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物价飞涨 高级公务员感叹“营养不充分”

　　抗战期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时之间，举国皆为飞涨之物价所困扰。早在1940年，铨叙部次长王子壮便在日记中感叹，作为“国家之菁英”的知识分子，纷纷陷入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竟不得充分之营养”。川军士兵杨根有写给父亲的信中，则表示“每月薪饷只能够伙食”，因没有余钱可以寄给家里而深感愧疚。

　　抗战八年后方物价翻了1800倍

　　众所周知，中国在抗战期间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究其原因，1944年孔祥熙在给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备忘录中，有所解释：“中国物价上涨之主要原因，系因抗战已七载，军需浩繁，物资日渐缺乏，供应未能适应，加以国际路线阻断，运输困难，国内经济情况，益形艰困。”

　　孔氏之言乃是实情。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中、华南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就相继沦陷，中国损失了绝大部分工业，以及半数以上的农业。至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中国几乎丧失了所有对外交通通道。1944年的进口量比1941年降低78%，仅为1937年中国总进口量的6%。供需失衡，必然导致物价上涨。

　　与此同时，市面上流通的法币急剧增加。七七事变前的1937年6月法币发行总额为14亿元，至1939年4月翻了一番，达28亿元，1941年底增至151亿元，1944年底为1894亿元，到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是5569亿元。八年间，法币数量增加了400倍。在这种情况下，大后方物价水平持续走高。如将1937年上半年大后方的物价指数定为100的话，1939年为213，1941年为1294，1945年则是184455。这意味着，八年来后方物价翻了1800多倍。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桂林熟盐在1937年时为0.117元/市斤，1939年涨至0.369元/市斤，约增长了3.15倍。1944年已是32.659元/市斤，相当于1937年的279.14倍。

　　知识阶层“食平价米”

　　1943年2月20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用餐，九人四菜，严重不够吃。徐触景生情，当天在日记中不无感慨地写道：“物价骤增。限价前猪肉十六元一斤，限价为十四元，结果未出三五日即涨至二十余元，有时二十五元也买不到，其他似之。而布与糖很难买到，现在除米、面较战前为八十倍左右，（如战前面三、四元一袋，今则二百五六十元，尚系黑面）其余百倍至几百倍（现在鸡蛋三元左右一枚）。”

　　徐永昌所谓的八十倍、百倍、几百倍，乃是对抗战中后期大后方通货膨胀的真实描述。这种通胀，对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影响最大。连铨叙部次长王子壮这样级别的公务员，也早在1940年就开始哀叹吃不上肉，青菜也快吃不起了。王在日记中特别对比了自己和“商人之妇”的不同处境：

　　“日前在民众防空洞得见一小商人之妇，一人而购二十元之猪肉排骨之类，煮于会饭之中，米饭殊少，但肉食耳。再看知识阶级公务员及教育界，以收入日绌，面有菜色，是国家之菁英，竟不得充分之营养，食平价米既多粗劣，青菜已达一二元一斤，遑论肉食。即青菜亦将无法购取足用也。余上月收入一千一百元，支出一千六百元，不敷达五百元，因余负担全家十三人之饮食，此盖最低数。”

　　昆明偶尔还有晚间宵夜

　　除商人外，工人是重庆受通胀影响最小的群体，但他们的生活也相当困顿。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在重庆调查了240户工人家庭。结果显示：这些家庭平均每户3.6人，食物支出占到家庭总支出的74%，平均每户每月食用大米6.9市斗（约110-130斤左右），另有少量红薯为辅。蔬菜消费，以白菜、萝卜为最多，平均每月各消费12斤左右，其余如魔芋、莴苣、青菜、南瓜、榨菜等，每月消费也在2-4斤左右。但肉类消费极少，平均每户每月仅消费猪肉2斤左右，蛋类平均每月消费不足3枚，牛肉、鱼肉等则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距离前线较远、且非政治中心的昆明，民众的生活状况要好一些。1940年，昆明的“普通户”，大多一日两餐，偶而还能有晚间宵夜。这些“普通户”多是五口之家，平均每月食用大米15升（约240-270斤左右），猪肉7.5斤，蚕豆60斤，莴笋60支，豆腐150块，猪油、香油、酱油各7.5斤。其中，蚕豆、莴苣等，随季节不同而由其他菜蔬替换。

　　1944年过半国军士兵营养不良

　　抗战中后期，士兵的饮食水准，更跌至令人发指的地步。据统计，二战期间，不论质，单论量，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天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这还只是文字层面的标准，并非实际获得。1940年后，国军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

　　近日，安徽省青阳县档案馆征集到了11封战地家书，从书信的内容来看，这些书信的主人应该属于在安徽抗战的川军将士。一名叫杨根有的士兵，在信中提到了他在部队中遇到的一个麻烦：物价飞涨，导致他的薪饷只够吃饭：“目前前方米粮一元只买食米二斤半，盐可买十二两，每月薪饷只能够伙食，因此并无余钱，日后如有余钱，一并寄出。敬祝玉体健康。男：杨根有。”其孝心可感，当时士兵生活之窘迫更让人唏嘘不已。（综合）

　　延伸阅读

　　“抗日爱国菜”

　　抗战期间，国内曾出现一些“抗日爱国菜”，以表达对日人入侵中国的愤慨。在一本民国手写老菜谱中，还记载着23道据说是来自广东的素菜，皆属上述“抗日爱国菜”一类。菜名依次为焦土抗战、五族共和、努力捐输、生产粮食、齐赴国难、炸平东京、誓保疆土、发动壮丁、重视国难、同挽黄种、征剿倭奴、完全胜利、誓雪国耻、偿还旧债、丹心报国、精诚团结、保卫广东、枪口对外、游击战术、直捣黄龙、打倒汉奸、最后胜利等。

　　其中，“炸平东京”是一道榨菜冬瓜汤，“誓雪国耻”则是雪梨煲萝卜，这些菜名里弥漫着怒火的佳肴，却都是素菜。当时，重庆菜馆也有一道锅巴菜名为“轰炸东京”，梁实秋先生也吃过此菜，他在文章中写道：“有人说这个菜名很无聊，取快一时，形同儿戏。也有人说，抗战时期一切都该与抗战有关，与抗战无关的东西也要加上与抗战有关的名义。”梁先生虽未直接表明看法，但其口吻则似以为这一菜名不过泄一时之愤而已，虽在战中，终不应一任仇恨情绪主宰自己。（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