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阎肃

　　我爸就是普通人，我9岁时，下棋他就下不过我了，他只是比谁都更努力学习而已。

　　“你有什么特别想见、一直没见到的人？”儿子阎宇问。

　　“没有。”父亲阎肃答。

　　“你有没有一直想干、没干的事儿？你认真说。”阎宇又问。

　　“真没有。”阎肃又答，“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非要什么。”

　　没过几天，85岁的阎肃因脑梗昏迷。阎宇想起这段闲聊，憋得难受直掉泪。

　　敲钟的孩子

　　1937年日本人打来的时候，我爸7岁。爷爷带着一家老小从河北避难到武汉。日本人又打到了武汉，他们躲去了重庆。

　　刚落脚赶上重庆大轰炸，全城大火，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炸没了，全家一贫如洗。出身行伍的爷爷一辈子没哭过，当时就掉眼泪了。

　　爷爷到城里想办法，奶奶带着我爸和二叔在慈母山脚下的教堂寄宿，帮着教堂洗衣服，我爸他们就在教会学校上学。

　　教会学校的孩子每天就是读书、念经、祷告，学国文、数学、拉丁语。教国文的老教父是个晚清的秀才，满脑子四书五经，我爸的古文底子就这么打下的。不然，1964年歌剧《江姐》里第七场咏叹调里那段台词，我爸也不会这么写：“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愿得香甜满人间。”

　　那个时代，他敢反其意，将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用在革命者身上。

　　我爸老考第一，学习最好的人每天早起上钟楼敲晨钟，这是教会学校里的最高荣誉。我奶奶在那儿洗衣服也觉得特自豪：这是我儿子在敲钟呢。

　　那时候我爸就已经喜欢上戏剧和音乐了。每到圣诞节、复活节，他特别热衷于参加唱诗班、节目表演。可能那时候他长得没有现在这么和蔼可亲，总演魔鬼。演得入迷误了功课，由第一名降到第三名，钟也不能敲了。我奶奶流着泪批评他：“好不容易培养你，你说你演什么戏？”我爸赶紧“负荆请罪”，又考到了第一名，又站在钟楼上了。

　　我爸说，他老忘不了那钟声，当，当，当，余音绕梁。

　　后来爷爷把一家老小接到花园路新买的房子，我爸去上了重庆最好的中学——南开中学。

　　进了中学，我爸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戏曲、戏剧、武侠小说，他全在这儿接受了。有时候我爷爷带他去看戏，有时候他早上先看一场电影再跑去上课。那时我爸是文艺积极分子，英文剧、朗诵、相声、快板、话剧、京戏，从没闲着。

　　豪侠之气

　　教我爸语文的老师赵晶片是中共地下党员，偶尔教学生一首歌，一唱，延安的歌。那时候重庆有不少靡靡之音，突然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山那边哟好地方，讲民主呀爱地方”，特别振奋、向往。这些进步思想潜移默化。不过，没几天老师就被抓走了。

　　歌剧《江姐》第一代“蒋对章”的扮演者杨星辉叔叔是我爸的学弟。他说，经常有特务去学校抓老师，学生就追，“啪”的一枪，大家全趴地上。我爸能写出《江姐》，和他在重庆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我爸慢慢接受这种信仰，开始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所有的学生运动都有他的身影，搞宣传，喊口号。国民党找些流氓假装出殡、迎亲，就把学生队伍给冲散了。稍一冲突，窜出彪形大汉抡起棒子就打，棒子上全是钉子，一打一大片血。

　　但我爸那时年轻，根本不懂得害怕。

　　重庆解放前，家里准备去台湾，我爸说要走你们走，我要留下来迎接解放。我爷爷当年41岁才有的我爸，那会儿他60了，那就听长子的，不走就不走吧。

　　重庆解放后，我爸已经考上了重庆大学，成了最早的一批共青团员。大二时，组织找我爸谈话，阎志扬（阎肃原名）啊，你可不可以考虑不念书了，来西南工委青年艺术工作队搞宣传，新中国要树立新的社会思想。

　　我爸就跟着部队走了。

　　抗美援朝没结束，我爸跟着部队开进了朝鲜，白天了解英雄事迹，晚上现编现写现唱给战士们表演。

　　他没跟我描述过太多战场，但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无名英雄烈士墓，就在附近的山坡，那么多人牺牲了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新坟旧墓一眼望不到头。20来岁的青年眼睁睁看着，一下就怔住了。

