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网络平台倒逼餐饮业变革

　　14岁就在餐馆打杂的杨永健一直渴望拥有自己的餐馆。2013年9月，26岁的他如愿开了一家名为川蜀居饭吧的小馆子。但因位置偏僻，初期客流量并不大。“当时每天只有二三十个客人，如果遇上下雨天人更少。”杨永健告诉笔者。

　　2014年3月，他开始与互联网外卖平台“饿了么”合作，以拓展外卖客源。“事实证明，这样的合作是对的。”杨永健说，如今他的餐馆平均每天收入6000元左右，外卖订单量能达120单，“其中90%以上都是外卖平台带来的订单。”

　　杨永健的故事并非孤例，越来越多曾面临同样窘境的中小餐馆都在饿了么、百度外卖、美团外卖等近两年兴起的外卖平台助力下获得了新的客源，摆脱了生存危机。

　　翻倍的营业额

　　当时，饿了么找到了川蜀居饭吧的杨永健，希望川蜀居饭吧入驻其平台。“不过，那时国内互联网外卖行业刚刚兴起，消费者认知度并不高。”杨永健说。

　　对此同样抱有谨慎态度的还有位于北京的中式快餐品牌一品三笑。“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外卖渠道，觉得对互联网外卖需求并不大。”一品三笑的市场部总监李大朋告诉笔者，尽管没以品牌名义入驻饿了么，但公司仍允许旗下部分门店在2013年加入饿了么。

　　饿了么CEO张旭豪说，饿了么在推广前期确实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很多餐馆对外卖本来就不重视，对互联网外卖这个新生事物的态度就更保守了。”但他说，这种态度在商家入驻平台后有了360度转变。

　　例如川蜀居饭吧，在加入饿了么初期每天订单量只有十几个，而现在已经猛增到日均120个左右，日均营业额也较之前增长了50%，“最高时一天能收入1万元。”

　　2015年上半年，一品三笑以品牌名义入驻饿了么，下半年业务量就实现了翻倍增长，“门店的平均营业额较加入前增长了20%。”李大朋说，中等以上门店的日均外送营业额都在万元以上，最高能达3万元。

　　此后，一品三笑还陆续加入了百度外卖、美团外卖等多家外卖平台，“现在外卖在整个品牌中的业务占比已经由加入前的30%增加到50%，堂食的比例在下降。”李大朋说。

　　大牌餐馆初尝甜头

　　除了一品三笑和川蜀居饭吧这类中小餐馆，互联网外卖平台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型餐饮机构入驻，比如金百万。

　　这家创办于1921年的老牌餐馆以正宗北京菜闻名，但在入驻饿了么之前从未涉足外卖市场，所以当外卖平台找上门时，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在经过近两年的迅猛增长后，互联网外卖行业渐成规模。

　　“消费者的饮食方式被改变了，外卖变成了一种消费习惯。”金百万副总经理裴成辉告诉笔者。随后，金百万携旗下30多家门店集体入驻饿了么，不久后又加入了百度外卖和美团外卖。

　　“现在仅外卖每天的营业额就能达到30多万，在整个业务中占比高达15%。”裴成辉说，这30万的营业额相当于5个2000平方米线下店一天的收入总和，而一个2000平方米线下实体店的投资成本高达1000万元。

　　他认为，互联网外卖确实给像金百万这样的传统餐饮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增量。”

　　张旭豪说，截至2016年3月，饿了么共有50万商户，其中大型连锁餐厅3万多家，包括麦当劳、肯德基、鲜芋仙、鼎泰丰等200多个知名品牌。目前连锁品牌餐厅的数目仍在以每月1000家的速度增长。

　　更为关键的是，外卖大大提高了餐馆同一时间的用餐人数，让餐馆经营效率更高，成本降低。以金百万为例，其门店堂食的就餐时间多集中在中午12点以后，而外卖订单恰恰集中在中午11点半之前，“外卖正好填补了餐厅中午12点之前的这段闲置时段。”裴成辉说。

