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将成为“南·戈尔丁”

　　几个月前，笔者为某化妆品牌提了一个“完全自拍手册”的Big idea，该活动旨在“教你如何高逼格地自拍”，因此我让实习生找一些大摄影师的自拍照放入到PPT里作为展示；后来，我发现PPT中惊现了三张出现了“南·戈尔丁”，实习生并不知道南·戈尔丁是谁，只是单纯觉得这些自拍看起来“忧伤”，“忧伤出了一种新高度”。

　　自拍摄影、私摄影的代表人物美国女摄影家南·戈尔丁（Nan Goldin）擅长以纪实摄影的方式展现了女性在面对自我、两性和社会时所遭受的窘境和疲态。她的镜头展现了大量被美国主流文化忽视的“婴儿潮”一代生存现状，她记录了大量边缘人群：纹身成瘾者、异装癖、男同性恋、脱衣舞女郎、聚众吸毒成员。

　　实际上，南·戈尔丁“忧伤最高点”的自拍照并不是实习生找给我的那三张，她曾在1986出版的《性依存叙事曲》影集中勇敢地放入了自己被男友暴打后的照片，并贴上“我不想忘记被男友殴打的事”的标签，拍照变成了南·戈尔丁的一种救助行为。因为从那时以来，南·戈尔丁就再也没有和这个男人见过面。

　　南·丁格尔的这些自拍照来自于关键词“女摄影师自拍照”的检索；时过境迁，这些照片成为了茫茫图海当中“看起来很高逼格”的一隅，不认识南·戈尔丁的人大约只把这样的照片当做是摄影师“无病呻吟的一吟”；只是，都是自拍或是“私摄影”，“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区别似乎就在于这“无病呻吟的一吟”，艺术家纪录“痛苦的一瞬”，而我们拍了成千张，却只是为了找到一张满意的“哈哈哈”。

　　诚然，“痛苦”，“忧郁”等负面情绪使人肃然起敬，也是照片“看起来高逼格”的主要原因。南·戈尔丁之所以能被实习生抽中，大概是由于她的照片的突出了人物的脸部特写，特写了“不应该放在镜头面前的”衰老，麻木，肉欲，上瘾等生命状态；只是如今在豆瓣上，在某些人的朋友圈里，类似这样的“忧伤相册”并不少见，他们露骨地选择了将“Open Relationship”、“Bi-sexual”等观点以图片的形式公诸于世，利用过曝、重影、近摄、并置、拼贴、分散、模糊、对比、不规整的构图等“废片制造法”去表达一种空洞的、绝望的、麻木的生命状态，这些有别于“正能量主流状态”之外的“颓态”如同长尾一样一字甩开，当尾巴越来越长，长尾效应便终将发生效应：非主流变成了主流。

　　南·戈尔丁1953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后因姐姐的自杀而深受打击，14岁离家出走后，一路漂泊到纽约。在纽约，她与一群“非主流”青年人共同生活，共同经历了一段灵与肉相互依赖的岁月，她拍摄的大多对象都因艾滋病而去世。1986年，戈尔丁将这些作品集结为代表作《性依存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1986），一经出版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

　　南·戈尔丁与如今众多喜欢将“私情绪”公之于众的女生一样，拥有强感知力和细洞察，“私密摄影”不再将镜头对准“陌生人”和“陌生的生活”，而是将摄影镜头如同一把刀子一样刺入摄影者生活的本身，这种方式有点像作家常常标榜的：“我用一把刀子剖析自己，把血淋淋的真相展现给读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自拍摄影”或是“私摄影”甚至不能谈不上是“摄影艺术”的一种。社会纪实摄影代表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曾提出了著名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强调摄影作为客观事件的记录方式必须“呈现事实”，摄影师常常用一副“圣母脸”，“严肃脸”，“高尚脸”去拍摄对象，由此产生了“拍摄者”和“被摄者”的微妙权力关系；所以，摄影师的“炮头”也常常被比喻成为枪支。

　　南·戈尔丁作品除了“自拍”之外，也拍摄他人。只是她的“客体”多半是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朋友，她作为这个“非主流”群体的一员进行记录，不带有“揭露”，“窥探”这样的冰冷立场，拍摄朋友，亦是在映射自己。在《性依存叙事曲》之后，南·戈尔丁又先后创作了专题摄影《性爱之》（1986）、《另一边》（1993）、《十年之后》（1998）等作品，这些作品没有“精细的预设”，它们像是手机随手一拍，通过滤镜处理后发在Instagram的图片状态。

　　几十年后的今天，南·戈尔丁的“自拍”和“私摄影”不再显得特别，它们遍布在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里，tumblr，twitter，facebook，nice，instagram，weibo，wechat记录了无数种人生，无数种细微的情绪。摄影风格如同时尚一样不断轮回，我们正在重新经历低配版的南·戈尔丁时代。

