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佩吉古根海姆艺术馆(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举办了一场一直持续到9月19日,名为《影像,六十年代意大利艺术中的新影像》(Imagine:Muove Immagini Nell’Arte Italiana,1960-69)的展览。该展由卢卡·马西莫·巴贝罗(Luca Massimo Barbero)主办,并在艺术馆的11号展厅举办。展有意大利艺术家马里奥·斯奇法诺(Mario Schifano)、马乌里(Mauri)、帕斯卡里(Pascali)、费斯塔(Festa)、尼奥里(Gnoli)、罗特拉(Rotella)和保利尼(Paolini)的45幅作品。该展为过去十年威尼斯博物馆就战后意大利艺术研究进一步进行带来了契机。
针对本次展览我们采访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卢卡·马西莫·巴贝罗
Q:为什么本展被描述为“空前的六十年代意大利艺术读物”?
A:本展涉及一段持续前进但也遇过障碍的历程,而非一些透彻详尽的矫饰。策划这次展览面临的挑战不是提供关于60年代意大利艺术的全部经典,或者类似教科书式的概述,而是如何打破并调和在那一时期艺术史拘泥于某些趋势定义形成的类别。该展提出了战后意大利艺术词汇中的关于分析新影像诞生的建议。那么在这一方面就是前所未有的:即击碎那些年艺术舞台常规定义的正统观念及分类,与其将他们框在僵硬的动势中,倒不如去观察那些单独的作品。广义标签产生前,这些艺术家都还年轻,也曾一起合作相互促进。在之前的每个分类中,也都是不同创作激情的混合。就比如说第一个展厅,展出的作品中就有不同的艺术家,马里奥·斯奇法诺、马乌里和罗萨维奥(Lo Savio),全部都是60年代的作品。在非形象派之后,与之前的《连续与新奇》(Continuity and Newness)展一同,是我们对新影像的定义。
Q:展览中罗马在60年代时期,建立了一个十足的文化大熔炉,一个完全属于经济奇迹的艺术实验中心。一个与当今罗马当代艺术舞台不同的风貌,是否对罗马新一代艺术家来说是一个警示?
A:比起警示来说,我更愿意称之为是一个鞭策。本次展览想要提供一个乐观积极的视角。实际上,当时的艺术界只是在非常小的画廊,一个与现在相比不成规模化的艺术世界。从某种意义来说,《影像》这个展览想为新一代的艺术家注入能量。尽管不是一个地理展,但我喜欢在那些年中罗马所充当的角色。
Q:此次展览包括一些在国际公众视野并不著名的艺术家,比如弗兰克·安杰利(Franco Angeli)和乔塞塔·菲奥罗尼(Giosetta Fioroni),对此您怎么看?
A:是的,即使这是一场展览,也并不想成为百科全书那般。佩吉古根海姆艺术馆70%的观众为外国人:对于如此偏重意大利本土,且涵盖在国际没那么著名的艺术家的展览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考验。安杰利展出的作品是很有震慑力的,比如《所罗门王的矿山》(1962年),该作品篇幅超过2米×1.5米;还有十分出色的弗朗切斯科罗萨维奥(Francesco Lo Savio),作品在第二展厅展出;以及乔塞塔·菲奥罗尼(Giosetta Fioroni)的作品《维纳斯诞生的局部》(1965年),抽离波普艺术并展示艺术史,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将波提切利(Botticelli),作为灵感,而乔赛塔则注入了新鲜元素。同样,多米尼克尼奥利(Domenico Gnoli)在采访中也说道:“我爱美国,但我的根绝对是意大利的。”
Q:本展划分为主题与专题两个部分,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吗?
A:这段展览旨在给观众一种视觉旅行盛宴的感觉:就像刚说过的那样,忘掉记忆中的固有标签,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感受这些作品。该展由法比奥·马乌里(Fabio Mauri)1960年创作的作品《在房子里开车》开始,作为展示单色与屏幕之间关系的一部分;另一边,影像归零,然后跟随新影像建立的发展脚步进行;紧接着是安杰利(Angeli),他的作品展示他非凡的纹章学手法;而在达诺·费斯塔(Tano Festa)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艺术史,尤其是对安格尔和米开朗基罗的痴迷;在马里奥·斯奇法诺(Mario Schifano)那里,游客们可以看到珍贵的画作,比如多年未展的3米×2米作品《穿过博物馆的冬天》(1965年)。最后展览的收尾作品来自库内利斯(Kounellis)的诗歌般的作品《玫瑰》;当然,还有尼奥里(Gnoli)将是公众的最大发现,我选了五幅作品放在一间完全属于他的展厅。所以说,根据主题,以及不同艺术家的专题,我们完全从另外一个视角出发,用心去体验这些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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