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复杂社会的崩溃”

　　我研究互联网，一直侧重经济。12月5日，忽奉召至人民大会堂讲“互联网+社会治理创新”，不免惴惴然。面对满堂国家与地方治理专家，本来就有点心虚，但见主持人临时改变议程，前来附耳道：本来安排部长第一个讲，他坚持要让你第一个讲，他改成第二个。我顿时傻眼。哗——，一片掌声，来不及反应，我不知怎地，已然站到台上。

　　讲互联网我不怕，但要讲国家治理，这可不是我的专业。讲什么呢？好在我事先准备了一下，从互联网与治理的契合点讲起。所谓契合点，就是互联网追求的东西，与治理追求的东西，在哪个点上是相契合的。我把这个点归结为复杂性。如何轻松化解复杂性，是互联网所追求的，也是国家治理所追求的。

　　我在大会堂上，临时提起“周期率”。不敢肯定是不是黄炎培提的，于是泛泛说是“一位社会人士与毛泽东谈的周期率”。回去一查，果然是黄炎培，他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浮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黄炎培提到的“复杂”和“控制力”成反比，是治理问题要害。

　　出现“周期率”现象，就是由于社会开始简单，控制成本低；到末期变得复杂，控制成本高到难以承受，就会出现“复杂社会的崩溃”。

　　这里我提到一本书的书名“复杂社会的崩溃”，当时想不起作者是谁，回家查了一下，是约瑟夫·泰恩特。泰恩特立论的核心是：“社会复杂性的增强伴随着人均投资成本的提高”，“对社会政治复杂化的投资通常会达到一个‘边际回报递减’的拐点”。我用的是更标准的平均成本递变的说法，大意是一样的。

　　治理的复杂性成本递增，表现为迟钝，被称为工业病；复杂性成本递减，表现为灵活（smart），称为信息化。我说，传统社会的特征，是越复杂，平均成本越高；信息社会的特征，是越复杂，平均成本越低。与泰恩特的结论相反，我认为“复杂社会的崩溃”是可以避免的，只要社会复杂性提高后，平均成本（同以往相反）出现递减，“周期率”将被破解。

　　在这里，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治理理念。在此之前，恐怕没人认为社会治理，会出现越复杂平均成本反而越低的可能。确实，这在传统治理中不可能。但我提出一个反例，智慧就是一种相反的现象，智慧的本质恰恰是越复杂成本越低。互联网本质上就是一种智慧现象，如果它从技术深化为行为，就可能产生善治效果。

　　由此我正面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互联网+社会治理，本质上就是把技术上的智慧模式深化为行为上的智慧模式，提高治理现代化水平。所谓智慧政府、智慧城市，就是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比以前更复杂的服务，但平均成本不上升，反而下降。只有治理达到这样的水平，才能走出“周期率”，达到长治久安。

　　如何才能做到呢？实际上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经济已经实现了复杂性平均成本递减，将其中的成功经验移植到社会治理中，也会达到同样效果。其机理是平台分享，因为要实现报酬递增（即成本递减），关键在于使APP服务通过API均摊平台固定成本，达到平均成本递减（注意这里强调的是平均成本，不是总成本）。 一旦在公共治理中引入平台型服务，使之对社会应用服务开放，调动一切治理积极因素，智慧型的治理（我比喻成千手观音）就有望得到实现。我举了上海市徐汇区和佛山市的具体例子作为佐证，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我注意到，在与会发言中，大家都在谈平台服务，说明这种先进的治理模式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重视。“互联网+”本来是指新业态，如果能成为新治理形态，可以说是意外之喜。

　　文/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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