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鹏 艺术的骨头

　　我的大学学习生涯是1990年代中末期，美院的学习即将结束时，心里很是慌张，慌张的原因之一，是创作的内容和方向。一位老师出身于部队文工干部，基于他的青春经验告诉我们，艺术远离政治，追求形式美，为艺术而艺术。但这种“安全”对我而言，意味着乏味。我实在想不通他一味追求的美，怎么打动我，怎么打动别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这艺术是为了妆点别人的生活，还是自说自话，叙述别人毫无兴趣的个人琐事。花费心血的艺术作品靠什么长久支撑，摆脱强迫症式的自言自语、自定义的“美”与脑经急转弯式的伎俩，的确是个问题。另一个危机感来自于校门对面的巨大广告牌。未来的饭碗问题，本来我是充满自信的，心想大不了，靠多年培养出来的造型能力，画个广告牌还是胜任的。结果不等毕业，广告牌结束手绘时代，开始用喷绘制作了。我有点绝望，那时绘画专业的学生，是不学计算机技术的，石器时代的木棍、石头怎么对付机枪、大炮。

　　赶紧，我找了家报社上班，运气不错的是，这东家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报纸之一，那个时代也是传统纸媒最好的黄金时代。媒体工作让我远离从小熟悉的艺术氛围，让我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

　　上班不久，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开始，基于第一次预料之外的失利，第二次申奥的“顶层设计”可谓严密：成功了怎么报道，大家上街欢呼庆祝，完了怎么让欢庆者高高兴兴回家睡觉，别乐极生悲；失败了什么说法，悲痛之余最多在家砸啤酒瓶，别上街做熊孩子的惹是生非之事..我第一次发现，伟大的首脑很爱我们，担心我们的思考缺陷，顶层智慧早已安排好我们的行为、思维，我们就是《楚门的世界》里简单快乐的楚门。

　　21世纪的开始，是充满憧憬，却信息传递依然缓慢的时代，拨号器嘟嘟声中，缓慢的上网速度让世界的面貌慢慢显现。2001年9月的一天晚上，国际版编辑在播放着各国新闻台的电视墙前大呼小叫，电视画面播放着一架飞机撞向世贸大厦。很快，第二架飞机飞向双子楼，身边交织着悲哀怜悯和复仇快感的声音。我有点迷糊，冷战思维教育下的认知和人类起码的良知对抗，不知自己的立场、判断，心理为价值观的混乱着急。

　　之后的生活在思维矛盾中顺利前行，直到28岁的我被“委以重任”，到上海一家经济媒体工作。这个职位，是一个学艺术、非新闻专业人士能担任的最高职位了，问题突然出现：我是顺着惯性和生计一路走下去，做着上班第一天就不喜欢的工作，直到退休才重拾画笔，做个老年大学的艺术爱好者？还是回归内心，拿起画笔，让未来的自己没有遗憾？我选择后者。也是因为语境转换，我找到了想表达的主旨，那是我作品的支撑，艺术的骨头。

　　清晨醒来，我们便东想西想，自以为想着自己独立的世界，自由的思维，想着是非判断，想着善恶曲直。赛事成功，我们欢呼雀跃；足球失利，我们痛心疾首；海岛危机，我们砸车泄愤..我们深信不疑，我们的大脑理所当然想着“我们”的思维。我们就是《楚门的世界》里的楚门，以为自己生活自由多彩，其实在这个计划世界，自己与邻人一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别人谋略中的一部分，只是个不自知的群众演员。

　　被规划的人生从我们的童年教育就已开始。初、高中时候的政治课反复教授唯物主义，直到大学有时间大量阅读，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哲学思潮，价值观未必如教科书与墙上标语那般单一。任人解释装扮的历史呢？海对岸岛国篡改历史的教科书事件，也许并不是孤例吧。

　　成年的生活更是如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的新闻事件、意见观点，都是预置的议题，对了，专业名称叫“议程设置”；我们的视听感知、喜怒哀乐，亦被“宣传纪律”“报道注意”设计。我们知道一点点，晓得“水军”“五毛”是收钱充民意，但我们未必料到，翻出墙去，看到“民主公器”上，依然是左和右的掮客博弈。

　　回看艺术名利场，美是宣传的道具，艺是歌颂的附庸。艺术如果只是光荣、伟大的装饰品和自我宣泄的小便池，不再思考，不再唤醒，还有什么意义？难道它存在的社会学意义，只是千年之后历史学家用春秋笔法反向证实思维控制的例证？

　　这正是我作品的支撑，用乐观主义的修辞语言，去描绘、面对势不可挡的意识控制巨浪。也许唯一纯洁的梦还属于我们自己，但，当我们醒来，又有一个声音在质问：“今天，你洗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