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遗忘，重塑外部世界与内在自我

　　在爱德华风格逐渐褪去，Flapper女郎尚未开始在爵士乐中流连的时代，欧洲时尚史却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在战争中完成了由传统至当代的转型。或许由于二战大规模的物资管控，使得时装产业从原有的衍生轨迹中骤然转向，一战时期的英国，Marshall&Snelgrove在伦敦牛津街的百货公司依旧有着充沛的库存。而在人们心中彼时女性的社会角色，如同Elizabeth Ewing所描述的那样，“她们只需保持优雅的韵味，为那些暂离战场的归家的士兵，带去抚慰与鼓励。”但战时的英国，女性却撑起了这个国家的运转，她们成为巴士售票员、救护车司机、护士、清洁工，甚至为前线士兵生产战胜所需的武器。女性担起了不但是家庭，乃至社会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则赋权于女性；这种责任，引领向一种自由。

　　作为一战百年纪念的一部分，由Manchester Art Gallery与14-18NOW共同举办，并由Darrell Vydelingum担任创意总监，Fashion&Freedom展览于2016年五月至十一月登陆Manchester Art Gallery，从时尚这一角度出发，以多媒材的形式讨论一次世界大战对女性的影响：她们获取的新的社会身份，并建构出当代的时尚美学廓形和服饰的社会符号。展览囊括由SHOWStudio出品的数部时尚影像作品及Luke Snellin导演的短片、来自Vivienne Westwood、Roksanda、Holly Fulton、Emilia Wickstead、JJS Lee和Sadie Williams五位当代女性设计师的定制作品。同样，此次展览邀请英国五所主流设计学院的学生以“Restriction/Relase”为设计主题进行创作，以视觉元素折射出新生代对一战女性社会身份变革诠释。

　　当代的身体

　　对于女性而言，对身体自然状态的解放，是最基本的诉求。如同伦敦青年影像艺术家ReiNadal在此次展出的影像作品中所寄希突出的主题，被束身衣捆绑的女性，是被男权社会操纵的玩偶。

　　“时尚与自由，就是女人脱下胸衣的过程”Manchester City Gallery总监Maria Blashaw这样说到。时装史学家Valerie Steele指出一战在多个方面，划隔开了十九世纪与当代在社会意义上的区别。对于女性而言，也只有在一战之后，她们能在公共场合穿着分体套装而不觉羞愧。但战争并未直接导致时装廓形与穿衣方式的剧变，社会震荡只是加速了时装的演化，而改变彼时欧洲时装风貌的是巴黎的时装巨匠Paul Poiret。

　　事实上，Poiret并非彻底让女人脱下了束胸，但他将爱德华时期着力修饰夸张“S”曲线的设计变为更为自然的直线条：束胸衣从胸下开始，更为自然地修饰上身形态，并近乎平直地伸展至臀部，极力弱化女性的曲线。为了强化新廓形的设计，Poiret最初将束胸的长度夸张地下延到膝盖，让坐立都显得极为困难。而设计师更为出名的设计“Hobble Skirt”——一种有着男装直线廓形的及地直筒裙。“以自由的名义我解放了女性的上半身，却束缚了她们的腿”，Paul Poiret在后期的自传《My First Fifty Years》中这样坦言道。而这种使时装附加以对身体约束的概念，也指向着当时权贵与闲适阶级对女性的社会价值趋向的现实：被时装修饰的身体，仅仅是一种装饰。本次展览展出的Manchester Art Gallery馆藏服饰映衬着彼时女性对时尚设计的需求：大量用于社交场合的晚装与日礼服。但随着传播媒体的发展，日报与杂志出版物将这种上流式的审美情趣传递给生活更为繁忙的中产阶级，为满足其日常穿着需求，Jeanne Paquin，这位首次在世界享有盛誉的女性设计师，将原有设计演化出新的形态，其打褶与开衩的细节为大众女性提供了行动的自由。本次展览中部分年轻设计师的创作强调了这种对“禁忌的身体”的讨论，Rebecca Lawton以战后的时装文献为蓝本：鼓励女性卷下丝袜，露出其遮挡着的膝盖。其乖张的设计是一种希冀，但一战时期的时尚更多的是一种演化，而非革命。对于主流审美而言，在经历战争时期男性化的实用主义工装与制服的年代，战后的女装以宽松的廓形及脚踝以上的裙长为核心，以体现一种新生代略带男孩感（Boyish）的女性气质。这种特殊的审美源于女性对性别平等的期望，也是社会中对非纷飞岁月所消磨无几的青春的缠恋。

