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社会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以“一高”、“四大”为明显特征。为此，社会事业改革需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共享发展”理念，认真贯彻实施国家关于全力实施脱贫攻坚、提高民生保障水平等部署，同时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阶段，需要不断改善民生，健全对全体公民收入、社保、财产、基本公共服务等权益保障方面的制度。四月初，《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就如何促进社会事业、公共事业方面的改革，缩小居民不合理的收入和财产差距，到2020年实现中国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及如何落实“共享发展”的新理念等议题，专访了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

　　社会事业改革进行时

　　中国经济报告：目前中国社会事业改革进程如何？

　　苏海南：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举办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在政府文件中，社会事业包括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事业、文化事业、体育事业、社区建设、旅游事业、人口与计划生育十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科教文卫体等多方面建设有了大发展，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劳动就业等有了长足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党中央、国务院对于老百姓高度关注的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问题极为重视，一贯强调“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去年，中央又明确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并且，在这种理念和思路的引导下，制定了包括财政、工资分配、社会保险福利等领域的一系列政策，并大力抓落实，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进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原来的3.31倍，逐步缩小到2014年的2.97倍；行业工资差距由原来的4.88倍也缩小到2014年的3.82倍；地区之间的居民平均收入差距，以及居民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略有缩小，其中，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差距略有缩小，但农村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差距有所扩大。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原来最高点的0.497降低到去年年底的0.462，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在向缩小方向缓慢地发展，但各方面差距总体仍然偏大。而在居民财产差距方面，由于还缺乏权威数据，难以做出清晰的量化分析，多数学者认为居民财产差距明显高于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报告：社会事业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是怎样的关系？

　　苏海南：社会事业改革是与收入分配改革紧密联系的。如果科教文卫体、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都实现公平、公正、合理，那么不合理的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就基本不会出现或其问题不突出，至少不合理的居民收入和财产的差距不会继续扩大。

　　居民收入呈现“一高”、“四大”特征

　　中国经济报告：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财产差距过程中，哪些问题比较突出？

　　苏海南：从居民收入看，目前明显呈现了“一高”、“四大”的特征，“一高”即基尼系数偏高，“四大”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行业工资差距、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偏大。

　　先说“一高”。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近年来呈逐步缩小态势，但仍然相对偏高。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就属于差距偏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2015年是0.462，但其他相关机构和学者也给出了不同的计量结果，其中比较高的有西南财大给出的0.61；而我个人判断基尼系数是在0.5左右，同样也高于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看，个人认同基尼系数处于下降趋势之中。但是，目前的情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以及中央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跟老百姓所期盼的共同进入全面小康并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景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再说“四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然已经缩小到2.97：1，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或可支配收入的2.97倍。这个数据仍然远远高于国际上发达国家1.2：1的比例，也明显高于中国在1984年时1.84：1的比例。二是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还比较大。三是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和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差距现在虽然已经降到3.82：1，但仍远高于国际上一般为2：1的比例，也高于中国1993年时2.16：1的比例。四是城镇居民内部、农村居民内部的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差距也同样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是5.49：1，农村是5.86：1。而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收入差距为18：1。因此，如果用其他来源的数据校正的话，这个差距会比国家统计局数据更大一些。

　　从居民家庭财产分布来看，同样存在几个突出问题。首先，居民家庭之间财产差距过大，按西南财大等社会机构的调查（部分数据有待进一步调查验证），中国城镇家庭总资产最高组是最低组的77倍，农村家庭总资产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相差42倍。其次，不同居民家庭组资产占比差距悬殊。仍按西南财大调查数据，城镇最高资产10%的家庭的财产占全部资产总量的54.5%，而最少的10%的城镇家庭其资产只占城镇全部家庭资产总量的0.1%；农村中资产最高的10%的家庭的资产占农村家庭资产总量的52.7%，而资产最少的10%的农村家庭拥有的资产只占农村全部家庭资产总量的0.2%。虽然以上数据不一定很准确，但仍能够反映现实问题。可见，中国居民家庭财产分布极不均衡的现状，与“共享发展”、“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理念和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支招社会事业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通过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居民收入中的“一高”、“四大”问题？

