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天梯》的院线之路

　　电影界的人一般说投资中国电影有三个禁区，也就是如果你想有不错的票房收入，就不要碰动漫、纪录片、文艺三个题材。

　　一个伊朗人去法国开出租车谋生。但他告诉乘客，开出租车不是他生活的意义。

　　乘客问：什么是你生活的意义？他回答，唱歌。应乘客要求，他准备开唱，掏出已被翻卷得很旧的歌词本，上面有诸多笔迹。

　　“唱完以后，他羞涩地笑了笑，就是那羞涩的笑。”萧寒回想那个细节，极力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那个笑带给他的意义。

　　这部成于2006年的荷兰纪录片《永远》让萧寒记忆犹深。于是，在履行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社会角色的同时，萧寒试着通过纪录片进行更多表达。

　　2015年10月16日，萧寒担任联合导演的《喜马拉雅天梯》正式走进院线，喜马拉雅山脉脚下的登山向导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到11月初，他在微信那头“唉”了一声。此时，《喜马拉雅天梯》票房收入600多万元，刚刚在2015南山国际山地电影节开幕式领了奖，这是它获得的众多奖项之一。

　　另一部以珠峰为题材的英国电影《绝命海拔》正在北京宣传，不久后，韩国团队制作的珠峰题材电影也要在中国上映。

　　关于珠穆朗玛峰的电影故事还没结束，谁也不知道属于它的时代到底有多长。其中一个主线，就是如何让它更真实和贴近地走进内地人的视野。

　　影院经理的忠告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与萧寒是多年朋友。同好纪录片，或许是原因之一。

　　2010年，雷建军要从拉萨去珠峰，一位名叫次培的当地登山向导问他：“能帮我带几本经书给我的父亲吗？”

　　次培的父亲在5800多米的绒布寺里当喇嘛。那里距离珠峰顶不过20多公里，既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也是前往珠峰大本营路上一处令人难以忘记的风景

　　路途遥远，捎带几本经书，这样的触碰，让有纪录片制作经验的雷建军特别想呈现这位登山向导的生活方式。

　　他找到一些在读研究生作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希望了解登山向导的一切：他们为什么爬山？职业生涯是怎样的？他们的命运将会怎么？等等。

　　雷建军将这个想法说给萧寒，那时雷建军已经谈了好几家机构，但是没有人愿意投资拍摄。

　　萧寒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当时我一拍大腿说，我来拍。”后来遇到一系列的困难，“我先投资200多万元，钱很快就不够了，又卖了房子，继续拍。也收到过各种扶持，包括政府和社会力量的。主要是资金、政策、还有物资。这些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重要。”

　　拍摄2011年正式启动，目标就是进院线。

　　雷建军依然担任制片人。之前他也曾尝试过把学生的作品送进电影院，不了了之。

　　雷建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刚开始计划是跟拍一个藏族小孩，从他初中毕业一直跟到登顶珠峰，但是发现时间长、费用实在是太高了。后来就决定展示一个群像。即使如此，也远远超过原计划一年的周期。

　　这种“无奈”，让《喜马拉雅天梯》被认为“没有主线、故事性不强”。雷建军则说，“它有那么多的唯一性。目前唯一一部汉族摄像进入海拔7000米的纪录片。另外相比众多的南坡题材，这是珠峰北坡。”

　　各种困难、唯一，和国际知名团队，共同的4年时光，构成了《喜马拉雅天梯》的88分钟。

　　接下来就是找电影院。

　　萧寒“都是面对面很诚恳地聊”，却得到一位影院经理的忠告：花多少钱都没有用，别浪费钱了。

　　萧寒问雷建军：“还往下谈吗？”后来他们发现，聊30家还是这个结果。

　　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们自己组织观众。让更多人知道，惊动院线。”

　　只有大屏幕才配得上

　　几乎2015年整个夏天，北京、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与户外、旅游、体育有关的主题展览上，萧寒都要去。

　　有时就在露天的地方，先把片花放出来，“拿着话筒扯着嗓子喊。哪怕我面前只有三个人，甚至这三个人中还有一个刚买菜回来包里露着一根大葱的阿姨。”萧寒回忆。

　　事实证明，不是人们不愿意看西藏和珠峰，而是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看，“当我说了一些话，介绍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时，很快就能聚拢很多人。”

　　萧寒称这个为“摆摊卖艺”，这种最直接的告诉别人自己在做什么的方式，赢得了掌声。

　　萧寒接着问：“你们愿意去电影院看它吗？”获得众声肯定的回复。

　　人们围过来加萧寒的微信，并保证说一定会帮他传播，“其实人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些东西是相通的。”

　　萧寒建立一个微信群，微信公众号文章的阅读量也有几十万，“原来我的心里是没底的，虽然刚开始就是抱着要进院线的想法，但是商业院线里充斥着纪录片零排片、一日游的现象。”萧寒告诉本刊记者。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只有电影院宽阔的大屏幕才配得上这部纪录片。如果只能在自己家里，通过电脑、电视来看它，对我来说像自己的孩子没被尊重。”

　　萧寒觉得，“我们希望院线里有不同的生命个体。即使三线、四线城市或者小镇青年，也能看到文艺片、纪录片，至少他们有这个选择性。”

　　登顶过珠峰，或者喜欢西藏文化的名人也被列入了目标：企业家王石和黄怒波、演员陈坤、主持人鲁健以及杨澜等。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纷纷被找到，录了推荐影片的视频，活跃在互联网平台。

　　还有众筹，等等。这些方法，《大圣归来》也用过，路伟是它们共同的出品人。

　　如果能有1000万元的票房

　　“电影界的人一般说投资中国电影有三个禁区，也就是如果你想有不错的票房收入，就不要碰动漫、纪录片、文艺三个题材。前两个题材，我都已经做了，现在看来还不错，接下来还真要投一部文艺片。”路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路伟觉得，总投资2000多万元，希望票房能过1000万元，这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就是很好的案例了，“对于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来说，它是一次试水。”

　　上映以来，票房稳定，没有猛量增加，也没有突然减少。上座率高，不过排片太少，路伟想申请延期，让它在院线里的时间更长一些。路伟总结，“通过这次试水发现，中国缺乏艺术院线，而且相比商业片，纪录片的价格太高了。”

　　路伟认为，他们希望能针对不同类型的片子有不同的定价机制。投资2000多万元的纪录片，肯定不能去跟投资上亿元的商业片定一样的价格。

　　雷建军的感受是，电影只有宣发到达的人群足够才能引起影院经理的注意，才会给排片，才会有人进影院。发行一定要引入商业的机制。中国不缺好纪录片，就是缺好的放映渠道。那么好的纪录片只能往国外送，这偏离了拍纪录片的本质。

　　萧寒说，如果能有1000万元票房，就是成功了。这样给纪录片创作者们带来希望，给那些用商业方法来评估更小众的事情以希望。否则，如果有一天他们彻底失望了、不做了，大家的生活里就失去了选择。

　　“这有点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萧寒说，“我们都是堂吉诃德。”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莉莉/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