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墙背后的衣食住行：东德时期的设计实践与梦想

　　人类历史上无数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流失。人类自我记忆中的历史目录已经少得可怜。人类对于任一问题的追问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然而这样的追问又都成为我们人生旅程中意义非凡的元素之一。流动的、预料之外的民族精神就是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最本质的样子，而这样的生存本能驱使着人类向更宽广的境界开拓。

　　所有的苛责和协议都只是一种表面观点，现世人类，无论老少，都受到了冷战那段历史的影响。我们对每一天生活的理解都由历史决定，历史影响着我们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经验，限制着我们的行为，开拓了我们的视角，放大或缩小了我们的认知，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将会一直滋生出许多不同的观点，不断引发争论。

　　这篇特别报道从文化和政治角度，为大家带来了一节人类学课程。所有呈现在此的作品，都表现了人们在奋斗过程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你会发现，所有这些物品和创作，都是人类谦卑和执着精神的最好映射。一个失败世界的沉淀物成为人类开拓新视线的资源，让我们带着这份沉淀继续阔步向前，向更高、更好迈进。我们不仅仅是靠外在结构去摸索，还要在这些物品和创作中影射出来的思维中继续探索、讨论和研究。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在东德和平革命（east german peaceful revolution）的重压下倒塌，这也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以及接下来的时间里，德国重新进入了统一状态。所有这些重要的转折都被概括成一个词语“wende”，大致可以被翻译成“转弯”或“改变”的一个德语单词。就像冷战本身，也充满着各种不同的含义。就个人经验而言，在当代政治和学术调查中，对冷战的描述和争论仍然激烈地存在着。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史学家和公众都对这个跨越了40年之久的重要时代抱有复杂和广拓的理解，从1945年二战结束后到欧洲社会主义政权的衰落，同时这中间也有1989年到1991年间苏维埃联盟的瓦解。

　　谈及东德，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gDr）的物质文明，1989年，东德历史仍然暴露出满是冲突，无法达成一致的状态。而这样的物质文明已经被有选择性地进行收藏、商品化、挑拣、展览、评论。如今，东西德统一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已经长大成熟，分裂四十多年的历史伤痕是否已经愈合了呢？答案留给时间去解释，我们只来看看那段并不平静的历史。

　　民以食为天

　　1989年，社会上有一个笑话：东德将要去西边吃香蕉了。这话的意思就是“东德佬”（ossi）只知道无知地索取。然而，德国统一过后，介于变位和苦难的短暂消逝，对于东德赤字和西德通胀的描述转变成了东德人对原来家乡的怀念。这一时代诞生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饮食品牌，比如说维达可乐（Vita cola），cabinet香烟。所谓的东德情结（ostalgie）印证了食品代表着的与众不同的东德文化，而这种文化是东德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中央调控价格的经济政策，以及商品的售卖，大部分是来自国家管理的零售链，使得社会主义政体让东德的生活标准超越了西德。印在毫无生气的包装上的“eVp”标志，就说明这个国家统一的价格是由决策者而不是市场决定的。补贴资助的主要食品是为人们提供基本生活需求的主要原则。政府官员们口口声声保证，要让女性从家庭重担中解放出来。通过新型的高效率的自选超市，学校和单位里价格优惠的热腾腾的午餐，以及通过现代化工技术生产的快捷食品，像便食小扁豆（Tempo linsen）和豌豆（erbsen，lentils and peas）。现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部分国家，饭桌上还会有东德或俄国的蔬菜肉汤（solyanka）、胡椒、洋葱、西红柿做成的匈牙利露茜（hungarian lecho）、罗马尼亚酒（romanian wine），还有极具特色的国产食物，比如牛肉薄片、加上番茄酱的意大利细面和绞碎的牛肉。在东德没人会挨饿，东德人将40年代的那段“饥饿年代”早就抛之脑后了，他们大量地食用黄油、肉和脂肪，直到政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为体重偏胖的同仁们争取吃到更多的蔬菜。

