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生：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16个医学生在斯坦福医院的实验室椅子上瘫坐着。白色的短外套和听诊器就放在洗眼设备边上，几乎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一杯咖啡。他们的轮班从凌晨3点开始，到现在已经13个小时了，可是今天还有一个任务。是一个被称作“反射轮”的试点计划。这个计划一共4期，旨在改善实习医生糟糕的心理健康状态。

　　专职教士布鲁斯·菲德斯登负责斯坦福的这个项目。他曾经是非常成功的急诊室医生，后来因背部受伤而不得不放慢工作节奏。正是那次受伤，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精力已经透支了。菲德斯登深知沮丧的滋味。当他发现有人在他背后搬弄是非的时候，他放弃了医生工作，转而成为一名传教士，开始关注医生的精神和情感需要。

　　在今晚的这一期治疗活动里，菲德斯登让这些医学生们坦诚地谈谈他们在医院的所见所感。“也许，我们必须面对的那些事情本身就很吓人，”菲德斯登对学生们说道，“但是你又能和谁倾诉呢？可能你只能独自面对。”

　　一个学生说，他在跟一个即将接受脑外科手术的孩子玩一字棋游戏的时候，得到了负面评价。“我必须比过去更能分得清轻重缓急。”他在给小组的书面陈述里如是说。另一个患有肠道易激综合征的学生说她在浴室里被人拉住聊个不停。还有学生说他的同事总是吹嘘自己睡得少或是抱怨和自己的孩子见不上面。

　　长久以来这些都是对年轻医生的折磨：过度劳累、缺少睡眠，深陷在一个必须让自己合群的文化环境里。你见到、想到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比你更聪明、更称职，而你是唯一一个在工作里不停挣扎的人。有一个学生告诉小组成员，毕业之前跟随一个医疗小组学习时，她看见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那之后做了好几周的噩梦。而这周，当她再看见这样的情况时，却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谁还有类似的经历？”菲德斯登问道，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专家告诫说，医生们的心理健康正面临危机。一项研究表明，医生越是疲惫，其专业水准和患者满意度就越低。当患者们发现医生对他们的病痛感受不那么深刻时，往往是因为医生的精力已经透支了。这时，患者很难严格地遵照医生嘱咐，导致治疗效果不理想。当医生病倒时，他们的患者则更难康复。

　　医疗差错发生的频率正在增加。一项对8000名外科医生开展的研究表明，医生的透支和沮丧往往是一项医疗差错出现之前的预警。另一项对住院医生的调查表明，精力透支的医生，更容易为病人的治疗提出次优方案，这种情况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这对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托付给疲劳医生的病人来说极其不利。每一个患者都有接受疲劳的住院医生治疗的风险。

　　医生自身的安全也需要考虑，根据美国自杀预防协会的调查，在每年400份医生职业调查样本中，就有2到3个医学院毕业的医生死于自杀，是自杀率最高的专业服务人群。“这对我来说太震撼了，”梅奥诊所身心健康领域的研究员科林·韦斯特医生说，“我很难想象公众会意识到医生们在精神方面有着如此之大的压力。”

　　医生的工作压力不会在短时间内得以缓解，2025年之前，美国外科医生总量将持续不足，缺口大约是9万名。这意味着本就十分辛苦的医生，将面临更加繁重的工作。

　　医疗文化要求医生不能表现出软弱的一面，所以病人很难想象美国医生基本都在透支生命。但是在业内，关注医生心理健康的呼声和相应的行动都在增加。今年5月，斯坦福医科大学的杰出外科教授拉尔夫·德雷克博士，以及斯坦福普通外科协会的前主席阿格哈文·萨勒斯博士，在美国医学会外科医学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篇评论，讲述住院外科医生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执行9600个医生住院项目的政府机构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评鉴委员会，正试图提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控制外科医生精神压力的项目计划。

　　斯利间·森博士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位精神病学家，同时也是研究医生精神压力的领军人物之一。当他还是一个医学生的时候，他的童年好友（后来成为了一名住院医生）跳楼自杀时导致瘫痪。两年之后，森的另一位朋友，一名外科医生，自杀了。这两件事让森开始关注这些被大多数医生都忽略的问题。在一个被他称之为“实习医生健康研究”的活动中，他收集了所有能够想到的与精神压抑相关的样本，比如唾液中的DNA样本、血液样本、检测仪器下显示的睡眠模式。森已经在55个机构内收集了超过1万人的样本数据。“我们在生物学方面的发现越多，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之间的联系就越明确。”

