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路的书香与浮华

　　19世纪末，福州路已经渐渐有了“文化一条街”的名声

　　主题为“我爱读书，我爱生活”的2016上海书展即将开幕，主会场依然设在上海展览中心。

　　不过，假如时光倒流一百年，“做东”上海书展的最佳地点，大概非福州路莫属了。彼时，它叫“四马路”。

　　那里，曾经是旧上海的“文化一条街”，也曾是最知名的声色场所。

　　五条马路各具特色

　　提起福州路，上海人大多会浮现出“文化一条街”的第一印象。

　　自人民广场沿着福州路向外滩走去，一路上能路过上海书城、外文书店、博古斋书店、古籍书店、美术书店等各色大小书店及文化用品店。此外，也有诸如“杏花楼”“老正兴”之类的老字号食肆茶楼。

　　清末民初的旧上海，福州路又名“四马路”。今天的福州路东起外滩中山东一路，西至西藏中路人民广场，长约1.6公里。这条历史悠久的马路是上海开埠后，继纤道路(即所谓“二马路”，今“九江路”)之后，与“大马路”(南京东路)同时开辟修造的。

　　早在上海开埠之前，这条路便已是四条通往外滩的土路之一。而所谓“四马路”，就是指与南京路平行的第四条通往外滩的马路。前三条分别是“大马路”南京路、“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此外还有“五马路”广东路。

　　旧时，这五条“马路”各有特色。“大马路”上有百货公司的霓虹闪烁；“二马路”驻扎了大小不等的各类洋行；“三马路”上坐落有海关的“衙门大楼”；至于“五马路”，则以文玩古董市场闻名。

　　公共租界的政治中心

　　上海开埠之初，“四马路”只有现今外滩到福建路一段。当时这条路向西通往中国境内第一座基督新教教堂——隶属伦敦会的天安堂，因此最早也被称为“教会路”或“布道路”。

　　至1864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决定将四马路向泥城浜（今西藏中路）方向延伸并正式命名为“福州路”。

　　同一年，租界内的第二跑马场建成，工部局希望将福州路延长至此，进一步促进跑马场附近地区的商贸发展，吸引更多人气。

　　上海马路条条纵横，能从中脱颖而出者，福州路必居其中之一。福州路东面的尽头，是坐落于外滩，被称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建筑”的汇丰银行大楼。由东向西走来，福州路上沙逊洋行兴建的汉弥尔登大楼、都城饭店以及轮船招商总局，皆是旧上海昔日浮华的重要象征。

　　除了银行、洋行及高级饭店，福州路同样也是公共租界的政治中心。

　　1914年，租界工部局正式在江西中路福州路路口处，斥巨资动工新建工部局大楼。这栋新古典风格的灰色大楼占地约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9800平方米，楼内总共有400间办公室。大楼呈环形，三面建有房屋，边门10处，东北角为正门，占据着当时上海市区的“心脏位置”。而离工部局大楼咫尺之遥的福州路185号便是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所在地。

　　图书出版“微清单”

　　尽管福州路上政经机构林立，但在广大华人眼中福州路之所以有名，却并非源于这点。实际上，在19世纪末，福州路已经渐渐有了“文化一条街”的名声。

　　早在1843年，福州路就开始与图书出版业结缘。这一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斯买下了福州路至广东路一带、毗邻天安堂的地皮，创建了中国境内第一家机器印刷厂——墨海书馆。

　　随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点石斋印局、格致书室、尚义书坊、千倾堂书局等皆出现于福州路周边地区。

　　民国建立后，福州路进一步成为全国出版中心。1916年，中华书局总店搬迁至福州路一带。同在这一年，中华书局总店及发行所迁至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新建的五层楼大厦，店面10间，与商务印书馆贴邻。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中华书局迁址于此是福州路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街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大量出版社、书店及各类文化机构纷纷涌入福州路。

　　20世纪30年代后，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先后搬进福州路310号与390号，进一步稳固了福州路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

　　此外，商务印书馆、新民书局、开明书局、广益书局、正言出版社等一大批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知名出版社、书店皆汇聚福州路至河南路方圆之内。与鲁迅长期合作的北新书局、巴金创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同样坐落于福州路上。

　　伴随着出版业的繁荣，福州路附近的望平街（山东路）也成了上海滩人尽皆知的“报馆街”。清末民初执全国舆论牛耳的“三巨头”——《申报》《新闻报》《时报》——皆设报馆于此，与福州路遥相呼应。

　　东边“文化”西边“香”

