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成功之后，警惕过度开发

　　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截止2015年7月4日已达到48项。其中文化遗产34项（其中含文化景观4项），自然遗产10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项，总数列意大利（51项）之后，超过西班牙（43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高级顾问林源祥教授形象比喻，世界遗产地的生态平衡就好比弹簧，“一旦用力过度，弹簧变形后就难恢复了”。

　　继2014年6月22日中哈吉联合申遗丝绸之路成功之后，“土司遗址”再次取得“全球认证”。这对中国来说又是一次振奋人心的时刻。凭借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自然遗产，中国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项目越来越多，国家层面也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自2006年起到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5.14亿元用于非遗保护，同时建立的国家级、省级和遗产地三级的监测体系也对遗产项目进行跟踪监测。“申遗”的成功，给旅游等行业带来新的发展点，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视与思考。如何真正做到保护为主、适当开发、做好传承，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金字招牌促地方经济腾飞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洪流而现身世界。1994年得到我国政府同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委派专家小组来中国，对我国1987年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万里长城、北京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秦始皇兵马俑、敦煌莫高窟等五项世界遗产进行了实地监测考察。30年的发展，中国世界遗产发展现状如何？《小康》记者梳理发现，每一次“申遗”成功之后，最直接的影响是带来了经济利益与申遗地知名度的双丰收。云南师范大学教授邹建达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意味着给当地旅游业带来不可估量的丰厚收入，申遗地不但可以得到联合国的资助，而且对地方的经济、旅游等产业也都会相应起到促进作用。

　　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如愿成为广东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共耗资1.36亿。在申遗成功第一年，开平碉楼与村落的游客量就出现了暴增。2010年，开平碉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作，投资建成了开平碉楼与村落文化展示区，进行市场营销，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3506万元，同比增长146%，经济利益回报可观。安徽黄山在“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两亿元。洛阳龙门石窟“申遗”前每年门票收入1000万元，列入“世遗”后第二年就达到2700万元。

　　过度开发引人堪忧

　　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世界遗产怎样保护才算有效？怎样发展才算创新？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副主席、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旃指出，在看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可忽视所面临的挑战。“重申报，不重管理”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必须正视的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的不少世界遗产地，确实出现了在遗产地周边实施掠夺性开发、破坏性建设；有的紧邻景区建星级宾馆、饭店、修缆车、索道等现代设施，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都遭受到严重破坏。

　　早在2007年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就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和询问，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以及布达拉宫等享誉中外的世界遗产，均曾因各种问题被要求整改。因世界遗产保护不利而被直接亮红牌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的阿曼“阿拉伯羚羊保护区”，实际上是向世界所有申遗成功的项目发出的一项警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不等于进了“保险箱”！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国，申遗成功并不是终点，而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新起点。但部分申遗地在新起点所肩负起的责任，却因为过度开发出现失衡。敦煌莫高窟壁画，因旅游人数增加，呼出二氧化碳增多加速了壁画氧化；武陵源因为滥建旅游设施，游人过多，曾导致植被和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被形容为一个“城郊的凌乱的植物园”；泰山景区因增加观光缆车也曾一度引起诸多争议。童明康认为应把遗产带来的经济效益回馈遗产保护，或通过促进就业让遗产地民众直接受益，这样才有助于提高民众保护遗产的积极性，保护、利用与传承，三者必须紧密结合在一起。

　　自觉履行公约加强遗产保护

　　面对珍贵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多年来在不同部门或地区总有些不尽一致的见解。现在，国家9部委发出的《关于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对此有了明确说法：一切开发、利用和管理工作，首先必须把遗产的保护和保存放在第一位，都应以遗产的保护和保存为前提，都要以有利于遗产的保护和保存为根本。

　　2006年，文化部颁布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其中提到中国开始对世界文化遗产和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文物保护项目实行监测巡视制度，因保护不善，致使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威胁的世界文化遗产，将由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警示名单》予以公布。同年12月，国家文物局颁布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明确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监测程序、职责和内容，规范了监测行为。

　　为规范和加强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四川省也制定了专门的保护条例，该条例成为我国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此前，由国家投资3.3亿元进行的西藏萨迦寺、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壁画修复三大工程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显著；山西云冈石窟防水保护工程已完工；苏州市在多处古典园林申报遗产成功以后，继续开展周边环境整治，修复、新建公园、绿地和园林小景总面积达531.97公顷；福建武夷山实施封闭管理，只许环保电瓶车在景区公路通行，迁出400多户居民；泰安市投入大笔资金，继抢救、维修了岱庙宋天贶殿、万仙楼等古迹后，又抢救、维修了红门宫元君殿、弥勒殿、岱庙遥参亭等古迹，丰富了泰山的人文内涵。

　　地方区域性合作也在积极开展。敦煌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战略性合作，使得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着重于文物数字化、保护修复研究、教育培训、开放管理和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开展合作。中国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高级顾问林源祥教授曾形象比喻，世界遗产地的生态平衡就好比弹簧，“一旦用力过度，弹簧变形后就难恢复了”。

　　国外是如何对待世界遗产的？

　　那么国外在对待世界遗产时都采取了哪些保护措施？早在19世纪，雅典卫城的修缮就陆续开展，修缮工程主要遵守两个原则：一是修缮的可逆性原则。修缮中采取的措施都可以采取可逆措施，使之回到原本的状态；二是尽可能保留建筑构件的原有构造及其功能，以确保这些古建筑得到充分的保护。希腊共有14处遗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处被列入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这些文化遗产均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开发。希腊雅典卫城的遗产保护工作还获得2013年度欧洲文化遗产联盟颁发的文化保护奖。

　　美国法律明确规定，严格禁止在所有国家公园和历史文化遗产地修建索道。公园内除了按公路美学的原则修建必要的公路外，严格限制其他机动交通。英国湖区国家公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当地政府没有因为这个金字招牌而试图搞房地产开发以带动经济利益。

　　长期以来，俄罗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虽有法可依，但在违法行为的惩处方面显得力不从心。2013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修正案，大幅提高了毁坏历史文化遗产的罚金数额，这也成为了史上出台的最严厉修正案，这一修正案的出台或将震慑损毁文化古迹的行为，将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国家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同时，该修正案对失职、渎职行为的处罚也是极其严厉的，官员失职、渎职导致文化古迹被损毁将处以10万卢布至60万卢布罚金。

　　中国该如何肩负起世界遗产保护的责任，履行好对48项民族DNA的保护与传承？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国世界遗产的发展之路依旧任重道远。

　　《小康》记者 韩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