　　苏海南：主要通过以下三大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真正地转变观念，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共享发展”理念。政府尤其需要真正从心底里树立起“共享发展”的理念，不能一遇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就只想着勒紧老百姓的裤袋，片面控制并降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就与“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关于“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关于共同富裕的追求，以及公正、公平、合理分配的原则相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需要，发展和增长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是单纯为了发展而发展，单纯为了增长而增长。当然，我们也要把握好度，不能为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一时的改善和提高而影响后期的可持续增长力，即要把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处理好，在经济社会事业建设中真正全面落实“共享发展”理念。

　　第二，要贯彻实施国家“十三五”纲要，特别是其中关于全力实施脱贫攻坚、提高民生保障水平等篇章规划的部署。其中，包括财税体系改革、薪酬分配和社会保险体系改革、社会福利、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多方面改革。同时，要根据新情况、针对新问题，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并抓好贯彻落实，从而直接地、全方位地缩小全社会的居民收入和财产不合理差距。

　　在财税体制方面，一方面要减轻税负，另一方面节省不必要的开支，特别是让财政预决算公开、透明，让各级人大充分发挥监督职能，让纳税人缴纳的每一分钱税的使用都有一个全面、系统、严谨的监督机制，保证把这个钱主要用在民生、用在该花的地方。

　　比如，今年财税改革中的“营改增”，让每个行业、每个企业只减不增税负，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同时要坚决控制并尽力压缩不必要的开支，特别是三公经费。明确节省机关、事业单位中行政社会管理运行的经费开支。今后，还应该设定具体的改革目标，更加明确怎么减，减多少。

　　又比如，通过财税来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全国每年投入的教育经费总量占财政的很大比重，占全国GDP的4%以上，但实际上教育经费的内部分配是不均的：大中城市的高校、名校等往往获得更多的财政教育资金、教育资源，而广大农村学校只能分到很少的一部分。比如，明明有图书馆的高校，财政还是拨了几个亿又盖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图书馆。搞“锦上添花”的事情屡见不鲜，而“雪中送炭”则少见。实际上，这些钱更应该花到农村去，花到义务教育上去。以上种种，就是均等化不足的具体体现。

　　在薪酬分配改革方面，也有不少需研究细化的政策。比如，如何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进行符合市场化运作机制的调控。《公司法》规定，高管薪酬由董事会来决定，董事长、董事、监事的薪酬由股东会来定，但实际上基本是董事长，或者说企业高管自定薪酬。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一套真正能让小股东发挥监督和制衡作用的机制。

　　对垄断行业过高收入的调控还要进一步落实到位。比如，银行业存贷差带来的效益绝对不能直接转化为银行员工的工资，尤其不能简单算成高管的业绩，因为这是国家政策带来的效益。现在，银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年薪高达20-30万元人民币，这里有不合理之处，需要有更完善的调控机制。

　　在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卫生政策方面，要加快消除其碎片化和不合理差距。比如，城乡居民的待遇差别、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与企业退休人员的不合理待遇差别等，要加快并轨和整合的进程。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的同时，更要抓好贯彻执行，才能逐步消除这种由户籍身份不同、从业单位不同等造成的不合理的社保待遇和福利待遇差距。当然，这里所说的消除不合理差距，并不是说要一刀切，合理的差距是需要的，但现在的情况是不合理的差距偏大。

　　此外，国务院批准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关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机制，即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的员工的工资如何增长，以及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改革等问题还缺乏具有操作性的政策，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地细化和完善。

　　第三，要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值得关注的是，造成目前居民收入和财产不合理差距的原因，既有财税制度、薪酬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合理、不平衡和碎片化，还有一些深层次的经济社会体制弊端和经济发展方式缺陷。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标本兼治，在深化收入和财产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抓紧消除引发分配不公的各种经济社会体制弊端。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原来依靠低成本去抢占世界市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要转向以内需为主，要以中央讲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来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在经济发展的根基上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居民财产分配不公等各种弊端和各种源头，进而真正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 马玉荣 实习生 周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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