　　他后来一直把个人的事情看得很淡，都跟这有关。别看他是文人，本身就有豪侠之气，再加上革命英雄主义，你看他后来写的“大漠雄关，秋风铁马”，多多少少都有这点儿影子。在我做生意以后，他最爱跟我说的一句就是“江湖财，江湖散”。

　　这些词不是我写的，是自己蹦出来的

　　我爸上过大学，又有古文底子，革命初期经常需要编些顺口溜之类的鼓舞士气，他就自己编，还挺受欢迎。和平之后，他偶尔写个词儿、投个稿。

　　组织又发现了，说你还挺能写。于是让我爸专职搞创作。

　　二话没说，我爸就下部队体验生活去了。

　　刚去的时候，他是不太喜欢，到了广东，不知道啥时候回来。收拾菜地，擦飞机，然后代理连队的指导员。但他就怕一辈子在这呆着，可也不敢问。

　　我爸说，那时候他总想起柯仲平写的诗：“埋头，埋头，天不怨，人不尤。”把“我被动地来”变成“我主动地想在这呆”，一下心顺了。

　　他发现，身边这些人都很好，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天上——在天上飞的要不就是自己的同事，要不就是自己的领导、部下，或是自己的爱人。一个人飞上去，这帮人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眷恋和担心。

　　打那以后，我爸也开始注视这片天。某一天，和战士一起把飞机伺候好，起飞。三架飞机上天，他们就躺在那儿，等着。就琢磨着哥们儿飞上去了啥时候回来？能不能安全落地？

　　一股情感冲上脑袋，我爸一气儿写出了《我爱祖国的蓝天》，只用了几分钟。

　　“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他说这根本不是他写的，是这些词瞬间自己蹦出来的。

　　后来我们院里有个年轻军官对我爸说，他当年就是听到这首歌，才立志要报名参加空军的。

　　父亲昏迷以后，我把这首歌放给他听，有时候他的眼皮会跳。

　　见两面就够了

　　我和我爸每次说话，就是在他的小屋里。

　　我们家没有书房，我爸住最小的一间屋，也就十二三平方米。一张床，一套桌椅，一个衣柜，一台电视。书和资料堆在地上，时间长了打成捆搁到地下室。

　　我今年48岁，在家这么多年，我见他从来没有第二个形象——除了吃饭、上厕所、睡觉，他就是坐在桌子前头，不是写，就是看。

　　他总爱跟我说：“你要是把咱家书架的书都读完，就是有学问的人了。”

　　我爸就是普通人，我9岁时，下棋他就下不过我了，他只是比谁都更努力学习而已。

　　作词没灵感的时候他大概就几个姿势，站起来溜达，或者在床上翻来覆去，有时候突然跑过来抱我一下，我说你干嘛呢真烦人。

　　很多人为了生活而工作，我觉得我爸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我爸的爱情观和家庭观是建立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之上。那里面的女教师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一生只和丈夫见过两次，一次是结婚，一次是丈夫上战场受伤了抬回来，然后死了。我爸觉得见两面就够了。

　　4岁以前我真就只见过他两次。

　　我是在沈阳姥姥家养大的，我妈在外地上班，我爸常年出差，和他相见的两次一次是出生，一次是他来沈阳看我。4岁以后能上幼儿园整托了，我才回北京。

　　他去一个地方体验生活，半年见不到，也没法联系，都习惯了。

　　姜大大（作曲家姜春阳）总爱提起当年和我爸为了创作《雪域风云》，一起去西藏体验生活，从西宁出发，穿过格尔木、倒淌河、五道梁一直到唐古拉，解放牌大卡车摇晃了18天。

　　海拔四五千米的地界，零下40多摄氏度。按我爸的话是，冷到骨髓里。一行5个人，3个倒下了，我爸还坚持着。

　　没有高压锅，蒸出来的馒头里面是面粉，外面是浆糊。锅里的水听着咕噜咕噜开了，手伸进去，不烫。早上洗脸的时候他问一个四川小战士来这兵站多久了，他说两年多。因为高原反应，他脸上起了斑，眼睛也雪盲。我爸登时给他敬了个礼：“你真是英雄！”

