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明初皇帝

　　《明太祖实录》收录有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的一道谕旨：

　　上谕中书省臣曰：“民，国之本，古者，司民岁终献民数于王，王拜受而藏诸天府，是民数，有国之重事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

　　于是户部制户籍、户帖，各书其户之乡贯、丁口、名岁，合籍与帖以字号编为勘合，识以部印，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户口之登耗，类为籍册以进。著为令。

　　这道谕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似乎不值得拎出来说道说道。不过这并不是朱元璋的原话，而是经词臣、史官之手润饰、改写的文字。朱元璋的原文其实是这么说的：

　　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

　　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速（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来做军。

　　钦此。

　　全文都是大白话，用词俚俗粗陋，还有一些错别字。显然出自大老粗的手笔。有人说，这是颁发给愚氓看的政令嘛，当然要用大白话来写啰，这样老百姓才听得懂啊。那好，国子监的太学生，总是有学问的吧，总该看得懂雅文吧。但朱元璋有一道教训太学生的敕谕，还是那种大老粗的风格：

　　恁学生每听着：

　　先前那宗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宗讷的学规都改坏了，所以生徒全不务学，用著他呵，好生坏事。

　　如今著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著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

　　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

　　钦此。

　　这道教训太学生的敕谕，现在还刻在北京国子监遗址的石碑上——且慢，朱元璋在位时，明王朝尚未迁都北京，国子监还在南京呢，这敕谕怎么跑到北京来了？想来应该是朱棣迁都后，觉得他老爸的敕谕讲得非常有道理，足以垂诫百世，所以便将训词全文刻于石碑，立在新都的国子监内。

　　说起来，朱棣跟他老子一样，身上流氓习气浓重，也热衷于写大白话圣旨。《皇明经世文编》卷一九一收录有朱棣的一道圣旨，我原文抄录下来：

　　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

　　钦此。

　　圣旨的主要意思是说，在京城开铺的商民听着，官府向你们索要财物，你们就乖乖交上来，不听话的，抓起来治罪。

　　且不说这些圣旨的内容，单看它们的文风，文词都极粗俗，且字里行间透出恶狠狠的杀气，不是警告商民“拿来不饶”，就是威胁太学生“枭令在监前”。这样的粗野文字，居然可以作为国家法令颁行于世，足以说明一个问题：相对于汉唐宋，明初政治出现了严重的粗鄙化倾向。

　　或许有一些朋友会认为，政令文书的语言风格是虚的，形式而已，无关紧要，粗俗就粗俗，没什么。但我要说，文明的政治，首先需要某种“形式主义”的文饰，包括礼乐、仪式、舆服、修辞，等等。在普通法法系中，法官与律师出庭时要戴假发，这就是舆服上的文饰。只有野蛮的统治才不加修饰。举个例子，明末，杀人如麻的张献忠在四川称帝，要册立皇后，“问左右以封皇后之礼”，张献忠见礼数繁多，怒曰：“皇后何必仪注！只要咱老子球头硬，养得她快活，便是一块皇后矣。要许多仪注何用？”

　　这么一个对文明礼仪毫不在乎的土皇帝，也喜欢大白话圣旨。“献忠一字不识，凡平日发敕书与群下，必口述过，不论鄙恶，悉照其口语书之，如差一字，便杀代书者。”部将刘进忠进攻汉中失败，张献忠给他发去一道圣旨问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入你妈妈的毴！钦哉！”文字之鄙恶，比朱元璋父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也可以想见，张氏在四川建立的所谓“大西政权”，离文明至少隔了十万八千里远。

　　事实上，文明的“文”字，本意就是文饰。文通纹，指纹理装饰。当亚当与夏娃懂得用树叶来掩饰他们的羞耻心，当人类懂得用衣冠来修饰自己的形貌，那一刻人类文明便诞生了。不妨说，正是“文饰”触发了“文明”。

　　“王言”的粗鄙化，还说明了明初政治的另一个问题：国家政令文书的起草与颁发缺乏制度性的严密程序。后来内阁制逐渐成熟，明王朝才形成一套比较稳定的圣旨出台程序：内阁学士“票拟”——皇帝（或代表皇权的秉笔太监）“批红”——给事中审核——六部执行。内阁还获得类似于宋代中书舍人“封还词头”的权力，如嘉靖年间，杨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换言之，皇权受到一定制约，虽然皇帝含恨在心。此时，明朝诏敕的文风也“渐至骈俪”，粗鄙的大白话圣旨开始退场。（曹耘山摘自“大家”）

　　◎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