　　讽刺的是，乌布利希的商店中长期缺乏水果和蔬菜，只有卷心菜和苹果可供选择，所以东德人大都在农场或城里的花园中自己种植。东德政府一直许诺给消费者“他们拥有足够食物”的诺言，直到1958年，东德出现了土豆、肉、牛奶、黄油等食物的短缺。国家粮库和饭店不得不对商店老板们说：我们什么也没有了（ham wa nich）！由于可变换的货币的短缺，东德尤其很难获得热带或其他地方的进口货源，比如橙子、香蕉、巧克力、烟草和咖啡。直到Konsum商店有了香蕉，人们排着大长队去抢购。食物的短缺逐步让人们增加了对政治的埋怨，正如1977年的“咖啡危机”表现的那样。当全球的咖啡价格飙升，当政的统一社会党（socialist unity party，seD）剔除了有稳健价格的品牌melange和Kosta，引进了招致骂名的银色包装袋的造假咖啡混合咖啡（Kaffee mix）。咖啡爱好者们纷纷抗议，给政党施压要废掉这个讨厌的品牌。

　　家装生活

　　在东德历史上，家是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并且这一话题一直处在中心位置。首先，家庭空间是被政党和国家忽略的地方。从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后期，斯大林思想统治着东德，这就意味着，在这方面上，对于战争留下的大面积的房屋短缺的情况并没有做出改善（德国领土上41%的住房都在二战中被毁灭），20世纪东德的大部分住所的状态是恶劣的（东德只有三分之一的住所里带有厕所，只有2%的住所可以制热）。此外，家具和国内的生活消费品是根据“国家形式是社会主义内容（national in form，socialist in content）”的准则进行配置和制造的。20年代的德国资本家只生产德国风格或传统样式的材料，比如硬木材和瓷器，而且商品很难被进行大面积的生产。

　　赫鲁晓夫（Khrushchev）以后，一切都变了。在西德受到“经济奇迹”的鞭策，赫鲁晓夫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家居和生活消费品领域的竞争中超过西方。1958年，东德政党宣布其重要目标是赶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ederalre public german）的人均消费水平。传统的设计风格给大量的生产提供了可能，保守的斯大林主义者诸如国家设计机构和德意志建筑学院（Deutsche bauakademie）的领导人库尔特·李卜克内西（Kurt liebknecht）被进步的技术爱好者诸如包豪斯建筑学院派和建构主义后裔格哈德·科赛尔（gerhard Kosel）所取代。家具、餐具和电子消费产品采用光滑、现代、功能性的设计，并且可以进行大量的生产，这些东西暂时性地大面积出现在东德各地的样板间、杂志页面和商店橱窗里。

　　时尚与设计

　　40年来，东德一直致力于开发一个正式的、独立的设计审美，尤其是对早期的有着重要影响的传统风格产生巨大挑战。德意志工艺联盟（Deutscher werkbund）、新即物主义（new objectivity），尤其是包豪斯（bauhaus）在德国发起，并且成为了21世纪国际艺术和设计运动中的主要力量。这些宝贵的遗产，即使在政党领导人的坚决意志下以及定期的抛弃包豪斯理论的状态下，依旧引发了东德的现代主义思潮。短暂的战后时期诞生了多种的前包豪斯学员，比如荷兰家具设计师马尔特·斯塔姆（mart stam）接受了在东德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设计文化的职位。然而，大部分的产物最后在50年代都成为了政治抗议的诱因，成为了所谓的形式主义（formalis musdebatte），反对实用主义的政治阵营禁止包豪斯在设计和建筑上的主张，并且对其实践者的诽谤，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建筑和产品、手工艺和时装设计上，现代主义随后成为主要的正式语言。时尚杂志西比勒（sibylle）在莱比锡春秋季博览会（leipzig spring and autumn）中证实了服装设计的国际标准。对服装材料使用的主要不同，使得东德的服装质量无法与西德的同等水平的服装相匹敌。而且，经过广告包装的时装极少能够到达商店中，也就很难落入消费者手中。而对比西德，实际上，东德的每季度时装在市场上的短期存在，不光是失败在了“时尚”，而是败在了实用性和耐用性上。个人的时尚和设计工作室更是罕见，设计者更多时候是大同小异地基于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工作。因此，只有一小部分的本土设计师会在东德本国出名，本国人对国外设计师毫无知晓。

