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负隅顽抗，活路一条

　　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曹文轩重复最多的名字，叫“杨暖气”。

　　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祝贺短信里，一条来自杨暖气的短信也赫然夹在其中。内容并无特别，无非祝贺，但曹文轩心下一乐：“我本来没觉得这是个多了不起的奖。但4小时后，我收到给我家修暖气的工人的短信，说曹老师祝贺您——他姓杨，所以那条短信就显示：来自杨暖气——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哦，这可能还真是个不错的奖。”

　　无论什么场合，每次说到“杨暖气”，听众必欣然大笑。

　　早在回国的飞机上，他就构思好了这个细节。出版社领导、媒体等在机场，他得准备发言。虽然已在北大讲坛上站了近四十年，即兴发挥依然不是他的强项，就算是上课，他也总拿着满是笔迹却不显凌乱的讲稿，半讲半念，保证思路跑在正确的轨道上。他自己管这叫“老老实实地备课、一个一个字毫不含糊地全都写在纸上”。

　　但他终归是个作家，把生活变成故事，是他的看家本领。这次，他从经历里取出一颗“杨暖气”，写在随身笔记本里。那小本的纸页边缘泛金，让人乍看以为是本《圣经》。

　　走不出的田野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里，曹文轩恐怕是最不买孩子账的一个。

　　可曹文轩固执地不肯放低姿态。他就是那个站着的精神偶像——他要让孩子踮踮脚才够得着，甚至踮脚也不行，只能远远仰望。以至于，他的许多读者其实是成人：《草房子》从1997年出版以来，加印了三百余次，其中至少有100次是为成人读者加印的。

　　他也不假装，从一开始就大大方方地昭告天下，声明自己不太是一个自觉为儿童创作的作家，只是采用儿童视角写作。这句话，哪怕是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他亦未曾改口过。他是带着纯文学的野心在书写的，写起来便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根本管不上儿童不儿童。

　　恰恰这成就了他。透过他的文字，你会看到沈从文，看到汪曾祺。有评论者说，风景才是他作品里真正的主角。这话不假：他写作之前，常常要在楼下院子里走上几个小时，把自己重新扔回自然。1997年的夏天，他写得烦闷，干脆直接逛到卖机票处，人家问，去哪？他说，去哪儿都可以。

　　“海拉尔？”对方看看当天有票航班，随便扔出一个地名。

　　“行。”海拉尔？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就这样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以后，他又自驾去过张北一带的草原许多次，俨然把它当成了第二故乡。

　　北方大草原，并不是他熟悉的风景。他生长在江苏盐城，那是一个江南水乡，水的干净细腻融进了他骨子里，以至于读他任何一部早期作品，你仿佛都能触到水乡潮湿的、氤氲的雾气。可他也自认，他的短处也在这水，“缺少足够的冷峻与悲壮气质”。陌生的北方大草原，成就了他的自我更新——第一次，他写出了以北方草原为背景的《火印》。

　　场景在变，基因却没变。那些意境的背后，每每藏着曹文轩自己。他不讳言，说《草房子》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传，主人公桑桑就是年少的他。从调皮捣蛋，到情窦初开，到直面苦难甚至死亡，总有一个时刻，落寞会降临到那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身上，于是在天地旷野间，朦胧地察觉一丝生命的寂寥本质。

　　他曾回忆自己儿时独自在田野上的玩耍，与作品里的孤独经验如出一辙：本是一派捣乱与热闹，但是，“忽地就有孤独攻上心头，于是我慌张四顾，那时田野空大无边，自己成了蚂蚁大小，而田野还在一个劲儿地长着，不断地往四下里铺展……”

　　这许多年，他走不出那片田野。于是他只好不停地写，一遍遍在不同的作品里重复弹奏着相同的和弦：诗意、苦难、坚韧、悲悯、孤独、敏感、干净、疏离……

　　美之执念

　　这重复，形成了曹文轩儿童文学“纯美”的标签，但偶尔也让人诟病。北大老师邵燕君是曹文轩带的第一个硕士，也是曹门中惟一一个得以留校任教的学生，她用“多年固执的美学坚持”来形容恩师。