　　实习期开始之前，只有4%的医生有临床抑郁表现，一旦到了实习期，这个比例迅速上升到25%。森对医学生毕业后第一年的表现尤其感兴趣。实习期时，实习生工资非常少，经常受到训斥，医疗活动进展顺利的时候，不会有人觉得这是实习生的功劳，可一旦有所闪失，所有的指责都指向实习生。

　　“毕业后立刻就要离校，到了工作单位你一个人也不认识，身上还背负着20万美元的助学贷款，突然间你每周都要工作90个小时，”道格拉斯·玛塔医生说，“这真的是一种人生打击。”在实习医生健康研究调查对象中，他是在精神抑郁里不断挣扎的实习医生之一。

　　在2013年的医生健康调查中，睡眠障碍是精力透支的最强信号，并且和精神抑郁紧紧联系在一起。米奇·特克是斯坦福医院精神科的医生，他接待的患者几乎全都是外科医生，他说：“我们必须及时反省。要求外科医生在睡眠不足、甚至没有睡眠的情况下坚持工作，这简直就是疯了……睡眠不足的人会反应迟钝。”

　　全美的医院管理者和医生都在努力克服身体透支问题，这种问题可能出现在职业生涯的任何一个阶段。（正如《华盛顿邮报》8月的一篇报道中所述，斯坦福也有一个旨在帮助急诊科医生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试点计划，它涵盖了给医生提供餐饮、打扫房屋或照顾子女等项目，以此来换取医生更长的工作时间。）但是睡眠障碍对住院医生来说，仍然是必须经历的一道难关。为了积累经验，他们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这种快得无情的工作节奏似乎只有如今的工作狂才能掌控，可是早在1889年，某个美国住院医生就提出，医生应该适应快节奏工作。”肯尼斯·拉德莫博士说，他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杰出的医学史教授。拉德莫希望医科研究生在学习阶段就建立严苛的训练标准。

　　住院医生，主要是未婚男性，都住在医院里面，对于医院来说，在经济上非常划算。实习医生把那些指导他们的医生捧得像神一样，长时间在他们手下工作。医院也给这些年轻的医生明确的期许：一旦度过了住院期，他们就能走上职业道路的巅峰，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如今，成为一名医生的现实状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医生不再被确保获得高收入，这个职业也不像原来那样自然地获得社会的尊敬。医生的总数发生了变化，美国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和生活质量间的平衡变得十分重要。大多数专业工作里老员工对新员工的欺压现象，也越来越少了。

　　但是医生住院项目带来的改观并不多：医生依然长时间工作，收入低，最重要的是，书面工作和病人越来越多。“比起以前的医学生，现在的孩子要学习的东西多多了。”斯坦福的拉尔夫·德雷克说。

　　为了保证医生工作时间安排的合理性，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评鉴委员会在2003年开展了一项里程碑式的运动：该委员会表示，所有住院医生，以四周为一个计算周期，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0小时。2011年，又补充了“住院医生第一年，轮班不得超过16小时”的规定。不幸的是，这项改革并没有改善医生的生活质量。2013年森先生在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年轻医生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因为这项政策的颁行而减轻。

　　“只减少住院医生的工作时间，却忽视适应环境的重要性，就好像除了工作时间，其他都不重要一样。”拉德莫在他的关于住院医生教育的新书《让我治愈》中写道。

　　长时间工作并不是影响医生心理健康的唯一原因。在执业过程中医生表现出的任何弱点，都会成为同行眼中的污点。

　　这就意味着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会主动去寻求帮助。森的调查显示，只有22%的实习生在出现抑郁症状时得到了帮助。森很困惑，因为治疗和控制一个医生的抑郁症状，是有助于提高他的职业能力的。“我们也非常希望医生具有预防精神疾病的能力，”森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的人相互之间很容易产生同感，分享彼此不同的经历，也更能接受自己存在弱点的事实。”

　　但是当前的医学文化不允许医生存在这种心理弱点。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级别低的医生经常被他们的上级医生欺负。“那些主管住院医生的主治外科医生，在工作时间之外可能对住院医生态度温和，但是在手术室里，他们有的时候就像是怪物，”斯坦福的萨勒斯博士说，“他们会说：‘你们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你待在这有什么用？你能不能做点事？你要是一点忙都帮不上，干嘛不走人？’”

　　这不是某个学校的个例。对医生的精神虐待，往往是针对医科学校3年级或4年级的学生、实习医生或住院医生。几十年来，医学类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类似的情节。根据森和玛塔的研究，目前这仍然是个问题。当被问及做医生第一年里最艰难的事情时，20%的调查对象提到了医生文化的“毒性”。他们说自己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主治医师对着他们狂吼，当着同伴的面羞辱他们，把他们弄哭。