　　金丝雀女孩

　　策展人将Fashion&Freedom这一展览落地曼彻斯特，意指向二十世纪初叶于此兴起的女性参政运动（Suffragette Movement）的致敬。曼彻斯特，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重镇，自十九世纪始即成为了进步思想的发源地。而略显讽刺的是，工业化生产在使时尚不再成为上流社会的独享之物，同时却极具恶化了女工的生活状态。1908年，Carl Meyer与Clemetina Black在其著作《Makers of Our Clothes》首次记录了成衣生产的产业化状态，而在这一链条中的底端，工厂女工亦或家庭裁缝皆被血汗地剥削。爱德华式有着繁复刺绣与蕾丝装饰的女衫，即便是熟练的女工每日只能制作两件，而他们每周的薪酬往往至多十先令，其平均报酬为男性的三分之一至一半。同样，这些工人阶级的女性因缺乏社会地位，每日亦在各种社会暴力与欺凌中生活。

　　1903年，作为大律师之妻的Emmeline Pankhurst在曼城Nelson Street的寓所召集集会，以Deeds not words（行动而非言语）为口号，组成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呼唤女性权利。这一运动在一战期间召集其支持者响应政府号召，并促使大量的女性进入原有的男性工作领域。此次展览中来自University of Salford的年轻设计师Karin Human以这一活动的旗帜颜色绿与紫为设计元素，以Suffragette Movement中习武女性保镖的案例为范本，混合爱德华美学和彼时的东方风格，将力量包裹在女性的艳丽外在之下。设计师Joana Almagro Bustalino则将运动宣言印于裙摆之上，并用大量艳丽的褶皱装饰象征着一种自由的狂欢。随着女性进入更多的工作领域，制服元素为日后的女性时尚注入了新的血脉。裤装逐渐被社会所接纳，而军装式的战壕风衣、束腰夹克、腰带与肩章也被设计师所接纳。韩裔设计师JJS Lee为此次展览特别设计了的斜纹软呢与绉纱套装，指向战时时装设计所强调的审美与功能性的平衡。Xenia Telunts以首位飞跃英国与澳大利亚的女性飞行员Amy Johson为灵感，设计出可束腰的短衬衫式夹克与前饰口袋的工装裤。来自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的Charlotte Malyon，将MA1夹克与降落伞的形态设计出颇为解构派的廓形，完成对历史素材的后现代诠释。

　　但如同解放与束缚间有着共生的张力，女性新的自由也往往暗藏着些许悲怆。Roksanda与Holly Fulton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萤黄色作为此次定制设计的主体色彩，以暗示一战中“Canary Girl（金丝雀女孩）”的故事。随着政府开始掌控战时国家的所有工厂，近一百万的女性被应征进入军工厂工作。在军事化管理的工厂中，这些女工并未享有到曾经所许诺的生活设施及福利，日以夜继地工作，即便一周一天的休息日亦无权离开工厂。而在制作TNT炸弹弹壳的过程中，这些女孩儿在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情况下大量地暴露在硫磺之中，他们的皮肤也因中毒而变成了如同金丝雀（矿工常用其探测煤矿的有毒气体）般的橙黄色。近三百名女工死于中毒或工厂爆炸，而因慢性疾病而故往的女工数量更无可追索。她们的故事在很长一段的时间中被掩埋，而此次展览诸多设计师将目光聚焦于此，用一种看似浪漫的叙事来陈述女性的背负、和她们无名的牺牲。

　　随着爵士乐的歌舞升平，欧洲的时尚即将迎来Chanel与Schiaparelli争相斗艳的繁荣时刻，而人们也似乎过滤了一战这段伤痛与略带平淡的时装记忆。但也正是在被遗忘的时光中，女装的审美完成了历史性的进化，而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统一生产也为日后成衣制造提供了产业链的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时装的变化映射着女性社会身份的转变，她们不再是盛装包裹的男性点缀。如同Luke Shellin在此次展览中呈现的短片《First》一样：留守家中的女子穿上制服，并在工作有着不期而遇的邂逅，但她依旧在等待爱人从前线归来。女性用一种责任、承担与隐忍来获得新的自由，而自由的颂歌，应致敬于女性的伟大。

　　文 Article>叶田田 Roger Ye；图 Picture>曼彻斯特画廊 Manchester Art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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