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广东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分析

  • 来源:广东经济
  • 关键字:广东经济,转型,产业布局
  • 发布时间:2015-08-07 07:03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面临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等新变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经济新常态下,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全球经济进入了结构深度调整期,贸易规则、生产方式、产业布局、国际分工、货币体系等领域酝酿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阶段,正经历速度换档、结构调整、动力转换、开放格局重塑等变化。广东必须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新变化,从国际分工格局调整、产业转移再调整和国际贸易规则变化中寻找发展的良机良策,抢占新一轮发展先机,为我国稳增长、调结构发挥“两大支撑”作用。

  一、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世界经济结构正在深度调整,贸易、产业、投资等方面均面临重大变革,发展形势复杂多变。

  (一)世界经济总体增长缓慢,各经济体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分化。全球经济逐渐走向复苏,但主要经济体都在经历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仍在寻找增长新动力,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IMF已将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5%以下。

  各经济体复苏走势和政策取向分化加大。美国去年GDP增长2.4%,失业率降至5.6%;今年一季度居民收入增长6.2%,消费增长1.9%,复苏趋强,即将进入加息周期。欧元区去年增长0.9%,于今年年初实施了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政策,但复苏前景依然暗淡艰难;日本去年GDP实际增长为0,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今年货币贬值,增长继续走低。丹麦、瑞士、加拿大等20多国央行陆续降息,全球降息潮令我国货币政策可选择余地大大减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大。据IMF预测,2015-2020年新兴经济体的平均增速将下滑至5.2%,发展中国家约增长1.6%。虽然新兴经济体崛起趋势不可逆转,但不少国家面临产能过剩、资本外流、债务危机、中等收入陷阱等多重压力,其中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受油价下跌拖累或将陷入经济危机。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企业、资本“走进去”的需求将加大,广东将迎来扩大对外合作的新机遇。

  (二)国际金融市场脆弱性加剧,大宗商品价格逆转走低。各经济体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将导致全球风险情绪上扬,资金或将频繁在经济体中“大进大出”。若美国加息,国际资本将从新兴经济体大量回流美国,金融体系较脆弱的国家将承受重压。据美国新兴市场基金研究公司统计,受美国加息预期影响,去年新兴市场基金资金流出规模达230亿美元。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压力进一步加大,但资本加速撤离新兴经济体将扩大我国资本、技术、商品“走出去”的空间。受部分大宗商品供过于求和美元走强影响,黄金、原油、铜等大宗商品价格接连下跌,持续10多年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周期逆转,最大跌幅达50%以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为广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重要资源商品储备和全球优质资源兼并重组提供了良机。

  (三)国际贸易秩序重构,FTA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国际贸易格局调整步伐加快,不断呈现新特点。一是区域合作成为新趋势。金融危机后多哈贸易谈判停滞不前,WTO开始被边缘化。为扩大外对贸易,多数经济体转向更自主的FTA(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FTA大量涌现。据WTO统计,截至2014年,各类FTA已达583个。二是谈判规则更加复杂。贸易谈判焦点从以往的商品贸易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至服务贸易、资本流动、政治体制等WTO较少涉及的领域。三是贸易秩序竞争更趋激烈。主要经济体致力建立高标准FTA抢占贸易谈判的制高点,如美国力图推行“两洋”战略,以建立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将自身标准拓展为全球标准。新兴经济体通过建设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争取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四是贸易门槛整体提高。以FTA为主的国际贸易新格局逐渐形成,FTA的排他性将令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困境。据IMF预测,2015年全球贸易规模将增长4%,但在新规则下贸易竞争更趋激烈,各国围绕市场、安全、气候等标准与规则的博弈将更加频繁,广东作为外贸大省,出口将受到较大冲击。

  (四)全球制造业重新布局,国际分工格局深刻调整。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正面临大调整、大变革。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呼之欲出。美欧等国“再工业化”步伐加快,一些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显。如美国页岩油气技术革命大幅增加天然气供给,深刻改变了全球能源市场;新合金、石墨烯等新材料纷纷问世,将催生一批新兴产业。德国大力推行“工业4.0”,旨在利用工业革命形成新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二是国际分工格局面临改变。第三次科技革命与再工业化相结合将深刻改变全球产业的形态、结构、分工等,再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与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或将重新定位。三是全球产业转移将再次调整。部分制造业将回流至发达国家,较低端的制造业将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移至要素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等地。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2014年欧盟FDI(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13%;东南亚地区FDI流入量再创新高,流入缅甸、菲律宾、印度的FDI流入量分别增长100%、66%、26%,而中国FDI流入量增速回落至3%。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崛起加快,广东制造业将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国内其他地区“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部分加工贸易地区或将遭遇产业空心化问题,制造业转型升级形势严峻。

  (五)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加快,货币互换网络等未来货币制度雏形初现。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区域化趋势加强。从货币看,虽然美元主导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撼动,但储备货币逐渐多元化,人民币将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从货币制度看,以美元为中心的本位货币制度将向多元化的区域货币制度演变。为缓解流动性短缺,经济体频繁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如美欧6大央行联合建立以美联储为中心的货币互换网络、中日韩与东盟签署2400亿美元的清迈货币互换协议等。货币互换等区域货币制度安排或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形式。从货币金融机构看,新兴经济体联手设立区域货币基金组织,力图打破美欧对国际金融秩序制定权的垄断。如金砖国家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这将为广东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提供新机遇。

