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文化，自古就很在乎当官，这就是官本位。一个人从念书开始，就知道“学而优则仕”。中了秀才，就说从此走上了“仕途”，也就是启动了“升官图”。
1916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当校长，他一到任就看出了北大学生存在的问题。他说：“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元培向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要升官还是要做事？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有意义。
升官与做事，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两相比较，还是做事比较难。要做出能够让人记住的有益的事就更难。做官就容易多了，几千年来不知产生了多少尸位素餐的高官。清末位极人臣的李鸿章说过：“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莫过于做官。一个人如果连官都做不好，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几千年来，中国人为什么那么迷恋升官呢？一是如李鸿章说，做官比做任何事都容易。做官的只要把上边应付好了，就会一路顺风，既没有责任也没有风险；二是做官有特权，官越大权越大，有权便有势，一呼百应。又容易做又有权，所以历代对当官趋之若鹜。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人只想当官不想做事，也的确有不少人是为了要做事才去当官的。这其实是体制上的问题。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并且真有做事情的愿望，不论是当官还是不当官，应当是平等的，而且，对当官的应当有更严的约束和问责。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繁荣。
【原载2015年第12期《金融博览》】
武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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