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廊的新旧交替

　　“现在，一旦发现有潜力的艺术家，资本会马上跟进，无论画廊或艺术家都很难不低头，这已不是大师产生的时代”

　　2015年10月的一天，利阿贺拿艺术空间的负责人王炜陪一位十多年前认识的朋友在北京798艺术区喝咖啡，后者提出去他新开的画廊看看。

　　不到5分钟，一件2000元的小幅作品顺利成交。这种非“预谋”的生意，开业半年来，王炜已遇到多次。

　　整个艺术品市场在人们的观望中依然有点冷清，作为艺术品一级市场的画廊业却处于新一波开业潮。2015年上半年仅北京地区便有数十家新画廊“逆市入场”。

　　北京画廊协会会长程昕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每个行业处于发展周期的最低点时，却是新的从业者进入的最佳时机。”

　　据他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每10年为一个阶段，中国画廊业经历了摸索期和发展期，数次起落后已有超过百倍的成长。

　　接下来，它将再次在探索中不断修正发展，特别摸索了解如何与金融等外来力量合作。

　　艺术消费的回归

　　王炜从事艺术品行业已10年之久。2004年他到今日美术馆做媒介顾问，一年后任该馆艺术礼品商店经理，接触到像方力钧、徐累等名家的限量版版画交易及衍生品制作。

　　彼时，当代艺术在国内刚起，王炜成为中国最早接触这个领域的人之一。后来，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办了自己的艺术礼品店。

　　“大约三四年前，我有了做原创艺术品交易的念头。”王炜说，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结识过许多等待被发掘的年轻艺术家，且多年来自己也收藏艺术品，开画廊可谓水到渠成。

　　2015年3月，利阿贺拿艺术空间在798艺术区陶瓷三街顺利开业，准备工作只用了一个多月。

　　比如，地方是朋友介绍的。如今在798艺术区，寻找通透且价格合理的空间已非易事；首展都是相熟的艺术家的作品，有了信任基础，他们不会计较画廊的资历。

　　拥有多年艺术品或相关行业从业经历，是新一代画廊主或从业者的共同特点。比如希帕画廊总监李燕玲也先后在艺术市场分析研究机构、艺术类媒体及一家外资画廊工作了近十年。

　　他们直接参与了中国艺术市场的成长，练就了敏锐的市场直觉。王炜就被朋友们戏称为“最大优点是知道该把哪件艺术品卖给谁”。

　　一般来说，画廊盈利来源于三方面：原始藏家每年固定购买一定数量的艺术品，日常展览主要是吸引新藏家，此外是展会收入。

　　多数画廊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作品都在展会上卖出，更有甚者八成收益都依靠展会。

　　开业半年，王炜举办了6次展览，总体收支平衡之余略有盈利，与大部分开业数年后才能实现持平的画廊相比已是难得。他根据藏家身份、购买初衷、艺术判断力等，针对性地做推介。

　　“比如甜美的工笔画或小清新风格比较好卖，但都有时间段。我一般不把这类作品推荐给藏家。”他说，艺术品位的进步就像吃辣椒，随着感受力增强，藏家会被更好的艺术品吸引。

　　对于小型画廊来说，90%以上的藏家都是非专业的。他们虽然对升值有一定预期，但多数还停留在心理满足阶段。

　　藏家变身画廊主

　　王炜把新一波画廊开业潮更多看做一种职业现象：个人生活问题解决后，职业理想的选择是最自然的事，“没几个人为了赚钱开画廊，靠画廊赚钱并不容易，何况市场环境也不好。”

　　但是，当下中国画廊业新一轮洗牌的另一个亮点是藏家开画廊。

　　2014年，寻找事业新契机的李燕玲就把目标确定在画廊业的外来新势力上。

　　“如果急于盈利，难免束缚手脚，而艺术需长期坚持，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很难坚持。”她分析说，当下画廊业新加入的势力多是既有经济实力又懂艺术的人。

　　恰在此时，李燕玲接到来自美籍华人企业家、著名摄影作品收藏家靳宏伟的工作邀约。

　　靳宏伟是世界四大图片社之一——法国希帕（SIPA）图片社的最大股东，他曾是摄影师，出国前曾在《上海画报》做摄影编辑。上世纪80年代末到美国顶尖艺术院校——马里兰艺术学院学习摄影，成为该院163年建校史上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该校第一位华人摄影硕士。

　　迫于生计，靳宏伟后来选择了经商。生意做大后，他开始按摄影史将许多世界知名艺术家的作品收入囊中，迄今为止他的欧美摄影大师收藏已近2000件。

　　从2011年开始，一些中国策展人邀请靳宏伟回国做展览，每次都是上百件的规模。越来越多的作品急需一个安放之处，2014年下半年他萌生了在国内开办画廊的想法。

　　“起初是想找个地方放藏品，后来觉得有会客、展示的功能更好，去年年底落实空间装修事宜，今年3月21日画廊就正式开馆了。希帕很有活力，工作效率非常高！”李燕玲说。

　　有了雄厚资本做后盾，希帕画廊的经营显然更从容，几次展览“每件都是‘真金白银’买来的”，“继续购买摄影作品，是希帕画廊支持中国当代摄影的方式之一”，李燕玲说，“我们想做的艺术项目还有很多，现在还不够尽兴。”

