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债务危机吗？

　　目前的债务问题，属于“成长的烦恼”。

　　中国债务不断增长，未来是否不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信贷迅速增长，不断推高投资水平，这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断层线”，IMF第一执行董事大卫·利普顿表示。此前，乔治·索罗斯曾发表评论，中国经济对债务的依赖，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的状况，惊人地相似，“这场危机同样也是由信贷增长推动的”。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动刺激计划。根据IMF的数据，中国的总债务从2008年GDP的150%，猛增至当前的225%。刺激计划让中国经济保持增长，也帮助了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缓慢复苏。自此以后，政府就逐渐实行刺激消费计划，以保持经济增速，避免走向疲软。

　　过去两年，中国人民银行屡次降低利率，同时降低了银行准备金的要求。去年中期开始的最后一轮刺激计划，推动M1货币供应量增长了22.9%，这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最快增幅。就目前而言，随着中国GDP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今年第一季度为6.7%，达到25年来历史新低，去年则为6.9%，经济断层线正在开始显现。

　　问题不在于中国的总体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也不在于政府或家庭债务的水平——两者各占GDP的40%，而在于企业债务。企业债务水平高达GDP的145%，而且在不断减速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借款人的盈利能力和还债能力不断下降，特别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目前，不良贷款占中国银行总贷款的5.5%，2014年是4.4%。IMF预测在商业银行总贷款中，15.5%贷给企业部门，总计1.3万亿美元，存在风险。这意味着企业的收益，即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无法覆盖其的利息支出。

　　末日审判？

　　与索罗斯的警告相反，中国的专家并不认为中国将经历金融危机。“没有什么可惊慌的，”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赵敏渊表示，“银行还没有到违约的边缘。如果真的发生，政府仍然有钱注入系统，帮助银行摆脱困境。在政府的默认支持下，银行挤兑或者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小。”

　　法兰克福管理学院经济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霍斯特.洛切尔说：“在西方，人们猜测中国的雷曼时刻何时到来，这只是一个幻想。中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并制定计划管理坏账。”沃顿商学院管理学荣誉教授马歇尔.迈尔同意这一看法，“我不认为中国将会面临末日金融崩溃，就算真发生了，总有人会处理好它。”

　　不过，其他专家表示，中国的信贷过剩危机会慢慢灼烧，有可能摧毁，并重新平衡经济，依靠国内消费、服务和创新，而不是出口、重工业领域强力投资以及低技能生产，在下一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改革目标。如果中国无法重新定位，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受困于黯淡的经济增长，以及人口逐渐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开支。

　　专家表示，如今越来越多的贷方正在为生产能力不佳的项目偿还旧债，而不再为有效益的新投资添加燃料。金融危机后的大部分消费，从房地产流向工厂扩建，如今证明这一措施在增速缓慢的经济体中，是不切实可行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投得越多，回报越低，”迈尔表示，“在2007年和2008年初期，在美国投资3美元可创造1美元GDP。现在在中国，需要投资6美元才能创造1美元GDP。”实际上，根据IMF的数据，国有企业占中国企业债务的55%，仅贡献了22%的GDP。

　　中国信贷过剩的后果，并不仅是中国经济的担忧，也是世界的担忧。迈尔说，“如果中国继续出口过剩的能力，就会缓慢地碾碎世界各地的经济体，包括自己的。”

　　救援战术

　　专家认为，中国大型国有银行能够抵挡坏账的增长。假设企业商业总贷款中15.5%预计有风险的贷款损失率为60%，那么可能产生的银行损失总值将达7560亿美元，或GDP的7%。

　　但银行完全有能力避免这些损失，它的一级资本有17万亿，也就是11.3%的系统风险加权资本，账面上总准备金有3560亿美元，较高的国内储蓄率，稳定的存款基础，以及政府在背后的支持。

　　“中国银行部门的系统风险低于西方国家，”中国银行领域专家洛切尔说道，“中央银行有巨量的存款，以及17%的最低准备金存储，这些钱所在的系统独立于政府的救助，能够改善它们的资产状况。”

　　中国的大部分债务都以本国货币计算，不像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危机，由外币借贷触发，人民币贬值能降低美元债务，亚当斯说。“让这一问题变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允许或者鼓励人民币加速贬值。即使中国发生了债务危机，世界经济体承担的痛苦也会小一些。但如果中国货币大幅贬值，就会加剧全球经济增长的阻力，特别是美国的制造出口商，以及与中国竞争的其他发达经济体。”

　　如何“过河”

　　与此同时，挤出经济体中的过剩能力，比如房地产业，是唯一能够解决中国信贷狂潮的长久之计，迈尔说。信贷可以更有效地分配给新企业，从而推动中国下一阶段的可持续增长。中国正在朝着这一方向采取措施，计划缩减钢铁和煤炭部门。

　　此外，专家表示在整个经济体中，一些债务违约正在发生，还有更多的即将出现。总体而言，政府正在采用一种慢性的方法，从而避免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问题出现。

　　随着人口老龄化对建立昂贵的社会安全网提出要求，以及劳动力的不断缩减，政府必须“找到一条途径，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不断创新，在价值链上不断攀升的经济体”，迈尔说。

　　赵敏渊同意这一看法，“政府知道只有改革才能创造进一步的增长，这是减少国家债务的必备条件，同时也认识到改革所带来的破坏，特别是失业问题。如果推行改革，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需要破产或注销坏账。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不履约债务，可能触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

　　谨慎有谨慎的代价，赵敏渊说。“中国仍然信奉摸着石头过河，但这种做法会增加不确定性。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太大了，许多企业家可能会先观望几年，察看情形走势。这将会减慢增长，使过剩的债务更加具有破坏性。”事实上，她还指出，在新华社的一项调查中，2016年前4个月，中国私营部门投资同比增长仅为5.2%，2015年约为10%，而2013年这一数据为25%。

　　由于较高的债务水平，中国无法采取最佳疗效的措施，到头来，“长期增长才是最好的药方”，赵说。

　　（原文于“沃顿知识在线”，有编辑、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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