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安全绿色城市还有多远

　　近年来，中国城市严重安全事故频发。随着大量的人口、资源、产业和基础设施的聚集，城市越来越复杂脆弱，任何一个部件或系统的故障，都会让整个有机体陷入困境或停顿

　　垃圾是城市发展的附属物，由于城市和人的运转，每年会产生上亿吨垃圾。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垃圾，一边是无法忍受的垃圾恶臭，成为城市垃圾处理中的棘手问题，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正在遭遇“垃圾围城”之痛。

　　近日，常州外国语学校周边环境污染事件，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据了解，该校先后有641名学生被送到医院检查。其中有493人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异常症状，个别的还被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恶性疾病。这么多学生同时出现不良反应，家长们把祸因指向了学校北边的一片工地。据他们反映，这块地原来是三家化工厂，污染可能来自土壤开挖作业。三家化工厂中，最大的一家叫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其次分别是长宇化工和华达化工。一名在常隆化工工作了30多年的老员工说，在他记载的生产日志上，像克百威、灭多威、异丙威、氰基萘酚等都属于剧毒类产品。而厂里职工有时候为了省事，不光将有毒废水直接排出厂外，还将危险废物偷偷埋到了地下，这对环境带来了很大隐患。

　　查阅近年来的学校污染事件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均为新校址。这些新校区刚建成不久，且选址多在化工厂、垃圾场等“污染区”附近。然而，不只是学校选址这一类事情突显“垃圾围城”的困境。2015年12月20日，深圳光明新区红坳余泥渣土受纳场，高达100多米的山堆突然滑坡。10万平方米的工业园被吞，33幢厂房被毁，造成巨大损失。垃圾成堆，不只意味着无法忍受的恶臭，也不只意味着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远丰村是一个有400余人的村庄，村后有座垃圾山，10年间12人因患癌症死亡，被包括央视在内的众多媒体冠以“癌症村”的称号。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汉平表示：“这样的肿瘤死亡比例实在太高。”由此可见，“垃圾围城”并非一件小事。

　　近几年，环境问题一直是“两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垃圾处理更是焦点中的焦点。这一方面折射出代表委员对民生问题的关心，同时也反映出“垃圾围城”等问题已成城市发展难以承受之痛。联合国环境署资料显示，中国城市固体生活垃圾总量居世界前列，每年产生垃圾1.5亿吨，存量已达到70亿吨。日益增多的城市垃圾、不断扩大的处理缺口，让“垃圾围城”不再只是“狼来了”的警示。超过10％的垃圾没有填埋场处理，垃圾焚烧厂超负荷运转。2015年岁末，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时隔37年后，中国再次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要在“建设”与“管理”两端着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尽管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城市安全绿色，但我们的城市依然危机四伏，实现安全绿色依然任重道远。

　　垃圾围城之困

　　“垃圾围城”问题的形成，与居民环保意识的缺失有关，更与政府的主导作用不彰有关。因而，破解“垃圾围城”之困，政府责无旁贷，全民应有所作为。拿以垃圾围城著称的深圳市为例，深圳是国内城市的佼佼者，但其在垃圾和渣土管理方面依然是以粗放式的集中填埋和堆放为主，垃圾分类也一直不理想。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征地困难，余泥受纳场建设滞后，海量渣土令现有受纳场不堪重负，加之管理不善，导致惨剧发生，深层次原因还是政府重视不够。

　　据《中国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发展报告》透露，近几年，中国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总量超过15亿吨，占城市垃圾的比例约为40%，但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率则不足5%。与此同时，韩国年产建筑垃圾6000多万吨，有373家建筑垃圾处理企业，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率在90%以上。欧盟国家每年资源化率也已超过90%。

　　由全球人居环境论坛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订的《国际绿色范例新城倡议标准》，为建设可持续的低碳生态城市，提出了包括零废弃物在内的十二项原则和目标。为了实现零废弃物，城市和居民需要在消费与简化包装之间达到平衡，同时，推动废弃物利用和产品再利用。这些行动为节约资金、能源、资源和垃圾填埋场空间创造了新的机遇。