　　“这种羞辱真的会发生。”德雷克说，他承认自己也是施害者之一，“我并不会因此感到骄傲，但这件事真实存在。”他也曾是一个严苛、不喜欢原谅别人、经常欺负住院医生的外科医生。现在他自称为“幡然悔悟的罪人”。

　　他的转变源于2010年的一通电话。那时，他得知格雷格·费德曼，一个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主治外科住院医生自杀了。“他是医学界的新星，”德雷克说道，“这个人真的前途无量。”谈到费德曼时，他仍然会流泪。

　　2011年，德雷克、传教士菲德斯登、萨勒斯和其他几个同事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去改变这种现状。“当人们进入一个新环境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就会自我怀疑，”萨勒斯说，“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定期把大家聚集起来，聊聊天，让大家了解彼此，这样就不会孤单了。”

　　他们在斯坦福共同计划了一个项目，旨在改善医生的身心健康并对他们给予指导。医生一共被分为6组，每周都会有一组医生必须接受一位心理医生主持下的心理治疗活动。每一位年长的住院医生都会指导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这些住院医生有专门的时间来建立彼此的情感联系。年轻的医生几乎没有时间去别的医生那里为自己看病，所以康复小组就列表推荐一些牙医或别的医生。现在外科休息室里还添置了一个冰箱，里面放满了健康的食物。这项计划被称为“平衡生活”。

　　“我知道我们不能彻底解决自杀问题，这对我们来说太复杂了，”德雷克说，“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阻止自杀事件发生。”

　　德雷克并不知道，他的草根计划可能是现有最好的计划了，他用电子邮件联系了国内200家外科项目的负责人，询问他们是否也愿意做出努力。“没人回应我，”他说，“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还是我的朋友。”

　　萨勒斯说，这项计划是全美范围内最具创新性的住院医生健康计划，这竟然有点悲哀。迄今为止，斯坦福还没有哪个机构出面主持活动。她接着说：“医院里面还有同事认为这项计划是胡闹。”她和德雷克必须对分配给“平衡生活”的每一分拨款精打细算。“每当我们谈起这个项目时，我都必须跟别人解释：‘有人已经因工作焦虑过度死去了，所以我们需要这个项目。’我对他们的死亡感到非常悲伤，但并不觉得意外。”

　　“平衡生活”这样的项目虽不多见，但并非绝无仅有。纽约州立大学州南部医学中心的精神科医生迈克尔·梅耶二十年来一直专门辅导外科医学生。他一直在主持一个项目，项目中高年级的精神科住院医生在低年级医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心理治疗和用药建议。这种同龄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医生为自己寻求医疗帮助时可能产生的耻辱感。

　　“我们必须时刻安慰他们，健康咨询并不会导致他们被退学或者别的不良后果。”梅耶说。他与森一样，因为身边医学院同学自杀，而致力于关注医生的精神健康。每个纽约州立大学精神科医学生毕业时，都会去帮助一两个师弟师妹。

　　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评鉴委员会希望“平衡生活”项目能够给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开展的其他项目带来启发。

　　“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评鉴委员会可以有许多方法改变现状，只是还没有付诸行动。”蒂莫西·布里格姆说，他是委员会的核心员工，也是“平衡生活”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现在还不能预测这项计划将以什么形式开始，但是新规则最早将在2016年为美国9600个住院医生项目带来改变。

　　“我希望我们能够处理好这件事，要做得好，做得持久，一劳永逸。”布里格姆说道。

　　在斯坦福医院一个昏暗的小屋里，一群一年级的医学生坐成一圈，传递一个紫色的高脚蜡烛。传教士菲德斯登拿着一个小钟，敲了3下，开始了这堂被称作“疗愈者艺术”的课。学生们逐个向小组分享自己第一次产生做外科医生的想法时的情景。现在，他们更加注重工作与个人生活的平衡：他们在跟小组分享，当工作让他们筋疲力尽时，他们最不愿失去的是什么。

　　“请帮助我变成一个坚强又快乐的人，因为在我下定决心为别人服务的时候，首先我必须让自己过得非常好。”一个年轻的医生说。

　　“请让我更坚强，这样我就有勇气接受自己的弱点了。”一个女生说，“请让我们记得，我们都是普通人。”

　　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评鉴委员会的成员和医生正在寻找能够改善医疗卫生从业人员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办法。如果外科医生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病人就能接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同时也能吸引更多人加入医生队伍。

　　“我下定决心要做好一件事：在这片土地上，让关注医生心理健康这件事变得真正重要起来。”德雷克说，“如果不断有新的自杀事件发生，而我们依旧无动于衷，那这个世界就真的太残忍了。”

　　[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曼迪·奥克兰德/文 小月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