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的故事

　　在哈佛、牛津、剑桥、斯坦福等大学游历，我发现一个变化。以前去时，外国学者只顾自我表达，视中国人为呆若木鸡的一群。其实，明明已听出中国做得更好的地方，或他们想法中的“虫子”，但没有中国人讲话的份儿。最近不同了，至少在哈佛、牛津，他们终于对“中国为什么成功”这个问题开始入迷。

　　好朋友司晓跟我有同感。在牛津，一位研究生带我们参观校园内古老的城堡草地。他讲许多有趣的故事。比如，他的导师是许多国际大牛的老师，上课就是跟学生逛校园，成绩完全由逛的时间长短而定。导师先布置书目，然后听你的观点。如果你没读进去，话不投机，导师带进逛半小时就出来了，你就完蛋了；如果你读进去了，导师悉心指导，可能一下逛上半天，你能问多深，导师就能把你带到多高的境界。司晓说：“这段梦幻般的体验让我想起上周我们利用移动互联网游览了我的家乡。”原来，他的家乡政府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设了语音专栏讲述“开封故事”。所有游客都可以通过扫描建筑物、街道或其他名胜附近的二维码，进入公众帐号收听语音专栏，每个人也可以讲述自己与这栋建筑的故事。最后司晓跟英国人讲：“如果牛津大学也能有这项公共服务的话就再好不过了，这样所有的游客都能有机会听到全世界的牛津毕业生所分享的牛津故事。”

　　中国的故事有许多已经比世界上的故事更精彩，我们需要很好地讲出来。

　　在北大-牛津-斯坦福大学的互联网法律交流中，我明显感到中国、美国相关经验更丰富，理据更有针对性。英国人学术传统深厚，但在互联网这类新事物上往往使不上劲。伟大的实践容易得出经得起深算的结论，而败军之将难以单凭传统言勇。

　　就拿英国来说，英国社会发展各方面都比中国发达，人均收入高，科技强大，教育发达，福利完善，人力素质高但为什么一个上市的互联网大平台都没有，互联网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呢？难道其中没有国家故事一级深度的原因吗？

　　如果有英国人向我诚心请教，有在中国最高法院第一法庭与英国公平贸易局官员当庭论辩经历的我，会告诉他：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在互联网理念、法规、制度上存在哪种致命的盲区，导致他们出不了大企业，把自己耽误了。这是从中国互联网成功的长期对比观察、研究中得到的理论见解。美国人已经开始有了问这类问题的意识（例如在哈佛，博士们就不断问我美国企业为何在中国互联网上输给中国企业的问题），而英国人连这样的问题的存在还没有意识到。

　　反过来说，中国成功了，却讲不出成功的道理和理论，这是软实力的缺失。中国互联网越成功，这种缺失就越不应该。说严重点，不总结成功的规律，对别人、别国是不负社会责任的表现。好像我们藏着掖着什么似的。

　　在理论储备不足的情况下，一个好的方式是，从异乎常规的现象开始，讲中国的故事。

　　这次在牛津听到的由中国人讲给英国人的最好的一个新故事，是微信支付开始渗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从这个例子讲起。

　　在2015年春节期间，仅一天，就有超过10亿的红包通过微信支付发出。刚开始时，人们认为这个记录会保持一年直到下一个新年。但事实上该记录只维持了6个月。在中秋节当天，有22亿的红包通过微信收发。

　　一方面，用户倾向于用微信支付购物并支付。另一方面，商场利用微信作为他们的社交平台来吸引更多的顾客并提升销售额。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

　　我给牛津大学的教授们从理论上讲解微信背后互联网与文化的关系。其中谈到，孔子提出的仁，实质在于OSPF（Open Shortest Path First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最短路径的关系，就是熟人关系，包括与朋友的朋友之间的“超链接”关系。他与英国的伯纳斯·李提出的WEB，异曲同工。由于时间太短，我没有展开来谈，这里略为说明一下。

　　我想说的是，技术网络与社会网络的耦合中以往没发现的规律。

　　互联网是一个复杂性技术网络，正在向复杂性社会网络方向发展。互联网直到微信产生，才在社会意义上而不仅仅是技术意义上，进入到真正的复杂性网络。其标志，就是在人际关系上，从向心性的网络，向分布式网络发展，具有了OSPF的根本特征。这是生产力向生产关系传导的惊人的一跃。此前的互联网只是技术互联网，还不是社会互联网（在社会结构上还是工业化的中心结构）。

　　我发现，OSPF在技术上映射到社会结构，最接近的就是孔子的社会结构学说。从事后观点看，孔子主张的社会结构具有WEB结构的典型特征，这实在是太特殊了。工业化的社会结构，正好与OSPF相反，强调交往距离的远，越远越社会化。但OSPF强调点对点的短距离关系（相当于熟人），强调由这样的边，形成错综复杂的网络。这是现代的图论才发现的社会网络规律。

　　OSPF是路由器的核心。可以把信息革命中的路由器，想像为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OSPF反映的是这场革命的发动机的核心原理。

　　2014年微信上已经有超过4万个公共服务账号。而在今年九月，这个数字在短短9个月里已经翻倍，达到8万个，提供大约800项公共服务，覆盖70个城市，大约两亿人口。每个账号有平均3.6万个活跃的订阅者。如果定义每三个月至少与账号管理者互动一次的订阅者为“活跃”的订阅者。通过简单的计算，每一季度有至少30亿次的互动。

　　对比中心化网络与去中心化网络就可以看出，微信上的30亿次互动，是按OSPF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如果把节点与节点之间的一次互动理解为图论上的一条边。说网络的价值等于节点的平方，不如说是边的平方。强调边的错综复杂作用，是去中心化网络不同于中心化网络之处。它揭示了网络关系的真正的实质。

　　边的数量又称为标度。无标度网络理论揭示，观察度分布（即图中节点的边的分布），某一节点爆发，即与之互动的边数特别多，这一节点通常并不位于网络的中心，或者说，它只是网络临时的“中心”。随着兴趣转移，网络的“中心”在各个节点之间不断游移。这种现象也不同于中心化网络将热点集中于固定中心上。在孟母择邻的案例中，端到端两点间的交互（结交）改变了善邻与恶邻的度分布。目前网上的4万个公共服务账号，就是度分布中具有较多边的节点。

　　红包的故事虽然简单，但细究起来，它包含着互联网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某些新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从这种现象中归纳出的逻辑不仅适用于红包，而且适用于一切短链现象。例如，iBeacon是苹果新推出的一款小巧的设备，售价仅为10英镑左右，电量足够使用一整年。如果你是一位线下的零售商，拥有了iBeacon，周围的顾客都可以通过使用微信的“摇一摇”功能轻松的找到你，并且获得关于商品打折信息和你推送的任何信息，如果他们觉得你足够有吸引力的话，就可以关注你的微信公众账号。摇一摇，实际就是OSPF机制的一种操作形态。从各种现象中归纳出共同规律，加在一起，其实已经是一个新的故事。

　　长期以来，世界上只有英国的故事、美国的故事，这些故事被说成普世真理。随着中国的成功、中国互联网的成功，我们也应该开始琢磨琢磨中国的故事如何讲。

　　我在牛津对着大牛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和英国都有长期农业社会传统，互联网具有隔代遗传特性，中英两国是否可以从传统中获得一些——不同于美国的——讲新故事的启示？

　　文/姜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