　　事实上，把零废弃物作为城市发展战略之一，发动市民和企业广泛参与，实施积极的政策措施，通过源头减量、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许多绿色城市已经成功地破解了垃圾围城之困，走上了良性发展轨道。2010年，美国旧金山市已实现垃圾填埋场固体废弃物77％的转换率。他们还提出了城市整体零废弃物目标，即到2020年，其运送至垃圾填埋场的废弃物为零。去过日本的朋友，对于其国内严谨有效的垃圾分类都有深刻的感触。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和零废弃物，我们的城市就做不到呢？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人口超载之重

　　各地学校发生的污染事件和深圳滑坡事故，也再一次暴露出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和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超过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由此带来了很多城市病。比如，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比，深圳市域面积狭小，只有1997平方公里，实际管理着约1500万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7785人，超过香港的每平方公里6420人。专家指出，人口超载造成城市承载力濒临极限，所引发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教育资源匮乏、人口拥挤等问题，都将使城市运转失调。

　　万物有度，物极必反。这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能解决的。城市发展有其规律，不能无视客观环境和资源承载力。政府必须改变以往按照城市大小、政治地位高低分配项目、资源和资金的传统做法，应该引导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重点发展城市群。大城市需划定城市增长边界，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规划、限定和维持合理的人口承载量，规划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实现安全绿色城市的前提。同时，政府必须切实保障法定城市规划的严肃性，不能因党政领导个人意志随意改动。

　　城市定位之偏

　　近年来，在全国一些城市发生的安全事故，虽有部分是自然因素，但实乃人祸居多，究其根本，还是不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缺失所致。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绿色化已经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可是在国内多数大城市的发展定位中，却鲜见这些词语。例如，深圳市新的城市发展目标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广州市2015年“两会”提出的城市定位目标是“紧紧围绕巩固和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地位，打造国际商贸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世界文化名城和华南交通枢纽”。上海市未来建设目标为“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础上，2040年要努力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天津市的城市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2009年城市定位中原有的“生态城市”也不提了。

　　综合以上一线城市的定位，除北京市提出“和谐宜居”这样体现“包容、安全、绿色”内涵的字样外，其他城市目标多以经济为重，以高大为荣，重生产，轻生活，都重视“国际化”。殊不知，国外发达城市绝大多数把可持续发展或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主要战略目标，这和我们的一线城市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温哥华市2011年实施的“2020最绿色的城市”战略计划，设立了“绿色经济、气候领导力、绿色建筑、绿色交通、零废弃物、接近自然、减轻生态足迹、清洁空气、清洁水、本地食品”十项目标，要在2020年成为全球最绿色的城市；哥本哈根市实施了《2025气候规划》，要在2025年实现全市碳中和，市长和许多市民每天选择骑单车上下班；2014年启动的“首尔市政厅四年计划”愿景是“以人为本的首尔，市民幸福的首尔”，致力于建设安全的城市、生动的城市、温馨的城市、梦想的城市。这些国外发达城市不是不重视经济，而是更重视绿色经济；不是不懂得发展，而是更懂得可持续发展。

　　改变就在眼前

　　2015年是世界迈向可持续发展的转折之年，国际社会达成了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9月，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193个会员国一致通过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17条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指标。其中专为城市设定的目标11指出：要建设包容、安全、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的人居环境。12月，巴黎气候大会成功达成了《巴黎协议》，为全人类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全面开启绿色低碳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这两项成果将是国际社会引导各个国家和城市全面转向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纲领，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城市政策制定者只有拨云见日，把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这些普世价值，真正上升为城市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着力建设包容、安全、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居环境，把中央提出的绿色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战略目标，把安全、健康、公平和居民的长远福祉列为施政根本，而不仅是以那些高大上的经济目标、与市民实际安全福祉关系不大的称号为根本，我们才能逐步把重数量、重速度、重生产的城市发展模式，转变为重质量、重内涵、生产生活并重、以市民生命福祉为本的发展模式。

　　此外，政府必须加快职能转变，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重点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制定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应的系列法规、政策和计划；管理和技术并重，把绿色环保产业列为战略性产业，给予应有的政策扶持；把资源和环境成本计入产品生产和服务价格中，引导市民和企业共同行动，构建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体系；从小做起，培育尊重自然、适度、健康、利他的可持续文化和绿色生活方式。如此坚持，年复一年，安全绿色的城市必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才不会只是一句口号。

　　吕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