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特丹：一座超现代主义城市

　　每当我感叹鹿特丹很现代的时候，总有本土的人善意地提醒我：“二战的时候，这里被炸成了废墟，一切都是重建的……”，类似的表述听了无数遍，所以我断定：尽管伤疤已经愈合，城市已经恢复了生机，但二战的伤痛仍深藏于每个人的心中。但是，这里并没有出现仇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仅凭这一点，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城市！

　　城市，没有心脏

　　收藏于荷兰国立博物馆的1940年的摄影作品《鹿特丹》，是摄影史上最令人感到心痛的照片之一，拍摄了1940年5月被炸成废墟的鹿特丹，作者匿名。这张摄影展示了战争如何制造疏离、破坏、分离，如何夷平已建立的世界，照片并不简单地述说“这是战争干的，这是事实”。它提供给了我们关于疏离的想象力：孤零零来往的行人是被胁迫，他们的情感是被压抑的；废墟已经被清理了，河道和街道的秩序似乎已经恢复，但这是侵略军控制下的秩序，城市中的人们正生活在恐惧和屈辱之中。

　　圣劳伦斯教堂是最显眼的主体，大火已经被扑灭了，女王已经流亡海外。这黑黝黝的断壁残垣能提供什么保护呢？亡国之痛何处安放呢？丧失亲人的创伤该怎么弥合呢？从历史上我们学到，上个世纪穷兵黩武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宗教衰落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精神空缺，法西斯主义和宗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反智的，因为他们都要求人们放弃怀疑精神，完全地信仰和服从。汉娜·阿伦特曾研究过，汉堡汽车厂的普通工人加入纳粹之后，仅仅两年的时间，他们被“为国捐躯”的信仰洗脑了，然后他们都迅速地被训练成了冷酷的战争机器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真的相信了暴力的动机是正义的，他们深信侵略战争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轰炸、大屠杀、酷刑、摧残囚犯、洗脑教育如出一辙，我们看到受害者都是平民。

　　1940年、5月、54架德国轰炸机、97吨炸药、900人遇难、8000人无家可归，这些数据在鹿特丹几乎尽人皆知，也算为健忘的时代特性提供了抵抗的力量。为了和遗忘斗争，鹿特丹设立了诸多纪念碑和博物馆，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件纪念作品当属的Adriaan Geuze设计的“火线”，这是一个长达12公里的灯光装置项目，由128部激光灯组成，环绕着城市中心被炸毁部分的边缘线——那正是缺失的心脏。每当夜晚来临，灯光射向天空，像是给城市中心的边缘线上树立起128根光柱，刚健又坚硬，提醒着人们记住从天而降的灾难。

　　飞过殖民历史的篇章

　　鹿特丹，曾是荷兰人跳上甲板周游世界的起点。那时候船员们跳上甲板，凭借对地球有限的知识，更多是依靠着冒险家的勇气、野心和对财富的欲望；他们穿越大海，把殖民舰队开到各个大洲。这是早期的国际主义旅行，也是赤裸裸的财富掠夺。世界地图在那个时候，在茫茫海域上应运而生，在荷兰殖民者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凡是荷兰的控制范围都以橙色标注，星星点点，星罗棋布，它们囊括了印尼、好望角、纽约、新西兰、台湾……可以说，橙色地图是吊诡的殖民文化花招之一；因为，殖民地人们本来没有文化和血缘的根基，也并不知道荷兰女王为何物，但是殖民文化塑造着一个虚假的同胞的概念，将“效忠女王”的意识形态移植到素昧平生的土地上——所有的信息都指向一个目的——把所有的财富交给母国吧！

　　二战后的荷兰，重建的不仅仅是城市，还是国际关系和政治结构，1949年，荷兰政府最终放弃了海外的殖民地的控制权，荷兰的帝国时代正式结束了。

　　在这一段历史转型中，最值得书写的恐怕就是荷兰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先生，他有真正的国际主义胸怀，他一生创作了50部左右的纪录片，大多和革命抗争相关。历史给予的评价是：“哪里有抗争，哪里就有伊文思”。