  二、我国内外经济均衡发展的现代市场格局加快形成,新一轮改革开放激活发展活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面临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等新变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一)增速换挡不减势,发展量增质更优。去年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63.6万亿元,增长7.4%,今年一季度增长速度回归至7%的中高速。虽然增速降下来,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将持续提升。从经济效益看,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3.9%。企业规模加快提升,中国企业占世界500强总量比重达20%,未来航母级龙头企业数量有望进一步增加。从产业结构看,调整优化步伐加快。产业结构连续两年保持“三、二、一”排序,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发展迅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区域发展看,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持续优化。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将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随着“一路一带”、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深入推进,区域发展由偏重东部转变为东中西部均衡发展。东中西各省竞相发力将使区域竞争更加激烈,广东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二)创新增强新动力,改革激发新活力。经济发展新动力不断培育。一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引擎。目前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超过1600家,在孵企业达8万家,去年近30万项技术实现产业化,民智民力得到释放和发挥。随着“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等战略实施,制造业将持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稳步跃升。二是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成为发展引擎。去年我国政府取消和下放246项行政审批事项,有效激活了创业热情,全年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达1293万户,增长45.9%。行政审批、财政税收,金融市场等领域的改革将显著优化广东的营商环境,掀起新一轮创业创新热潮。

  (三)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构建,国际话语权不断巩固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逐步从过去以出口创汇为目标、过度依赖国际市场、注重要素投入的模式,转变为高水平引进来与大规模走出去并重,重视技术、质量、品牌等的开放型经济模式。一是从贸易大国向资本大国和贸易强国转变。去年我国对外投资总量突破1000亿美元,超过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在全球资源配置的新时代。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投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七大储备货币。未来随着人民币逐渐国际化和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日益健全,我国将成为资本大国。随着我国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竞争力不断提升,我国将向贸易强国迈进。

  二是从低层次对外贸易向高层次对外开放转变。FTA、“一带一路”、自贸区及沿江沿边开放等建设将构建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目前我国已有FTA12个,正商建的有9个,涉及东盟、韩国、新加坡等32个国家或地区,“以中国为中心、面向全球”的FTA网络逐步构筑。“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了44亿人口、26个国家地区,产生的经济效益达21万亿美元,未来将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撑。沪津闽粤四大自贸区通过差异化发展将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将在全国逐步扩大。三是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参与者和制定者转变。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制造业产值、贸易进出口规模、外汇储备均位居世界第一,2016年将成为G20主席国。随着对外开放战略成功推进,我国将形成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模式,在多极化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国际地位的跃升将为外向度高的广东经济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四)经济格局转换中风险凸现,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掩盖了我国部分经济矛盾和风险。新常态下,随着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各类潜在风险将“水落石出”。制造业下行压力增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7%;PPI(工业品价格指数)下降4.6%,已连续37个月出现负增长。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资产重组易引发企业淘汰、员工失业等问题。若房地产市场快速调整,银行开发贷款和消费贷款的偿付风险将大幅攀升。同时,收入差距、信用缺失、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长期存在,有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的诱因。

  三、新常态下广东应对国际国内经济新形势的思路选择。

  在经济新常态下,广东要充分认识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新特征、新趋势,抓住和利用好世界格局变革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机遇,加快发展。

  一是要紧抓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机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抓住“中国制造2025”实施之机,推动“制造”向“智造”转变,加快智能制造等关键技术研发,争取在某些优势领域率先突破;加快发展“互联网+”等新业态,依托强大信息化基础和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优势,抢占制造业发展的制高点。

  二是要主动适应国际贸易新变化,加快对接国际新规则标准。要以广东自贸区建设为契机,探索在新规则新标准下参与国际贸易的经验,率先形成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接轨的基本制度框架;紧抓我国与东盟、韩国、澳大利亚等地签署FTA的机遇,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和销售渠道。

  三是利用国际产业转移再调整趋势,加快“走出去”步伐。以实施“一带一路”为契机,把握发展中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投入的需求,趁国际资本、产业加速撤离新兴经济体,推动投资“走出去”和跨境电商发展,加大对拉美、中东、东盟等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鼓励企业通过境外并购、建立营销网络和生产基地等输出过剩产能。要培育一批竞争力和带动力强的跨国公司,掌控全球资源配置主动权。

  四是面对严峻的省际竞争,要加快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以泛珠合作为推手,大力推动珠三角地区优化发展和粤东西北地区加快发展,打造“两大发动机”;加快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双轮驱动”,形成结构高级化、发展集聚化、层次高端化的现代产业体系;趁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

  五是坚守两条底线,注重防控风险。面对动荡的国际金融市场,广东要加快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的金融市场体制,严守金融风险底线;支持交易所推出更多金融期货类产品,并指导外贸企业运用金融工具对冲汇率、商品价格风险。同时要坚守保持合理区间底线,防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调整带来的风险,要在稳增长、控风险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创新,为结构调整提供良好环境。

  陈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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