法主要是采取纵向补贴的方式，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岷江流域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等，但仍然难以有效协调各方利益。
再以长江上游的两大支流岷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为例。岷江流域生态补偿是四川省境内长江生态补偿的主要机制，其主要方式是由四川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对每个断面水质情况进行监测，如果出境水质超标程度大于入境水质，将扣罚当地政府的资金用于补偿下游治污。该补偿机制虽促使上下游政府加大了对流域治理的力度，但并没有对治理效果良好的地区进行奖励性补偿，并且不同流域的自然社会条件不同，流域上下游之间在补偿标准及其制定依据等方面存在异议。
而另一条支流金沙江流域穿越云贵川三省，作为长江上游水系也直接关系到长江环境生态治理，流经云贵的金沙江沿岸城市尚未进入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相关流域生态补偿尚未形成跨越省域的有效的纵向补贴的方式。长江经济带横跨11个省市，我们可以想象，在推动过程中，交通道路、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污染治理等多个维度的困境，将与各地方政府争抢红利的行动相伴随。
文/唐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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