　　产品设计沿袭了现代主义的审美标准，但价格却颇高，尤其是电子设备通常是人们负担不起的。此外，对比国外的产品质量，东德生产的收音机、电视机和音响设备的质量很差。当时最好的当属集中开发电脑技术和收音机、计算机、打印机的乐博联合公司（robotron）。乐博因此成为了主要的出口商，它的打印设备和电视机在当时十分流行。同时，东德公民经常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购买进口电视机，70年代后，大家则主要从日本进口。

　　打破偶像主义和反主流文化

　　尽管东德社会存在着镇压和独裁，但东德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我的平衡。他们通过创业、智慧或者艺术在这个国家获得一个有安全感、自主性和完整人格的小环境。而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这样，这个国家包容着这些小环境的存在，但前提是他们不能获得公众的回应，只能在私人空间里进行。有时这些是被允许的，又被视为限制级的东西是交叉的，最后成为了被排斥的、恐吓的、禁锢的、歪曲的甚至要被驱逐的。尽管如此，70年代晚期，一系列散漫的始作俑者开始小心地批评国家和制度，最后发展成要求激进改革的大规模运动。

　　“反主流文化”可以被看作是运动中的文化示威。站在政治异议的反面，反主流文化在东德没有直接收获足够的合法性，但是站在国家原本的教义规定外，构建了一个艺术平行世界，艺术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和“新人类”的实现。反主流文化诗歌、文学、视觉艺术、电影表达了一些人性的基本特质，通常是与官方的社会现实主义者文化强制的乐观主义完全相对。比如克劳斯·巴赫（claus bach）的系列摄影作品，通过“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的黑暗现实表现出社会现实主义的概念被赋予了文学和颠覆性的意义。然而，到了80年代，这些东西都可以被拿到台前了，并且对数以万计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服装和音乐表演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多数的时候，东德领导不仅仅是靠毁坏这些去控制，而是通过转换年轻文化，预支合并的温和形式的政策剔除掉那些稍微激进的有攻击性的艺术形式。

　　加上有利的国际形势，80年代东德的政治与文化对于柏林墙的倒塌有十分强大的作用，当然这个结果离不开东德和西德全体德国人的参与。物质文化方面，东德共产主义政体的彻底结束对东德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使得一切成为了废弃世界的标志。首先，他们被大量地丢弃、毁灭或者被滑稽地再利用起来。温德博物馆（wende museum）的《粉色列宁》（pink lenin）据说是在1989年十月、十一月的莱比锡城星期一游行（leipzig monday）中用喷漆制作的，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愉快的生活

　　阳光、野餐、美女、电影，社会主义的生活乐趣也是多种多样的，与西边的资本主义并无不同。渴望远离工作日的艰苦工作和学校的学习，东德人也会在音乐、假期、舞蹈和运动中寻找乐趣，逃离乏味的工作和学习生活。休闲娱乐使人们在工作之外找到了自己。自由德国人（free german Youth）组织的工作人员、热情的音乐歌迷、电影迷、成瘾的露营者、自认的书虫，爱好是一种认识自己的方式，认识自己是谁，想要成为什么。物质给了人们去展示自己或证明成功的机会，不只是好的财运，他们还会用自己的方式在物质匮乏的时期寻找社会资本的联系。

　　如果按照官方的说法，娱乐通常也是套路的，也是值得人们享受的，娱乐是帮助人们从工作中恢复精神的机会，帮助人们重获建设社会主义的能量和热情。运动可以强壮身体，促进团队精神，同时，假期可以使人在重回工作岗位时，效率翻倍。东德有名的阅读圣地（leseland）被视为政治积极参与文化建设的有力证据。但是东德也惊人地承认私人的或者与政治无关的娱乐。达斯杂志公司（Das magazin）是东德最杰出的出版单位，出版包括逃避现实的插画、裸照、游记、短篇小说以及时尚内容，呈现出东德社会应该有的样子：有修养的、悠闲的、娱乐的社会面貌。甚至他们的饮食栏目都使用着带有“爱、梦幻、烹饪的艺术”字眼的标题。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不同，娱乐是有差异性的，从遥远的地方和异域的模特到西方的摇滚，娱乐也是包罗万象的。东德将盲目的实用主义眼光转变成对民族、性、性别的不确定假设，在东德媒体中吸引人眼球的年轻女孩十分流行，与在工厂工作的东德女人有一点相似性，然而他们的价值展示出的现实并不是逃避主义。达斯公司的所有出版物都十分受欢迎，并且经常供不应求：每本杂志平均会被六个人阅读。