　　用大数据做菜

　　在杨永健看来，外卖平台给餐饮行业带来的改变远不止这些，“在给餐馆带来更多客流的同时，也帮助餐馆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更直接、紧密的沟通关系。”

　　这种紧密的沟通关系体现在消费者可通过外卖平台对菜品质量打分或者评价，让餐馆能更清楚地知道消费者的意见，以便改正菜品的问题，“有客人评价某个菜太咸了，那再做这个菜时厨师就会格外注意。”

　　而在以前，餐馆与消费者之间是单纯的交易关系，很少有客人会在饭后留下意见，“客人吃得不满意也不会说，下次就不来了，而外卖建立的沟通渠道能让餐馆在提高菜品质量的同时留住更多回头客。”杨永健说。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用户行为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餐馆便可根据平台上的数据进行精准营销。”上述百度外卖负责人说，百度外卖就会根据后台反馈，建议餐馆在不同时段应该集中供应何种口味的菜品。

　　更进一步说，“大数据代表的消费趋势能帮助餐馆更具针对性地进行菜品创新。”张旭豪说，包括黄太吉、肯德基在内的知名餐饮都借此做过菜品优化。

　　“以前餐馆推出一道菜更多考虑是自身利益，消费者是被动接受这个菜品，而现在正好相反，餐馆要根据消费者的反馈去调整菜单。”裴成辉说。

　　编辑/麦婉华

　　外资“撤离潮”言过其实

　　近几年，大陆外企不时传出消息，将关停在大陆工厂，回流本土设厂，或转战东南亚、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外资撤离潮是否真的出现？

　　赵福帅

　　1月，台资企业兴昂国际驻大陆鞋厂发布公告称，受经济形势的影响，公司客户订单严重萎缩，后续经营难以继续，公司不得不结束全部生产、实施经济裁员，涉及员工1900多人，产能将向东南亚转移。

　　兴昂国际是全球十大鞋业制造商之一，公司代工生产包括NIKE、LV、PRADA等众多世界知名品牌，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

　　人工成本上升是兴昂决定迁往东南亚的主要原因。据悉，兴昂员工的工资水平每年上涨10%左右，加上社保缴费，人工成本每年上涨15%。而越南的人工成本仅相当于大陆的1/2，缅甸则为1/2至1/3，印度尼西亚也仅及大陆的70%。

　　近几年，大陆外企不时传出消息，将关停在陆工厂，回流本土设厂，或转战东南亚、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尤其2014年后，中国经济下滑，外资工厂频频出走，更撩动各界敏感神经。

　　苹果电脑已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微软关闭位于北京及东莞的诺基亚手机工厂，将产能转移到越南河内工厂。三星最大PBA代工厂韩资企业普光苏州倒闭，韩籍高管跑路。三星集团在越南的投资已超过110亿美元。日本企业松下、大金、夏普、TDK等均已经或计划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

　　2015年8月，富士康更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签订协议，在五年内投资50亿美元建设电子设备制造厂，雇佣约100万名工人。

　　外资撤离潮是否真的出现？

　　外资在华经营“新常态”

　　西子-奥的斯电梯是一家美资控股企业，公司市场与传播部部长李赪告诉媒体，过去十年，公司业务收入维持平均20%的高增长，但是2015年回落至个位数；通过控制成本，公司利润能够保持。

　　尽管在华增长放缓，李赪认为奥的斯不可能回流美国。他指出中国生产成本和美国相当只是个别现象。印度的营商环境、政府效率、市场规模等还远差于中国。“中国经济仍在增长，只是放缓了，基建与城镇化还在大发展。中国是全球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全球60%的新电梯在中国。”

　　在李赪看来，绝大多数在华外企应该转型升级，优化投资环节与领域，以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而非撤离。“中国经济放缓、各种成本上升，这些都逼着我们必须调整，使产品、成本、效率等更有竞争力，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

　　李赪介绍，并未感受到外资投资环境的不确定，奥的斯中国仍在加大投资于研发、自动化、人力资源等。相对奥的斯这样的高端制造外企，大陆沿海劳动密集型外企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