　　作为批评型的知识分子，伊文思坚持艺术家的良心，就算是祖国的不公义，他也不会手下留情。纵然荷兰政府千方百计阻扰，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在受压迫的一方。事情是这样的，1946年的时候，当荷兰政府不愿放弃对印度尼西亚的控制的时候，伊文思旗帜鲜明地支持印尼人的反抗，最终他在荷兰政府的重重干扰下拍摄了纪录片《印度尼西亚在呼唤》，这个举动触怒了当时的荷兰政府，尽管伊文思当时已经举世闻名，但暴怒的政府还是变得狰狞起来，最终竟然采取了俄罗斯沙皇惯常的手段——将艺术家流放；从此，伊文思流亡国外。流亡的伊文思一如继往，创作了大量纪录片，名誉日盛。20年之后，伊文思终于被荷兰政府解禁，当他重履故土之时，他获得了奥德赛回归式的欢迎。这一次，他带给家乡父老的作品是《鹿特丹——欧洲之港》。

　　这部电影以“飞翔的荷兰人”的民间传说为线索重新诠释了鹿特丹，他设想飞翔的荷兰人回到了鹿特丹，见证了鹿特丹战后重建的积极性和生命力，他的电影旁白提醒着我们：“过去的是美好的，而现在的才是鲜活的”，而在影片的结束，他又说：“终结之处是开始之处”。这句富有哲理的话似乎放在任何地方都合适，既是艺术家一生颠沛的写照，也见证鹿特丹重建的信心，有东方哲学的精神，还有一切灾难之后的沉思。

　　彼时的国际形势是这样的，纵然有冷战的威胁，但“自由”“民主”已是大势所趋；欧洲诸国也都纷纷放弃了海外殖民地的控制权。资源争夺的方式已经不再依靠战舰，而是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分工；仅鹿特丹一港，每年从发展中国家的达成茶叶交易就高达50亿公斤。在新一轮的争夺海外市场的竞争中，没有什么比“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招牌更能掩人耳目了。荷兰政府有意将“飞翔的荷兰人”塑造成和平主义的符号，伊文思更是最好的文化英雄和国家代言人。于是荷兰政府在70年代拟定授予他荣誉勋章，但是，这位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伊文思的精神渗透着“为反抗者发声，不为权贵屈尊”的左派色彩。最终，伊文思先生拒绝了政府的荣誉。

　　鹿特丹的民国

　　在鹿特丹快速复苏的年代，每年，有十三万五千条轮船入港，带来四亿两千万吨的货物吞吐量，这些数据让它成为全球最繁忙的码头。荷兰的著名记者Jan Prins曾如此评价过鹿特丹：“这里有全世界的味道：咖啡、茶、绳索、烟草、香料、椰子……，其实他忘了说的是——鸦片和花生糖。传说，早在1911年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漂洋过海来这里的时候，身上背的全部家当只是一袋槟榔，后来靠着鸦片的生意让他功成名就，这听上去更像是美国梦的故事，可它就发生在鹿特丹的Katendrecht，当时这个区域远离鹿特丹的市中心，人迹罕至，甚至只有一个渡口，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涌入，他们大多是荷兰铁行渣华（Royal P&O Nedlloyd）的船员，来自广东和福建，久而久之，Katendrecht便繁荣起来，在50年代之前，这里一度是欧洲最大的中国城，甚至长期悬挂着蒋介石的肖像。而那些第一代移民则是以在剧院和街头卖花生糖安身立命，所以博得了“Pinda-Chinees”美名。回头看一眼历史，槟榔、花生糖、鸦片、广东饭店、中国会馆、混血家庭、红灯区曾是这里最著名的特色。

　　在鹿特丹城市档案馆，我查尽资料，关于中国人的，却只有单薄的几页和零星几幅照片。但那仅有的几张发黄的黑白照片，就足以让我动容。一张张脸，气宇轩昂，端的是一派民国范儿。原来，上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在荷兰创办了中华会，隶属国民党，本来应该和日本的兴中会一样，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可是不知为何就淹没在历史洪流之中。在资料馆，关于中华会仅有简单的介绍，会长Koo Liong Bing，遗憾的介绍上甚至都没有注明Koo Liong Bing是照片上的哪一位，我只能推测是前排英姿勃发的人中之一吧。我再看鹿特丹华人协会主席Mr.Ng Fook的介绍，完全空缺，从仅有的一张照片上端详此人，无论是气度、发型、胡子、身材、西装、领结，总让我想到孙中山，照片拍摄时间是1922年，正是孙中山二次北伐的年月，不知此君得知国内风雨如晦，忧患几何？历史浓墨重彩地书写了金戈铁马的先行者，遗忘了异乡谋生的乱世豪绅。

　　今天，Katendrecht的中国城早已星散，“条条大船通鹿特丹”盛景也一去不返。谈及鹿特丹的未来，鹿特丹的城市专家仍雄心勃勃地认为鹿特丹的海港质量和服务仍居全球首席，更重要的是当代的运输业已经和互联网融为一体，供求渠道更加多样化；而且全球的政治、经济都在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那种“万国来朝”的集权型城市更像是帝国旧梦。

