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段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易热不易冷”，而宏观调控政策却治冷易治热难？如何看待宏调工具选择上表现出来的“十八般武器”一起上的宽泛化特点
2012年11月17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财新峰会”发表主题演讲，对过去10年中国货币政策实践从10个方面进行了梳理。据悉，周小川此演讲本为“2012年雅克布森基金讲座”准备，由于未能按计划赴日本演讲，改在国内用中文发表。
周小川担任过不同部级领导职务，但更可能作为中央银行家被历史记录。这次演讲被看作是他10年主政央行货币政策遗产的一次小结，注定会成为研究21世纪初中国货币政策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央行行长是比较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高级职位。周小川愿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货币政策设计实施原委，娓娓道来又亮点频频，其实是中国转型背景下央行专业化水准提升的一个标志。如果说朱镕基当年兼任央行行长时以凌厉的手段为严治通胀垂范，周小川则在提升央行高层专业化水准方面成绩显著。
周小川重视历史反思的意愿取向，也为当下需要。十八大以后出现全国上下热议改革的可喜局面。“温故而知新”，开创未来改革发展的新局面，需要系统总结借鉴历史经验和规律。细察10年经济运行轨迹，总结宏观调控（以下简称“宏调”）的经验教训，对未来改革探索具有史鉴意义。
过去10年非同寻常，经济成长有很多新现象值得反思，宏观经济运行有很多新矛盾值得探讨，政策实践有很多新经验值得总结。例如，周小川在演讲中四次提到21世纪初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此“双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实践相联系的特征现象和新鲜经验。
传统发展经济学“双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储蓄与贸易缺口，国际收支标准形态应是经常项逆差与资本项顺差匹配。然而21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逐步出现双顺差现象，进入21世纪后，双顺差规模更扩大到大国范围绝无仅有的地步。其规律含义值得探讨。
与此相联系，人民币面临趋势性币值变动压力，成为中国开放宏观经济面临的又一全新问题。
人民币汇改发轫于开放之初。没有当初引入“出口换汇成本”对官方出口汇率大幅贬值，就不可能有早年特区开放的成功探索与突破。
然而，初期十几年汇改的主要矛盾，是要解决封闭体制遗留的实际汇率结构性高估失衡；新时期汇改则需解决如何应对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派生本币趋势性升值要求问题。有管理浮动汇率制虽早在1994年已成定论，但新时期重回比较灵活的汇率制仍极为困难，对此尤其需要总结经验反思解析。
新时期开放经济内外部平衡方式也令人困惑。外汇储备过量增长，意味着国民储蓄大规模流出，似乎显示内需不足。然而10年宏调的大部分时期，有关部门用各种方法抑制国内投资，可见“内需不足、储蓄过度”并非经济运行的自发结果。抑制较高收益国内投资，海量投资低收益外国国债，对这样的组合现象需理性探讨和科学解答。
另外，还有很多具有认识挑战性的现象：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必须仰仗外需，那如何解释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总需求率先V形回升？既然早已确定主动、渐进、可控的正确汇改方针，为什么汇改实际进程仍明显滞后？如果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真是我们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失衡要等到21世纪初才得以凸显？为何其他很多国家受国际货币体系影响，却并未普遍面临类似困境？
为什么一段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易热不易冷”，而宏观调控政策却治冷易治热难？如何看待宏调工具选择上表现出来的“十八般武器”一起上的宽泛化特点？如何看待产能过剩对宏调政策的分析支持含义与实践效果？如何看待货币过量冲击下不同物品价格的响应特点？积极宏观政策与刺激政策是一回事吗？如何理性评估“4万亿”刺激的利弊得失？这些有待探查问题的清单，很容易增广加长。
系统探讨上述现象、问题、矛盾及其背后的规律内涵，无疑是经济学研究引人入胜的课题，也或许能对未来政策选择提供有益的启示。
卢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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