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收入分配,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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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7-22 15:06
对于收入分配的调整问题,早在今年“两会”召开前,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研究国家发改委的报告,并提出采取四项措施来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包括,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如提高农产品价格、政府对农民补贴、城镇化等);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如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及各种救助制度来减轻低收入者在养老、住房和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负担):稳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加强个人收入调节,而且最近中央政府也对此做出了新的规划与决议。通过这些政策规划与决议,不仅看到了政府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决心,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但是,对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们应该如何来看,为什么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会出现不合理:为什么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会越来越大,其问题与根源在哪:中国收入分配调整或改革应该从何入手:企业高管的高薪问题是源于制度缺陷,还是由于政府监管不够:是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还是要从根本上来改革目前不合理的企业权力结构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及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二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农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三是企业收入越来越向企业管理层集中。根据公开的资料,有些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工资总额占整个企业工资50%以上,即这些公司成了少数公司管理层获利的工具。收入分配主要是向资本、企业、企业管理层倾斜。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及谈判能力弱,在于国有经济主导,在于企业管理层绝对权力,在于产业结构转型、垄断程度加深及间接税负上升等。
重大制度安排不合理
其实,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合理,最大的问题源于许多重大制度安排不合理。比如说:目前收入水平最低的农民,他们被户藉制度隔离在整个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之外,甚至于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农民大量的土地资源被卷入城市、卷入少数人手中。还有,教育体制行政化造成了教育不公平、不合理及腐败,从而剥夺了绝大多数农民及城市中低收入者正常的受教育机会,造成了这些阶层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当前,在垄断企业权力结构仍处于无约束的条件下,企业管理层就能够以制度化的方式把企业赢利个人化。可以说,这些重大的制度问题不解决,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及对他们的简单救助增加其收入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劳动力收入是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于多数人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当劳动力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当教育机会及迁移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时,这不仅会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消费支付能力减小,而且会导致中低收入的居民越来越多,他们相对收入水平也越来越低。
要素市场发展滞后
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还表现在国内要素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上。不少要素财富的分配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而是通过权力方式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有的、全民的资源,成了少数垄断企业获利的工具。比如矿产资源、行业资源、金融资源等都是如此。这样必然造成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权力关系大小有关,而不是与劳动创造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使得与权力较远的中低收入群体财富越来越少、收入分配比重越来越低,而且导致整个社会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2009年的500人财富排名榜的另一种“标题”就是“人人都是‘土财’主”,即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上榜者有88位,其财富总额达到6491亿元,这些“土”财主的财富在一年内暴增一倍。而且以非房地产为主业的上榜者中,约50%已经涉足房地产领域。如果从不同的持有物业与土地的角度上来看,500人财富排名榜单主,几乎人人都是“土”财主。还有,不仅财富榜单排名第一是做房地产,而且今年财富增长超过百亿的富人中,以房地产为业的有9人:财富增长额最多的10位富人中,就有4人的主业是房地产。这些“土”财主已经把触角伸向全国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及国内房地产市场每一个角落。那么,为什么房地产业能够获得暴利,为什么房地产的财富能够在短期内向极少数人集聚?问题就在于房地产暴利往往与政府权力远近有关。政府的权力决定了房地产暴利的高低。因此,调整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就得从根本上来改革当前政府对要素市场的过度干预与占有,改革要素市场的运作方式,改变权力对资源控制等。如果不从这里入手,要解决当前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是不现实的。
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源过度千预与管制
再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对整个社会资源的过度干预与管制,或许多制度规则的不合理,从而使得不少政府的政策促成了财富的转移和分配机制的不合理。比如,当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是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居民,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缴纳的比重却不大。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些中低收入民众是免征个人所得税或少交的。还有,财产所得税征收的情况更是如此。比如,个人一点收入要交所得税,但住房作为居民中最大的财产却不交财产税。而且征缴住房财产税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到了国内则讨论纷纷。我很早就撰文指出,如果不推出公平公正的物业税,不仅会导致国内房地产市场泡沫四起,严重伤害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而且会让整个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合理。
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
我国有许多隐性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比如说,政府对利率严格管制,特别是把存款利率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上,其实这就是对存款人利益的一种财富转移。通过政府对利率的管制,把债权人的利益转移到债务人手上。因为,绝大多数居民所组成的债权人是十分分散的,在整个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小,因此,他们的利益容易受到忽视。而这种财富转移不仅使得债务人的融资成本降低,更为重要的是会让债务人滥用资金及投资高风险的项目,增加银行体系的风险,而且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及弱化居民的消费能力。还有,就是虚高的房价,同样是一种严重的财富转移机制,通过高房价把许多居民多年积累的财富都掠夺到一套小小的住房上。同时,当前企业高管高薪问题,并非是政府的监管问题,也不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的问题。在这种无管制与无约束的权力结构下,企业高级管理层很容易就能把社会财富归为少数个人所有。
可见,绝大多数居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过低,或社会财富严重的分配不公,不仅使得居民消费支付能力不足并使我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出口和投资,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结构也可能出现畸形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对国内的一些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就得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就得弱化权力对要素市场的分配关系,就得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过度干预,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机率等。如果不从这些方面入手,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绝大多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对比重会越来越少,收入分配差距会越来越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财富向少数人转移或聚集。
因此,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关系需要进行系列的重大制度改革,通过立法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这也是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大制度改革才是调整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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