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名流熟悉理查德一世的故事，大多是因为畅销书作家的鼻祖沃尔特·司各特爵士。马克思和马克·吐温想让读者理解封建主义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拿狮心王作样本。《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影响一百多年前的欧洲人，有点像《三国演义》影响大清臣民。文学人物几乎完全淹没了历史人物，但淹没不等于捏造。诗的真实也是一种真实，汇聚了无数匿名者的心理需要。关二爷忠义无双的大旗犹如金庸笔下的“吸星大法”，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各种忠义英雄故事，抹去了原有主人公的名字，将他们的事迹挂在关羽的名下。当然，传奇的肥皂泡当中总有真相的一滴水。关羽不是浪得虚名的角色，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以前，就以名将和勇士著称，只是没有刮骨疗伤的传说那样夸张而已。但他不仅勇敢，而且傲慢，放在任何时代，都不是容易相处的角色，最终遭人暗算，自己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狮心王虽然不曾微服出游，跟罗宾汉一起行侠仗义，理查德的豪侠制造灾祸，似乎不逊于约翰的阴险。但国王和御弟的关系，确实不比小说的描绘更友好。
理查德和约翰的父王亨利二世以擅长理财著称，这似乎不是骑士的品质。优秀的骑士更有可能借债，而非发财。亨利强迫骑士履行承诺，偿还犹太人借给他们的钱。不仅友邦惊诧，连他的儿子都引以为耻。亨利去世时，留下了一万马克的储蓄。在货币匮乏的中世纪，这不是个小数字。可想而知，亨利对十字军东征没有多少热情。他更擅长以便宜的价钱，从急于筹款东征的贵族骑士手中购买土地。然而吝啬的老人留下挥霍的继承人，似乎更是司空见惯。亨利从十字军身上赚到的，都让理查德加利奉还了。他还没有走出国门寸步，就已经用完了先王的遗产。犹太人过于信任先王的保护，惨遭暴民的抢劫和屠杀。理查德无动于衷，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臣民正在杀鸡取卵。司各特小说将贪婪的约翰描绘成犹太人的迫害者，但慷慨的理查德能否让犹太人更满意，非常值得怀疑。只有亨利符合理财家的标准。
狮心王既是骑士，又是诗人。他的理财之道是可以想象的：“不管对公共利益多么有害、对王室权力多么危险，国王一概在所不惜……理查德虽然为虔诚的事业牺牲了每一种利益和报酬，他的事业仍然没有获得圣洁的外表。纳伊神甫弗尔克热忱地鼓吹十字军，由此获得特权，敢于直言令人不快的真理。他建议国王戒除骄傲、贪婪、淫荡三种恶习——他称之为国王的三个爱女。理查德回答说：‘你的建议很好。从此，我把骄傲送给圣殿骑士团，把贪婪送给本尼迪克特修会，把淫荡送给我的教会长老们。’”
理查德卖不了伦敦市，因为伦敦市的特许状早已不属于王室。不过王国还有许多小城市，愿意为特许状而孝敬国王。如果理查德为英格兰做出了什么持久的贡献，恐怕就在这方面了。英格兰王国既要为他的胜利付账，又要为他的失败付账。他在归途当中遭到奥地利公爵的扣留，不得不同意支付十五万马克——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种种需索融合为“萨拉丁什一税”的传说，长久地留在英国人的记忆中。他留给约翰的王国，不再是亨利留给他的王国。约翰的贪婪和懦弱，很大一部分是在为理查德的慷慨和好斗还债。然而，这一切对理查德已经不再重要了。他已经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永远活在文学家的想象世界中。
文|刘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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