　　“固执？”我重复她的用词。

　　“对，是挺固执的。但当年他如果不这么固执的话，他也不会这么独特和强大。在整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里，曹老师其实是不吃香的，他坚持古典美，但现代主义的主潮却是强调深刻、批判、夸张、揭示。所以，曹老师很难被纳入任何一个当代文学的主脉中，只能被归入儿童文学。他的价值在当代文学中是被低估的。”

　　曹文轩自己是这么说的：负隅顽抗，活路一条。写完《火印》初稿，他照例请亲近的朋友、学生看，得到最受用的评价是：“这是曹文轩写的。”在变法中自有不变，他觉得保守未必是件坏事。

　　在北大课堂“小说的艺术”上，开宗明义第一讲，他要批评当今文化批评的泛滥，讲评价文学必须回归文学性，讲这个“恋思癖”的时代对“深刻”的错误执念。他将美与善放在最高位置上，极度反感现代主义作品几近变态地表现大便、肮脏、恶心、绝望——如果世界已经这么糟糕，为什么连文学都不能让人得到净化与慰藉？

　　他对“美”有近乎执念的精神洁癖。他的故乡水道纵横，水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大部分内涵——敏感、温润、细腻、干净、纯粹，而在他看来，文学也当和水一样，是净化之物。

　　行走世间的步法

　　他固执的理由不是其他，正是他的生命经验。

　　“他是一个被世界温柔相待的人。”邵燕君这样形容。尽管出生于农村，可他父亲是当地小学的校长，在村里也颇受敬重，家里多少沾染了些文化人的气质。他的幺妹曹文芳也写儿童文学，她在书中回忆童年时，不时数落几句哥哥的调皮捣蛋事迹，但与曹文轩作品里透露出的家庭氛围简直如出一辙——轻松和睦、自由开明，却不失管教。

　　这实在是人生最大的幸运：生命早期充足的爱与安全感，成就了他作品里一以贯之的爱的底色。

　　文学天赋的种子，也恰好幸运地播撒在他身上。他从小作文好，参加作文比赛总是第一，写参赛作品能写满一本小本子；小学时，他遇到图书馆恩师，让他得以尽情看书；甚至到了“文革”，在激情昂扬的斗争中，他也得以在图书室中靠啃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书消磨许多时光；在“文革”接近尾声的那几年，他还参加了当地文学爱好者组成的创作研修班。1977年，作为盐城的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北大招考官看完他的作品，当即拍板决定：“这个小伙子我们要了。”

　　或许正是因为命运的厚待，他发现自己很难长久地恨一个人。他说水将一切稀释，自己亦是，40岁以前，一直不觉世上有坏人、很坏很坏的坏人，正如他的作品里亦是拿悲悯和人性的复杂观人。温儒敏教授与他在北大中文系共事近四十年，也曾做过多年邻居，但从没见他生过气，亦不太记得他曾激情昂扬，似乎一直都是温文尔雅、冷静平和的模样。温儒敏的小孙女见到曹爷爷，会有点“怕怕的”，哪怕温儒敏打趣劝说“这是会讲故事的曹爷爷”，小女孩敬畏依旧。

　　独处时的曹文轩是有几分严肃，他周身有一种气场，让人不太敢贸然闯进。但一旦进入，你会讶异地发现一个极友善的他，他几乎不对来者直接说“不”。从意大利回到北大的第一堂课，课间休息时，不少学生冲上讲台找他签名、约访、邀他出席活动，他一边签着名，一边委婉又详尽地解释着最近的繁忙，哪怕无法答应，也绝不会让来访者一无所获——他会让你记下他的电话。来访者此时会满足地离开，抱着一丝再联系的希望。

　　这是他行走世间的妥帖步法。

　　但他会不会回复？很难说。就连他的博士生，也不见得能立即联系上他。很大程度上，他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需要足够的自我空间和时间，更要充分保证阅读和写作的时间。他很清楚：“我是一个作家，离开了创作，我什么也不是。”