　　此外，开馆刚半年多的希帕画廊今年已经参加了“艺术北京”“大理摄影节”“PHOTO上海”等三个艺术博览会。在国内也有两个颇重要的摄影收藏展：上海摄影艺术中心（SCOP）开馆展《原作100：靳宏伟欧美摄影大师收藏展》、中华世纪坛北京摄影周《触摸经典：靳宏伟中国当代摄影收藏展原作100》。

　　希帕画廊还将于12月12日推出2015年的最后一档展览——《侯登科十年回顾大展》，颁奖典礼和研讨会也将同步在希帕画廊举办。

　　“优秀的画廊主往往从好的经纪人或藏家转换过来。”李燕玲说，这部分人具备经济实力，掌握核心信息，拥有收藏判断力和话语权。

　　灵活的跨界推广

　　据王炜介绍，传统画廊一般以策展人制或学术主线制为基础，比如一张画从一块布卖到1000万元，总要给出一个说法。

　　在他看来，这种追求应该更加温和，更多从人的本性、视觉和整体感受出发，就像学院派作品不一定不好，但这样的做派与当下的时代并不对接。

　　“一些老牌画廊的展览很程式化，一开展就知道是怎样的路子。”王炜说，藏家日趋多元化和年轻化，商业画廊不能强推固定的价值观；而年轻的艺术家们也更注重表达自我，不会为了学术而学术。

　　“跨界”是更为灵活的经营策略。比如，王炜曾邀请意大利高端家具设计师做中西结合的设计展，中国传统的竹根与意大利匠人手工技艺的质感融合，“以商品样态出现，但也是艺术品，既可作为实用器物，也有收藏价值。”他说。

　　2015年8月，利阿贺拿艺术空间展出的年轻女艺术家李填钿的“水彩内衣——LOVE ME MORE”系列作品引起两家内衣品牌的合作兴趣。

　　“奢侈品品牌在周年庆等活动中要寻找宣传点，比如将艺术与产品对接。”王炜说，可以把艺术品变为实物，或把某些艺术元素应用在产品上。如此，小众的艺术就变成大众的产品。

　　这种推广方式的好处是把艺术家带入更多人的视野。王炜说，多数年轻艺术家都很接受跨界合作的方式，他们喜欢接触其他行业，并不担心影响创作的纯粹。

　　与此同时，许多经受住市场考验生存下来的第一代画廊也在思考转型，它们已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中国画廊业的中坚力量。

　　2000年，程昕东创办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艺术空间。近年来，他以项目的形式打造了一个流动的团队和虚拟的平台，比如2013年先后在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国家级美术馆做巡展。

　　“这样既可以把中国当代艺术推介到更多平台，还可以打开国外的藏家资源。”他举例说，2009年他在古巴国家美术馆做过一次中国三代艺术家的展览，当时并没有销售。不曾想时隔6年，一位旅居法国的古巴收藏家找到他，提出购买其中一件作品。

　　新一轮资本介入

　　李燕玲回忆说，上世纪末艺术生存渠道很少，坚持创作的艺术家相对有限，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然淘汰与选择。而当中国艺术市场慢慢崛起，艺术家数量大增、层次也变得多元，这种新局面给画廊经营者的分辨力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藏家变身画廊主，也折射出资本对艺术市场的又一轮注入，且规模更大。比如2014年成立的今格空间位于北京工人体育馆西门，其投资人曾在山西做煤炭生意。

　　希帕画廊所在的草场地艺术区红1号院A院，共有三家画廊，全部是新画廊，另两家在2013年、2014年成立，希帕画廊是最年轻的。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有其他产业支撑，如家具、房地产。

　　一些稍有资历的画廊也在积极对接外来资本，比如江浙一带的民间资本，或相对而言更“温柔”的国外资本。

　　在程昕东看来，虽然以往艺术品背后也一直存在资本的影子，但由于缺乏相对专业的评估系统，市场一旦回落，资本便随即撤出。如很多艺术品基金、股票等短时间内就销声匿迹。

　　现在，双方仍处于试探性的“初恋”阶段，许多投资者聘请艺术市场专业人才担任经理人，以企业的方式运营画廊。

　　多年来，中国画廊的成长和资本总是无法有效对接，拍卖行可以开画廊，艺术家的作品也可以直接上拍。

　　而在西方，作为艺术品流向市场的第一个渠道，画廊敢于对拍卖行说“不”。他们和艺术家一起从容成长，5年至10年后作品会自然地出现在拍卖市场上。

　　于是，当中国画廊业在拍卖行的挤压和互联网的裹挟中迈向第三个10年，西方同行们很惊奇：“中国的画廊怎么还能生长？”

　　2015年11月9日，纽约佳士得“画家与缪斯：20世纪艺术家晚间特拍”专场上，上海收藏家刘益谦以1.7亿美元购得意大利绘画大师亚美迪欧·莫迪利亚尼的《侧卧的裸女》，摘得全球艺术品拍卖记录中的“榜眼”。

　　事实上，莫迪利亚尼生前困窘潦倒，才华一直得不到认可。他没能像朋友毕加索一样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年仅36岁便离开人世。

　　“现在，一旦发现有潜力的艺术家，资本会马上跟进，无论画廊或艺术家都很难不低头，这已不是大师产生的时代。”程昕东说。

　　如此，对于优质艺术家资源的争夺将更加激烈，这是画廊业尤其是一些老牌画廊将面临的最大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晓伟/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