　　我以前从没想过，一个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城市会和民国有什么交集，可是一张张黑白照片确凿无疑地证明着他们的存在和联系，绵延相牵。历史总是给人意外，又能合理地解释一切。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移民跨越国境，创造了混杂而又包容的文化，为城市注入新的生机。

　　国际主义是家的概念

　　说来有趣，我对鹿特丹的亲近感又近乎家的感觉，而我的香港和芝加哥朋友们竟也有同感！难道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家的概念？我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我赶快找出来库哈斯的书，对于城市，他是专家，而且他来自鹿特丹，在走遍世界之后，又衣锦还乡。

　　2013年，他带给家乡父老一件重量级的作品是鹿特丹大厦——一座以城市命名的大厦，这足以证明这个建筑项目的野心和库哈斯的声望。而建筑本身也集库哈斯多年研究之大成，“垂直城市”的概念最终问世，他解释这件作品时候说“是为了打造经济效益永续性，所以将商业办公、公寓住宅、餐厅饭店、以及公共空间、休闲娱乐等综合在一起，囊括衣食住用行的生活结构”。这栋建筑150米高，44层，是当今荷兰最大体量的建筑。这件作品被高层建筑与城市住宅委员会（CTBUH）评选为欧洲最优秀高层建筑，再加上2014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总策展人的头衔，库哈斯终于重回了建筑界权力中心。

　　在90年代中期，库哈斯对比了两个高度人工化的国家——新加坡和荷兰，对两者的的社会、建筑空间和城市结构做了深入的研究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小，中，大，超大》。他认为荷兰是一个城市国，城市和乡村没有什么区别，国家的基础结构不是按照传统的垂直结构来组织的，而是网状的，而鹿特丹是这种结构的代言人。库哈斯给出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当代社会的特征是“游戏性、偶然性、破碎性、混乱性”；这是我遇到的对鹿特丹的城市特质的最准确的总结。

　　英语中，“风景”这个词是landscape，来源是荷兰语的landschap。字面意思来看，风景即平原景色，这既是早期的荷兰风景画家们创见，也对荷兰的地理特征做出了总结。对我来说，鹿特丹让我感到亲近的还有它的“山文化”，它有荷兰少数的建筑丛林，它是唯一能感到“山”的存在的城市。可以说荷兰人长期和水有纠葛不清的关系，因为荷兰是通过非常人工的方式建造的——围海造田，他们不断重新组织、重新发现以及重新巩固他们的领土，很少有真正的自然景观，于是领土，河流，都深深打上了人工制造的烙印。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遗憾，山在荷兰文化中是缺失的。弱弱地补充一点，322.7米是荷兰的最高峰。而中国，山水文化影响深远；山是阳，水是阴，阴阳文化创造了伟大的传统和文化思维。而在一马平川的荷兰国土，我没有视觉上的归属感，除了鹿特丹。

　　对于美国朋友来说，鹿特丹的“异质性”和“好玩”（playful）则是他们感到舒服的地方。从50年代到70年代，鹿特丹城市重建，现代、后现代主义、先锋派、乌托邦、国际主义、解构主义同时登场，在这里争夺着空间。城市的面貌五花八门，折射出美学权力的胶着，这不正是当代性和民主的特征吗？而且不仅仅是建筑风格，还有族群文化的多样。这种特征在当代中国和美国，恐怕是再平常不过了。

　　举个例子来说，荷兰建筑师皮特·布洛姆（PietBlom）于1984年建成的立方体房子就是“好玩”的典范，整个建筑由32组房子构成，实用面积只占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一。实用，并不是建筑师的用意，皮特·布洛姆（PietBlom）解释说：“我要挑战的就是人们对住宅根深蒂固的理解，住宅必须看起来就是住宅吗？那是功利主义的理解”。皮特·布洛姆受教于柯布西耶，但他并不打算把建筑设计的宏伟，相反，他认为城市规划应该把社区朝着农村的感觉建设，一方面社区里的共享空间是建筑规划的精髓，另一方面，大都会的本质是创新的、平民的、平等的——这是城市的未来。

　　可以说，战后重建赋予了鹿特丹新的生命，也给了鹿特丹机会，去思考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他们着眼的不是有限的空间，而是无限的可能，就让实验来的更猛烈些吧！于是，一座另类的“超现代主义城市”（库哈斯语）、一种更为包容的国际主义的胸怀也在鹿特丹落地生根了。

　　文 Article>Louis Hothothot；图 picture>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