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城址：中国民族团结的“活化石”

　　土司城遗址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管理智慧。本次申遗的成功，不仅让人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也是土司文化研究良好的开端。

　　7月4日，德国波恩传来喜讯：中国申报的“中国土司遗产”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时间，“土司”、“土司制度”、“土司城址”、“土司申遗”等词成为了网络搜索的热词。

　　那一天，湘、鄂、黔三地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很多地方都听到锣鼓声和歌声。”一名湖南永顺土家族村民表示，这是永顺的一件大事，当地人都非常高兴。更有恩施的市民喜极而泣、拥抱欢呼。有官员表示，申遗成功对土司文化研究、当地的生态文化旅游圈和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

　　本次成功申遗的“中国土司遗产”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三处遗址均是留存至今的土司城寨或官署建筑遗存，曾是中央委任、世袭管理当地族群的首领“土司”的行政和生活中心。其中老司城遗址是高等级土司宣慰司治所，唐崖土司是等级较低的长官司治所，海龙屯是土司的军事防御城堡。

　　提到入选的理由，世界遗产委员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土司城遗址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山地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这一管理智慧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有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并在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

　　而对于土司遗址研究人员来说，此次申遗成功是实至名归的。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所前所长刘庆柱看来，土司遗址不仅给人们带来艺术美感，也让人们更加了解当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状况、生产力水平和管理体系，从而了解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他还说，很长时间，知晓土司文化的人不多，现在申遗成功，对土司文化研究来说也是很好的开端。

　　土司制度体现“因俗而治”思想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中原地区和周边民族地区相互融合的过程，而随着封建政权的扩张，如何对新加入地区尤其是新加入民族地区实行有效地控制，一直以来是封建政权必须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我国西南各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考古学教授许永杰说，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生活习惯等因素所限，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然而，这些地区又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因此，统治者一度对这些地区的态度是“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由此可见，直接统治这些地方并非一件易事。

　　“那时采用的羁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松散的统治制度。”许永杰介绍说，尽管当时西南的广大地区已纳入封建政权的版图之内，但实际上封建政府对那里的管理极其有限。许永杰举例说，当时云南附属于中原王朝的南诏、大理政权，仍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至宋朝时，各羁縻州与宋王朝实际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到宋王朝衰微、统治力量削弱时，各羁縻地区开始不服从宋王朝的控制，趁宋朝衰弱而纷纷崛起，各据一方。

　　许永杰表示，土司制度形成于元朝，元朝为笼络割据一方的豪强，遂广置土司，进行绥抚。明统治者出于对巩固边疆地区的要求，设立指挥使司，以管辖控制诸土司，同时又实行大土司管辖小土司，形成层层控制管辖的隶属关系，又在元代制度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土司贡赋、征调、驻防、承袭的制度，使土司制度得以完备。

　　许永杰说，土司制度实际上是在羁縻制度上的继承和发展，它是封建统治者对西南各民族采取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是西南各民族从“化外”到内属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

　　“土司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如何在稳定中求发展的一个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表示，土司制度体现了“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思想。中央赋予土司统治合法性，不使用暴力和行政强制手段改变其管理模式、文化传承；土司则承认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当时西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土司制度便不复存在了。

　　“挖”出来的民族团结“活化石”

　　分析“土司遗址”成功申遗的原因时，李世愉认为很大程度源于其承载的土司制度的价值。“这种独特的社会秩序和组织管理模式，既推动了族群间价值、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又有效维持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据悉，中央王朝在借助土司进行地方治理过程中留下的文化遗址，有土司城遗址、土司军事城址、土司官寨、土司衙署建筑群、土司庄园、土司家族墓葬群等多种类别。据考古人员初步统计，全国土司遗址至少有3000多处，目前为止保存较好的有100多处。之所以选这三个遗址进行申遗，学者们都认为这是土司制度鼎盛时期遗存的典型代表。

　　湖南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铭表示，这三处遗址位于云贵高原与两湖平原交接地带的多民族聚居区，较少受到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干扰，因此真实保存了废毁后的遗存信息。同时，遗址还珍藏有完整的土司家族族谱、碑石铭刻以及历代地方志书，详实记载了各土司家族在13-20世纪的世系和发展历程。

　　据悉，这些家族谱系、地方志与《明史》等中国中央王朝的正史高度一致，并能与三处土司遗址的物质遗存相互印证，为三处土司城遗址的解读、真实性判断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了解土司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提供了重要、可信的信息来源。

　　此外，现居住于土司城遗址附近的土家族、仡佬族、苗族等各族群人民仍然以诗歌、传说、风俗、禁忌等方式来保持对土司的历史记忆、对土司城遗迹的尊重以及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对土司统治历史及土司社会具有很好的佐证作用。

　　有学者直言，从土司遗址的残存的建筑和遗存的文物，可以看出八百年来土家族、苗族、仡佬族、汉族等多个民族和谐相处、共同生活的历史，堪称“挖”出来的民族团结“活化石”。

　　精心准备申遗之路

　　《小康》记者了解到，为推动土司遗址顺利申遗，近年来湘、鄂、黔三地都做了精心准备，通过收集资料、修缮文物、出台法规等举措，来致力于文化多样性保护，为成功申遗打下基础。

　　湖北省恩施州副州长张宇说，申遗程序分为“规定动作”和考察评估，“规定动作”主要指提交申遗文本。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将唐崖土司城址纳入2015年的申遗项目，恩施同年就出台了《唐崖土司城址保护管理办法》，这是湖北首部对单体文物遗址的保护法规。

　　据了解，为了保证“申遗”成功，湖南永顺当地部门收集整理了相关史志和土司相关书籍300多册、图片资料7000多张，以及水利、气象等22个部门文件资料56件，并先后颁布实施了《老司城遗址保护管理规划》等系列法规15个，编制了遗址保护规划及建设方案77个。而贵州省相关考古机构自2012年4月起就着手对海龙屯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在为期420余天的考古工作中，完成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一万余件。

　　成臻铭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国土司学的研究先后走过了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政治文化的道路。每一次新进展均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均大大拓展了土司研究的内容。“这些为土司学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申遗”成功并非一劳永逸

　　如今，三处“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但同时也对后续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提醒说，如果对成功列入名录的文化遗产没有保护好甚至遭受破坏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受到“警告”，更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有可能会被“摘牌”。

　　“‘申遗’成功绝非一劳永逸，保护是前提，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既是荣誉更是责任。有些地方在本地文化遗产成功‘申遗’后没有特别注意保护工作，反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这些现象都是值得警惕的”。

　　“此次土司遗址能‘申遗’并取得成功，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对西北、西南地区考古工作做得较少的区域倾斜。”王巍概括道，土司遗址申遗成功，对其他区域的某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地方特色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有很大意义。

　　那么，土司研究的“下一个风口”在哪里？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方铁表示，我国土司遗址非常多，发掘、整理、研究都还有很大空间。但他同时提出，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土司研究只需要关注有形的土司遗存，还要加强对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研究。

　　土司文化专委会轮值主席李良品谈到了土司制度层面的学术空白。他举例说，如果没有对土司地区赋税制度，包括蠲免、减征、赈济政策深入细致的研究考察，乃至数字统计，就不可能对土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正确、全面的评价。

　　李良品指出，目前学界针对土司制度本身的研究明显较弱。土司制度中的职衔与品级制度、承袭制度、分袭制度、印信制度、朝贡制度等，每一项制度或政策都应该至少有一两部研究专著问世。

　　《小康》记者 陈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