　　像达斯这样的出版商是面对西方进口竞争的一个勇敢尝试，此处有丰富的案例可以证明这些物质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历史与西德难解难分。东德物质文化的色情化在色情作品藏品中更加引人注目，这是对60年代西德出现的“色情浪潮”最直接的回应。当一些物质模仿资本主义商品，其他的则表示要提供多种选择，比如迪恩·里德（Dean reed）的唱片，被宣传为“另一个美国的歌手”。在东德的家庭中，无论是走私的唱片还是体贴的叔叔阿姨带回来的牛仔，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与真正的西方商品并驾齐驱。当然，还有铁幕的降临渗透了更多远超其设计者原意的东西。

　　东德人的劳动和教育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将会免受剥削的折磨，但结果是他们需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时所说：“这就是愚蠢的经济。”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一部分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东德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主义政体要强烈依靠经济和教育战略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

　　战胜资本主义是第一步。1945年，在苏维埃时期开始进行工业国有化改造。银行和煤矿是首先受到冲击的，紧接着就是二战期间所有生产武器和军备供给的工业。利用反法西斯情绪，国家占有了富裕阶层的的大部分财产，完成大型产业的国有化。一些工厂要向苏联赔款，还有一些直接变成了“人民的公司”，知名的有人民企业（Volkseigener betrieb，Vebs），或者叫做人民所有工厂（people’s own factories）。人民企业的名单随着私有企业主流失到西德而加长。存活下来的私有企业，大多数都是小型或中型日常消费产品的生产商，在1972年也都被国有化了。

　　在农业领域，大量的土地所有者也都放弃了他们的财产。1945年以前，他们掌控着德国东北部的土地，为军队供给粮食。他们的耕地被细分出去，使得农田里几乎没有拥有地产的农民，只剩下战后从德国东部城市过来的难民。1952-53年，开始了农场的集体化；1960年，产生了农业合作社（landwirtschaftliche produktionsgenossenschaft，lpgs），也可以叫做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变成了雇员，村庄变成了农业机械联营，农村成为了大规模食品生产单位。从此以后，东德的农业就成为了生产作战基地，这里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士兵来完成每年的丰收。而独立的农民需要缴纳极高的份额才得以进行生产劳作，最后他们不得不向西逃去。

　　这般经济政策影响下的东德社会完全变了样子，战后时代的政治问题与人们每天的日常需要和温饱相比，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食物、衣服和基本家庭用品的供给变得集中化和官僚化，直到1958年，定量配给卡成为当时人们手中最重要的证件。

　　东德是一个集中于工作的社会，能够生产是社会主义个人存在的基本要素。而教育成为塑造参与社会主义德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新人类的重要计划。从幼儿园一直到成人教育，公民们参与到“多种工艺教育”的复杂教育系统中。除了逐渐灌输的技术工艺，还有综合教育，教导社会主义个人应具备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推出“社会主义士气的十大法令”，要求东德人民将自己放置在更高的道德标准和集体荣誉感上。虽然新人类的理想没有成功，但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比如，允许女性参加工作，她们有机会自己为自己的生活打拼，但这却导致了离婚率的提升；再比如，即使是没有足够工作能力的无业人员在东德也会获得一份工作，国家的就业政策保证了专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产业以及休闲活动的进行。当然，集体工作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达到国家设定的生产总额预期指标。