　　那天姜大大来监护室看我爸，隔着窗户冲我爸喊：“阎肃，你要挺得住！你要像一个男子汉，你忘了《军营男子汉》吗？”

　　姜大大说他要用这段回忆激活我爸。因为他始终记得，当年两人合作《军营男子汉》，半夜我爸冲到他屋里：“老姜！有了有了！我写出来一个！”那个高兴的样子。

　　阎肃一点儿不严肃

　　虽然我爸天南海北地跑，但只要他回来，我们就开心，家里就热闹。

　　我和我爸最爱玩儿的游戏是“双肩着地”，看谁能把对方压得双肩着地三秒钟就赢。他总是假装不经意，嘴里说着些别的事儿，眼睛瞅着窗外，突然袭击把我摁倒。

　　虽然我爸叫阎肃，其实他一点儿不严肃。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组织上说，阎志扬同志什么都好，就是爱说俏皮话，太不严肃。他说那我就改名叫阎肃。

　　作曲家姚明是我爸在单位的忘年交，因为仗义，人称姚大侠。两人爱开玩笑，编顺口溜。姚明看我爸是文工团里岁数最大的，就说：“文工团里当元老，央视晚会常撰稿。”我爸也不服输：“四大馊：坏豆汁，隔夜茶，长毛的馒头，姚大侠。”

　　一次吃饭，姚明问我爸：“老爷子您读过《水浒传》吗？”“读过。”于是两人开始你来我往对108将外号。上个月我爸还没病呢，饭堂吃饭两人又碰见了。我爸张口就问：“白面郎君是谁？”姚明大笑，还惦记着这事儿呢！答曰：“郑天寿！”两人相对捧腹。

　　我跟我姐在医院里认真地说，跟着一个能让你开心傻笑四五十年的人，还有什么不知足呢？非得要求他陪着你，那又是何必呢？

　　希望自个儿是有用的人

　　我爸不严肃，但我爸比谁都认真。

　　住院以后，他还老说：“今年春晚的活动我还没找呢。北京台的应该怎么弄？一出院我就得琢磨。”让他当顾问，他特别当真，任何小事都一样。

　　很多明星公司找他，“请阎老写个词儿。”我爸只要一听内容对国家好，再忙这活儿也得接。他向来对钱没概念，钱给不了他任何惊喜，但他希望自个儿是有用的人。

　　他这一辈子，唯一的真正爱好就是诗词。

　　大家都说他是核心组创作人员，是大家的主心骨。我爸今年85岁，前不久准备《胜利与和平》晚会，空军总带队陈小涛碰见我爸两次。

　　他说看见我爸坐在那儿，其他演员忙着化妆上台，突然觉得我爸很孤独。

　　他端着杯茶走过去，我爸说：“哎呀太累了，我就是有点儿困，想睡觉。”

　　我爸也想过：“这次是70周年，我能参加，80周年可能就没有我了，我那时候老得都流哈喇子了。”

　　我一直没觉得我爸老，虽然和他同龄的老人早已在家颐养天年。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爸的年纪，还是13年前，他72岁。那时候我在外地呆了十来年做买卖，他打电话给我：“你缺钱吗？”我说：“不缺。”“那你为什么还不回来非得在外头？咱能不能不做买卖了，回北京。”我说：“行啊。”

　　就那几句话，他和我妈挺高兴。我回北京陪他们在友谊商店吃了个饭，逛街，一层一半还没蹓完，我爸突然说：“我走不了了，我得歇一会儿，腿不行了。”

　　回想我爸这一路，大学二年级组织让他搞宣传，他说好啊。组织说进文工团吧，他说行啊。组织说那你业余搞点写作吧，他说成啊。组织说那你搞写作嘛，也行。从来都是这样，组织让他干嘛，他就好好干好，哪怕一次由着性子胡来也没有。

　　5年前也表彰他，先进事迹报告，他自己发言，特隆重。回家以后我说找他小喝一口，推门一看，他还是一个人坐在那个小屋里，正改自个儿的一个小词儿。我调侃他：“老爷子，80了还当劳模有啥感触？”他说：“我挺不习惯，有点惶恐。我觉得我也没干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斯璇/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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