　　近几年，当地陆续有企业到东南亚寻找生存机会，以利用东盟的市场和低成本优势。随着中国制造崛起，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对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则给予最惠国待遇。三星、富士康等大厂转移产能，众多中小配套厂也跟随前往。

　　不过，广东省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翟所领认为，所谓沿海外企倒闭潮、撤离潮是不存在的。“任何时间都有企业成立或倒闭，90%的新创企业在三年内会倒闭。不能看到某个川菜馆倒了，就说餐饮业不行了，因为湘菜馆又起来了，只是消费者口味变了而已。我们的企业数量减少了25%，但产值规模都增加了，留下的都是有竞争力的。”

　　至于外企撤离，他表示，90%的企业没有把大陆工厂关掉，而是出去设新厂，规模其实扩大了。“我们的标杆台企经营都不错，当然在东莞的员工数在减少。比如裕元鞋业以前有15万人，现在只有四五万人，产量也少了，但产值不一定减少，因为大陆工厂现在是做高端产品，低端产品搬到印尼设分厂。”

　　翟所领介绍，当地台企都在转型升级，否则早已被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当地政府出资，帮助上千家企业做诊断辅导。以其经营的企业为例，主要从自动化、流程再造和观念改变着手升级。

　　“我的公司原来有6个接听电话的，每班两个人，周末也有。现在就一个人，下班后转给门卫，因为下班后的电话一般都不重要。公司原来有4000员工，现在是1500人，但是产值增长了，这些都要归功于系统再造和激励改进。”翟所领说。

　　“撤离潮”并不存在

　　“所谓外资撤离毫无疑问是不成立的。事实上是，2015年中国大陆进出口总值按美元计下降8%，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6.4%。而且外资进入明显向高增值部门倾斜。”中国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相关议题甚至不值得争论。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通报，2015年，中国大陆吸收外资规模稳步增长，而且利用外资质量继续提升。

　　虽然来自日本、美国和台湾地区的投资分别下降25.2%、2%和14.1%；但是来自东盟、欧盟、“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的投资分别增长22.1%、4.6%、25.3%、8.8%和53.4%。

　　2015年，外资在华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全年实际使用外资771.8亿美元，同比增长17.3%。1-11月，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72.3亿美元，同比增长51.7%；其中，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增幅较大，同比分别增长85.9%、55.1%和29.7%。

　　“并未出现所谓的外资撤离潮，总体来说，外资是有进有出，进大于出的。”中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说。

　　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表示，很多媒体的报道都不准确，不是主动，是被动，不是撤离，是关掉，因为全球需求收缩，全球都产能过剩。

　　谈到外企回流本土，罗清启认为只会成本更高。“把一个工厂搬回去容易，但把供应链搬回去太难了。工业4.0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中国很可能比发达国家搞得快，因为中国有工厂、有供应链、有市场。”

　　至于东南亚国家，确实工资更低，但是没有供应链，综合成本更高。“大家说印度是后起之秀，但印度砸下去5万亿也砸不出中国高铁这样的基础设施，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与中国竞争。亚洲基础设施的完善会大幅降低物流成本，中国工厂反而可能不用搬迁到这些国家了。”

　　事实上，当苹果需要在短时间内生产一款新的iPhone时，只有中国的工厂能够快速生产并组装其所需的玻璃、芯片及配件。在印度生产的小米手机，其核心配件同样来自中国。

　　几家外企商会的调研也同样得出上述结论。

　　根据相关调研，有六成美资企业仍然将中国作为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尽管这与2012年最高峰时的八成相较下降不少。2016年，68%的美资企业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中国欧盟商会调查发现，61%的欧洲企业将中国列为未来全球首选或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而且中国对其战略重要性仍在增加。“视野之内没有第二个中国。”超过80%的欧洲汽车和汽车配件企业考虑扩大在华业务。在华建立研发中心的欧洲企业中，85%有意愿在不久的未来增加研发投资或扩大业务。

　　文/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