　　统一尚未完成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德国政府在统一之后虽然在东部建设中投入了巨资，例如修建住房、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提高人们的工资和退休金。但逐渐，东部在经济上追赶西部的步伐越来越慢，近乎陷入停滞，追上西部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自然会影响到人们的认知。因为受到历史遗产的影响，东西德人对统一进程的认知和感受有所不同，在有些方面甚至截然对立。不少“东德人”表现出明显的“怀旧情结”，觉得原东德在许多方面做得比今日的联邦德国更好。有些人认为原东德的学校体制更好，原东德的社会保障更好。还有人认为原东德在男女平等、医疗保障方面做得更好。甚至还有一部分“东德人”觉得原东德的政治体制更加优越。

　　而“西德人”对德国的统一则持有保守和消极的评价，这可能与德国耗费巨资建设东部、并且让他们掏腰包有关。他们承担着更多的税费，不少“西德人”认为是他们在为德国统一买单，虽然从道义上难以推却，但也难免会心存不满。

　　当“西德人”以金主的心态强调自己对统一的贡献时，“东德人”因为对统一的期待落空而陷入失望之中。当“西德人”因为要为统一埋单而心有不满时，“东德人”也在抱怨自己成了联邦德国的“二等公民”，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认知差异，成为东西部德国人相互之间存在偏见、互相不满的一个根源。人们甚至还发明了专门的绰号来调侃对方，如“自以为是的西德佬”（besserwessis）和“牢骚满腹的东德佬”（jammerossis）。虽然这被视为是偏见或定型观念，不过，倒也能恰如其分地刻画出部分德国民众的心态。这说明，现实中的柏林墙虽然已被推倒27年了，但人们心中的柏林墙尚未消失。

　　说到“东德人”的怀旧心理，人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体验——每当现实境遇不佳时，人们就喜欢回忆起以往的“幸福时光”。这是人之常情，“东德人”也不例外。东德曾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发展水平最好的国家，被原苏联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作是“社会主义的橱窗”。虽说落后于西德，但“东德人”推倒柏林墙，并不完全是因为走投无路，而是出于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

　　统一之后，东德民众受到规模浩大的社会转轨的冲击。在政治上，原东德的国家机器被改组，党政机关被解散，近百万公务人员被解聘，包括高校里的马列主义研究人员。与此同时，大量西部官员在东部掌权。在经济上，国营企业被私有化，大量工厂被西部企业收购或者关闭。在社会文化方面，以往的意识形态遭到否定，西部的价值观成为正统。“东德人”的生活可以说遭遇到全面的冲击，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失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人口流失，社会治安恶化，等等。转型初期的阵痛，让不少“东德人”感到自己成了德国统一的输家。这种历史记忆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脑海之中。

　　如今，东德人逐渐认识到，想要完全追上西德已不现实。他们同时也认识到，西德的制度并非样样都比东德好。这让不少“东德人”感到失落。“西德人”在物质和道德方面的优越感，也常常让“东德人”感到生气和反感。此时，当初对东德政府的不满已经淡去，人们更多的是怀念东德时期那种稳定而简单的生活、有保障的工作和住房、免费的教育和医疗。虽然当时自由受到限制，但是生活却很安稳。怀旧总是难免会带上一种“玫瑰色”，这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东德人”的怀旧不仅仅是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同时也是对当前生活现实的一种抗议，还有维系自我认同与尊严的心理夹杂在里面。“东德人”的怀旧现象早已被人注意到，人们还为此发明了一个新单词“ostalgie”，由东部（ost）和怀旧（nostalgie）两词组合而成。

　　无论是“西德人”对统一的不满，还是“东德人”的失望与怀旧，都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的得失，而没看到完整的画面。德国统一虽然耗费巨资，但却不是一笔赔本买卖——它让德国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主权国家，成为欧洲和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虽然“东德人”对统一的期待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东部的发展和进步却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统一尚未完成”，这句话在今天仍然适用。东部的社会经济发展仍然落后于西部，两地人的心理隔阂仍未消除。德国的经验表明，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实属不易，在经济上融为一体更加艰难，但最难的，恐怕还是精神和心理层面的统一。德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长期分裂的历史伤痕仍未愈合，而且，要弥合东西部德国之间的鸿沟，要走的路还很长。

　　文 Article>王蕊 Wang 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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