　　有意思的是，若以福建路为界，福州路东、西两段的氛围几乎截然不同。东段汇聚出版、新闻等文化产业，而西段则是旧上海最知名的声色场所。

　　穿过福建路，便从“书街”“报街”闯入了花花世界，戏院、书场、菜馆、茶楼的招牌让人目不暇接。清末民初上海滩名士孙宝瑄在其日记《望山庐日记》中这样描绘当时的福州路：“上海闲民所积聚之地有二：昼聚之地为味莼园，夜聚之地曰四马路。是故味莼园之茶，四马路之酒，遥遥相对。”

　　青莲阁、新丹桂、一品香、杏花楼、聚丰楼、大观楼等上海闻名的饕餮之地，皆让人流连忘返。随着“四马路”逐渐成为“吃喝玩乐”的集中地，风月场所亦向此处迁移。久而久之，“四马路”西段成了人尽皆知的香粉街。

　　到了20世纪初，上海原本最热闹的“红灯区”宝善街迅速被异军突起的“四马路”所取代。“四马路”周边的久安里、清和里、同庆里、日新里、尚仁里、会乐里等等的深宅小巷成了多少名妓花魁的销魂所。当时曾有报人如此描述“四马路”的“花国”盛况：“十里之间，琼楼绮户相连缀，阿阁三重，飞临四面，粉黛万家，比闾而居。昼则锦绣炫衢，异秀扇霄。夜则笙歌鼎沸，花灯星灿”。

　　除在四马路每日坐等客人光顾外，名妓们也常会受邀“出局”。“出局”也叫“出堂差”，大多是去达官贵人府上提供“侑酒”服务，并以才艺助兴。当时，此类高级名妓一般被称为“倌人”，而最高档者甚至被尊称为“先生”“书寓”“词书”或“校书”。她们承袭中国历朝历代教坊司的“官妓”传统，专事弹唱、献艺，不轻易卖身。这些“书寓”如果“出堂差”也常被称为“上书场”，喧嚣的排场不可小觑。

　　第一等“书寓”出场的情形，往往成为车水马龙的“四马路”街头的景观。一般而言，会有四名身穿青呢大褂的轿夫抬着一顶小轿，在人群中飞快地穿行。轿前还有一位杂役打扮者提着一盏灯笼一路吆喝，灯笼上粘着四个红字，大书特书曰“公务正堂”。依照清代官制，惟有七品知县才有资格被称为“正堂”。县衙中的典吏或县丞均只能称“左右两堂”，故世人亦将知县称为“堂翁”以示尊敬。但是，这顶小轿子里端坐的可不是知县大人，而是寄居天乐窝、小广寒登等处的高级妓女。

　　当时尚在孩童时期的沪上知名报人游慕侠曾目睹这一幕奇景。此情此景让其印象深刻，以至于三十年后仍记忆犹新。游慕侠在其描写上海掌故的《上海鳞爪》中，不吝笔墨将其详细记录下来并感叹道：“彼时妓女竟敢僭称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胆大妄为”，甚至批评旧日“上海的社会，物质上是文明极了，其实是烟、赌、娼三项结合之社会。海上娼妓，更属遍地皆是。”

　　读书人是“书场”常客

　　上海开埠之前，县城之内几乎没有妓院青楼。外国租界建立后，开始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公娼制度”。女校书、长三、幺二、雉妓、咸肉庄、烟妓等不同等级的风月女子，只要注册纳税，皆能开门营业。于是，名妓们在四马路上抛头露面又或是打出“公务正堂”的名号才成为可能。

　　实际上，常去四马路“书场”光顾的，有相当多都是福州路书馆、报馆的读书人。每次书场大约能有近百人参加，一般会安排三至四名“书寓”粉墨登场。顾客可以现场订制唱的曲目，唱完曲后“书寓”便会去点唱者身边作陪。不过，民国之后这桩受旧时文人欢迎的风雅乐事，在大世界、电影、唱片等新式娱乐的冲击下，逐渐式微。

　　尽管“书寓”风流不再，但“四马路”上做“皮肉生意”者仍旧不少。即使到了1948年，仅仅“四马路”会乐里一条弄堂里的妓院就有大大小小150余家。深夜里，弄口巷中门庭若市，充斥糜烂浮华之气。

　　时过境迁，如今的福州路自然已不是脂粉弥漫的“四马路”。当年让无数人竞折腰的会乐里，早已不复存在。而在其旧址上，如今矗立着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写字楼。

　　“文化一条街”的声名虽源远流长，但在当下电子信息产品充斥的时代里，不免显得有点冷清。倒是每年中秋节前后，杏花楼前的排队长龙依旧让人望不到头。

　　文/沙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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