　　纯美源于匮乏

　　凡和曹文轩稍有接触的人，很难不注意到他对生活的讲究。

　　他从来西装革履，衣物面料纯良、做工精致，皮鞋锃亮无尘，从头到脚找不到一个褶痕。有点洁癖？看着他，你大概偶尔会这样想——后来，这点居然被他的学生确证了。

　　他对品牌也相当了解。学生找他签名，他接过笔顺其自然地说：“凌美的笔呀。”这熟稔的了解出自一个文具控的知识储备。他对别致精美的本子也毫无抵抗力，“一买就是一摞，一打，绝对不会只买一本。很有种一掷千金的派头。”同是儿童文学作家的朋友安武林这样形容。温儒敏说他总是“穿名牌，风度翩翩，潇洒极了”，还回忆说，曹老师是系里第一个买车的老师，“买的还是宝马！”

　　对于精致、高品位的生活，他从不吝惜成本。

　　邵燕君记得90年代曹老师去日本访学，呆了一年半，回国后感慨颇深：在日本，他终于觉得一切都对了——器物、设施、建筑、颜色，一切都对了。在一篇散文里，曹文轩用“手感”来描述这种准确得当的分寸感，形容自己沉湎其中的惬意甚至是快感，比如一台Olympus相机，让他的手指可以恰到好处地放进凹痕，“舒服的手感直浸润到心上”。

　　实际上，他自己就是那种拥有极有分寸的手的人：几十年前，曹老师还没有那么忙时，会请邵燕君等学生去他家吃饭，饭菜做得又快又好吃，从做饭到收拾，充满秩序感；搬了好几次家，装修全由他自己设计、操刀，甚至有次连外墙装修也自己上手。

　　这种对生活的讲究，与他的敏感细腻一样，大概是天性使然。在曹文芳的回忆里，哥哥和她一样从小就爱穿新衣，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有次穿着爸爸的一套西装上街，人小衣大，西装裤管拖在地上，引得村里人打趣不止。

　　但在日本第一次体会到“一切都对了”的曹文轩，已近不惑之年了。

　　在那之前，一个乡村少年，大概并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贫穷、粗糙的农村，给不了他这些。盐城很美，可生于1954年，曹文轩逃不过饥荒，逃不过“文革”与动荡。于是，我们看到他作品里反复出现这样的人物：身在乡村，心在高野，明明是田埂泥土中摸爬滚打土生土长的孩子，却又有一种与农村莫名疏离的气质。

　　于是他们最终会远走，把故乡的村庄留在身后。

　　邵燕君说：“他的纯美，正来自于深深的匮乏。周围环境满足不了他对美的需求，这大大刺激了他的想象。我觉得，他是用写作在补偿自己的这种匮乏。他把不能从这个世界得到的东西带给了这个世界。”

　　我问曹文轩：“你同意学生的这种看法吗？”

　　他眼神一亮，嘴角有不易察觉的微笑，点点头：“部分同意。”

　　脚下的无花果树

　　曹文轩获奖后，许多人不约而同提起了莫言、刘慈欣。接二连三，中国在主流文学、科幻文学、儿童文学领域各自站上了世界的文学诺贝尔舞台，这足以让国人振奋。

　　他自己的说法：“我的得奖，只是因为整个中国文学的平台升高了，像我、莫言这样的人被他们发现了，仅此而已。”很早以前，他就一直在说，中国最高的文学水准，本身就已经是世界水准。现在，他的话终于得到验证：整座中国文学的冰山，已经渐渐浮起来了。

　　每每提到中国经验，曹文轩总会说起《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故事：一个巴西孩子为了寻找宝藏，历经波折来到遥远的埃及金字塔，最后却发现，宝藏就在自家教堂的无花果树下。“中国有中国的故事，这片土地上，有过那么多瑰丽的传说和民间故事，有过那么多深重的苦难，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开采挖掘的富矿。”

　　他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故事，对孩子们说，对北大学生说，对阅读推广人说，对媒体说，对所有关心文学的人说。说了很久。最终，他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声音。

　　邱宛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