　　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二战后的美国经历了经济爆发式增长的黄金年代，超过六成的美国人变成了中产阶级，实现了家家有电视、冰箱、真空吸尘器和洗衣机。南·戈尔丁出生于美国华盛顿一个中产家庭，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美国“婴儿潮”时期诞生的典型一代。她在成堆的高级玩具、烤箱、工业食品当中长大，享受来自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溺爱，消费和享乐主义逐渐吞噬她的传统价值体系，工业的发展让人们日益恐慌和麻木，“Good Girl”变成了贬义词。

　　南·戈尔丁所记录的便是这一群主流年轻人的“非主流”文化。1960年，口服避孕药的发明推动了年轻人的性革命，姑娘们立志成为“bad Girl”，“纯洁”变成了“无聊”的代名词。1964年越南战争的爆发推动了“反主流文化”的发展，婴儿潮出身的年轻人喊出口号“做爱，不要战争”。于是摇滚、吸毒、性革命、群居，奇装异服等变成了美国年轻文化的一角。1969年8月15日，纽约白湖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Rock Festival）中40万青年在雨中裸奔，群交，吸食毒品。

　　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意识的觉醒推动了“自拍摄影”的发展。在此前，男性拥有了摄影艺术的绝对话语权，他们镜头中十分擅长表现对女性的迷恋；他们捕捉女人漂亮的曲线，光滑亮泽的皮肤，和勾人魂魄的香唇，男人们消费“物化的女性”，女人们憧憬成为“物”；这些照片中鲜有表现女人的迷茫、痛苦、深思，女人们似乎“天生肤浅，没有灵魂”；日本女性主义艺术批评家笠原美智子提出“视奸”一次，用来形容以荒木经惟为代表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摄影，原意即男性摄影家通过照相机的取景框，用视线对女性施暴。而这一切，在20世纪70年代被怀疑，被反抗。

　　有意思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及美国，南·戈尔丁的社会背景在重演。中国的“90后”或是“95后”的生长环境及特点恰恰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婴儿潮”。成长在这一代的年轻人也变成了“极端的一代”，一方面是“创新新势力”的代表，另一方面是“互联网抚养的颓废的一代”，价值观的多元性让中国90后并非都“buyin”父母那一代的“鸡汤成功学”，像是“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轻松”也成为了一种可以被选择的“正确价值观”。

　　同样，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得东方白莲花式的女性图腾日益失势，“绿茶婊”这样用以形容表面纯洁实则重心机的女性在互联网上流行。在10年前的中国，论及自拍和他拍总是脱离不了“可爱”，“淑女”等“Good Girl”的审美体系——嘟嘴微笑45°角的自拍遍布网络；而今天，中国女性意识正在觉醒，从声援柳岩闹新娘事件到和颐酒店事件，“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女权色彩”观点呼之欲出。在社交媒体上，段子手们讽刺那些“千遍一律的摆拍”，姑娘们也开始不满足于“lowlow的网红幸福脸”，女性有权感到难过、绝望、迷茫、困惑、恍惚，亦可po出“看起来有点颓的自拍”，配上“我的狗过世了”的消极文字，女性越来越不屑于做“尤物”或被认作为“尤物”，她们在拍摄她人的时候也时刻注意自己的品味，不再满足于记录“欢乐又友好的闺蜜团”，而是拍下“抽着烟的死党”，“岔着腿姑娘”，自拍“Selfie”一次发明后，“drelfie”（醉后自拍）变得更加流行。

　　“南·戈尔丁式”的私摄影在这个时代不再特别，只是万千“无聊”，“发泄”，“互动”，“炒作”，“博眼球”，“求点赞”方式的一种。这个时代不再有“非主流”，任何非主流随时可能变成“微博头条热点”，受到主流人群的广泛关注。正如当年的沉珂CK，她将自己自杀、自残的全过程放以图片的形式放在网络上，在2016这个全民直播全民“楚门”的年代里，“直播自杀”，“直播痛哭”，“直播歇斯底里”变得稀松平常，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自拍”或是进行“私摄影”，达到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甚至转换成“生产力”，我们不满足于用美图秀秀修饰皮肤，更要用滤镜P成“黑白”，“绿蓝”以此渲染情绪，我们对自我进行重新编辑，创造了一个基于网络传播的“新自我”，我们每一天都信仰芭芭拉·克鲁格说的那句：“你的身体就是战场”（Your Body is a battleground）。

　　南·戈尔丁曾说，“如今热衷于将丑陋置换成美。长久以来，我一直在观察女人是怎么美化自己来着，对这方面很在行。话虽如此，眼下反其道而行之则更觉得愉快。”这句话在今天似乎变得更为合理。

　　文 Article>陈灵 Chen Ling；图 Picture>MO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