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基本面的共识与分歧

　　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6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158，5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这是中国经济自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增速，并延续了逐步放缓的趋势。

　　从市场的反应来看，经济企稳趋势进一步明确。由于中国政府已将2016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6.5%-7%之间，市场预期早已有所降低，因此6.7%的增速符合甚至略好于预期。

　　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回升是带动一季度经济改善的主因。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85，84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7%。从三大分项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暖核心源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超预期回升。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长6.2%，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长19.2%；基建投资累计增长19.3%，创下十个月来新高。

　　经济企稳在价格上也得到了印证。一季度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速由负转正至0.5%，CPI同比增速2.1%、PPI同比增速-4.8%，均较去年四季度回升。此外，行业层面的数据也印证了经济企稳的走势，近期的原材料价格、设备开工率、全社会货运量以及工业用电量等走势等均给出了较为一致的积极信号。

　　从中长期来看，市场则普遍认为，这波经济改善是短周期性的，中长期仍然不改L型的基本趋势。短期经济转暖的根本原因，还是依赖于政府主导的大量投资，而不是市场自发扩张，其背后的支撑因素是金融系统的信贷宽松。显然，这还是在传统模式下由政府驱动“买来的增长”，而不是周期性复苏，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很难持续高速增长，信贷主动或被动的收缩可能会打断这样的复苏进程。

　　无论是着眼于周期性复苏还是长期增长，关键都在于结构改革的实质性进展。当前中国经济并未彻底摆脱诸多结构性问题的羁绊：既有东南沿海的发达，也有部分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塌陷；既有一些新兴产业的火热，也有传统产业的步履蹒跚；既有每年超过千万的新增就业，也有去产能带来的数百万结构性失业大军。

　　经济转型之下，中国经济面临着艰难的调整。但是，对于结构性改革和稳增长的关系，市场仍存在较大分歧。分歧的核心就在于：在结构日益失衡、经济风险加大、社会矛盾凸显、结构调整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冲击的背景下，中国可以忍受何种程度的低增长。如果结构性改革将会导致经济断崖式下跌，超过了可以忍受的范围，那么就需要从需求侧促增长，让经济先走出衰退；反之，就不需要刺激总需求稳增长，而应该先行解决泡沫和债务问题，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推动增长。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必须在两种经济增长中尽快作出抉择：一是使用反周期政策促进短期经济增长；二是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短期增长就像一个窄小的铁笼，将强烈约束经济政策的方向和具体实施。如果要力保经济增速不跌破底线目标，中国力托经济的政策必然会不断加码。但根据过往经验，通过强刺激措施支持短期经济增长的方式又必然会进一步加剧长期经济失衡，尤其是当这种情况造成国企主导的投资快速增长，却不能产生价值增值、效率提高或技术进步方面的效益，这对长期经济增长将是一个不利的信号。

　　不同于发达国家相同发展阶段的情形，对于目前阶段人均收入只有8000美元左右的中国来说，较低的经济增长背后将意味着很多问题，如大量失业、恶性通胀、民生改革停滞、社会不稳定等等。但也不能因为长期习惯于高增长就忘却其弊端，否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未来5年，我们基于7%左右的潜在增长率做出判断，即使平均增速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依然可以在社会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结构性改革。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空间看，除非发生大比例银行挤兑或者开放资本账户以后资金快速流出这类极端事件，否则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的概率极低，因此根本不必因担心其消极影响而等到经济“好转”后再进行结构性改革。而且，鉴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技术差距以及低效扭曲的体制机制，如果各种市场化和结构性改革能有效执行和推进，将可以为增长提供内在动力，成为稳增长的重要保障。

　　在经济新常态下，面对众多结构性难题和复杂经济环境的挑战，需要实施更有力度、效率更高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能太过于宽松，以免造成市场缺乏调整的压力和紧迫感，甚至给汇率稳定带来较大压力。财政政策应避免政府拔苗助长、盲目扩大投资。此外，还需充分发挥改革的倒逼机制，如调整地方各级政府的考核目标，引导、激励它们追求更加着眼中长期的、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本刊编辑吴思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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