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关于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的报道不断见诸各类媒体，引发了很多讨论。有的人表示认可，有的人坚决反对并大加指责。还有一些社会学家也做了深入调查研究。这个略显陈旧的“新生事物”已经没了博人眼球的传播效应，重提只是想提醒，这个事必须正视。
笔者认为，对于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的现象，必须历史地、理性地看待，没有理性思考，简单的肯定和反对都会跌入苍白。
一切社会制度，皆以经济状况为其根本原因。婚姻制度无疑是社会制度的一种。一夫一妻制，并非人类一直的婚姻制度，而是在经历了群婚等多种婚姻模式后才逐步演化来的。
现今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极高，尽管背离一夫一妻制的任何男女性关系在法律上都有明确的禁止，但在现实层面，你情我愿的男女关系不论多么乱，只要不伤及其他、酿出事端或者不被揭穿，是完全无人过问的私事。
如果用道德棍子抽打“临时夫妻”现象，是对现有婚姻道德和爱情价值的破坏。与其它一切践踏婚姻道德的越轨行为相比较，“临时夫妻”的组建倒是反映出了现今妇女在爱情问题上的主权意识。嫖娼、包二奶行为践踏一夫一妻制道德的主导者是男性，而参与的另一方完全是为了经济使然。“临时夫妻”中的女性坚守在生产劳动第一线，显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才去组合的。
不过，作为一夫一妻制对立物的越轨，一直与一夫一妻制不可分离地存在，这无疑是对一夫一妻制婚姻模式的莫大讽刺，也是对婚姻背后非爱情主导因素的多头注释。
人类从氏族部落的共产阶段一步步走来，通过几次社会大分工，母系社会崩溃，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女性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物，被私有制的社会形态所固化。在文明时代早期的经济社会结构中，男性所从事的社会化生产劳动明显比女性的家庭内务工作重要，因而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一直是从属的。
文明时代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到来，需要大量妇女从私人家务中脱离出来参加到社会的生产劳动中，这给予了妇女解放。今天大量的农村妇女进入城市打工，参与的正是从家庭中解脱出来的社会的生产劳动。
“妇女能顶半边天”自1949年始，至今已60多年，中国妇女经济基础的增强，显著提升了她们的整体社会地位。过去传统社会秩序中对于妇女构成束缚的教条早已失灵。正是有了妇女整体地位的提升，才有了个别农村女性在城市打工时敢于积极接受城市生活观念，进而大胆突破舆论道德底线，去组建“临时夫妻”。这种作为在过去“三从四德”的秩序铁幕下，是不敢想象的犯规。
我们应该注意到城市化浪潮下农民工进城有很多现实困境，是产生“临时夫妻”现象的社会总根源。人是群居动物，很多农民进城后，导致家庭离散，夫妻两地分居，长此以往，必然引发双方情感空虚，以及个性压抑。从一些新闻报道和社会学调查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临时夫妻”的产生，多源自感情慰藉、性需要以及生活互助。从很多案例可以看出，“临时夫妻”除了生活上可以相互照应，合租租金、水电煤气开支等花销，两个人在一起还能减少成本，节约出来的钱可以寄回老家解决贫困。
很多媒体认为促成“临时夫妻”的主要因素是性压抑，而笔者认为社会因素远远大于性。中国社会当下的现实困境--城市化抽空了农村的鲜活力量——构成了新乡土中国之忧。“临时夫妻”问题背后，无法掩盖的是农民工群体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城市里可望不可及的国民待遇问题，老家里无法割舍的留守问题……
人除了自然属性，更多地体现的是社会性。从社会性的角度考量，“临时夫妻”现象无疑是一个社会问题。与否定一切婚外情一样，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的现象毋庸置疑是不能被许可的。更何况，敢于挑战婚姻道德和爱情价值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
阎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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