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埭头：最后的画面与回忆

　　陈凯庭又一次举起了手中的相机按下快门，面前并非动人的风景，而是几栋已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房子和满地散落的碎石砖块

　　早上9点，仅穿一条短裤的中年男子挺着发福的肚子，在里弄中央一个老式的石板窨井盖边洗漱，老邻居习以为常地走过，倾倒了自家的生活用水，一边闲扯一边缓缓离开。

　　这是八埭头里弄的一个清晨。30年前声声“倒马桶喽，倒马桶喽”的叫嚷唤醒居民的清晨，30年后没有了职业收“夜香”者，但生活，却大多延续着过去的套路。

　　从八排房子开始

　　平凉路在建的高端住宅小区前，立着类似贝聿铭设计风格的镜面金字塔，旧砖破梁却被毫不掩饰地留在临街几百平方米的空地上，这些里弄拆迁后还来不及拉走的建筑垃圾，躺在原地述说着自己所标记的时代。

　　怀德路南面的广式里弄，百多年来促狭的生活还未改变，而四周鳞次栉比的高楼却在不知不觉中将它围成坐井观天的青蛙。高楼里住着讲究绿化、容积率、停车位多少的业主，里弄中留着期待依靠拆迁二次翻身的原住民。

　　“平凉西块”是上海中心城区旧改计划中五个重点区块之一，八埭头身处其中，从2014年起，这里就开始启动了旧改计划。

　　在这个上海最早的产业工人聚集地，人们隔着宽不过七八米的小街比邻而居。交融混杂，是这个历史街区在2016年留给上海的画面。

　　站在通北路134弄前，陈凯庭又一次举起了手中的相机按下快门。面前并非动人的风景，而是几栋已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房子和满地散落的碎石砖块。这个不久之后将要消失的门牌号，承载了陈凯庭太多的记忆。

　　通北路134弄，是八埭头的原址，也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最早的起步。

　　19世纪末，地价低廉且有黄浦江航运之便利的杨树浦，成为中外商人投资办厂的热土。

　　1883年6月29日，清政府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杨树浦水厂拧开阀门开闸放水。这一拧，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水厂的正式建成，还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天章记录纸厂、上海船厂、怡和纱厂等在此地涌现并渐成规模。

　　当时，江浙两地的很多农民都背井离乡来到此处，成为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随着这批“进城务工”人潮而来的，就有陈凯庭的外祖父母。近一个世纪前，他们带着全部家当从江苏江阴老家来到上海杨树浦，在这个人口逐渐密集的地方觅到商机，做起了小生意。

　　1908年，天主教会在工业集中的杨树浦区域韬朋路（今“通北路”）上，造了八埭（吴语方言中词义同“排”）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子，每埭十四间，被称为八埭头。

　　“这种房屋开间小，进深浅，层高低，有的房屋连披屋也没有，前后密集，形似鸽笼，通风采光都很差，居住者大多为工人、小贩和低级职员。”已故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曾在《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中描述过八埭头的民居样式。

　　陈凯庭的外祖父母将家安在了八埭头，成为这里最早的一批居民。很快，经营着小本生意的他们就敏锐地感觉到这里增长的客流量。

　　八埭头周边，平凉路、福禄街等地一批旧式里弄的陆续建成，为这里带来了充足的人气，繁华日盛。

　　上世纪前叶，以通北路、平凉路交汇处为中心，东到许昌路、南近杨树浦路、西至景星路、北迄唐山路的一大片区域都习惯性地被人们称作“八埭头”，这里也成为杨浦区境内最早的商业街市，妇孺皆知。

　　同新百货店、协泰祥绸布店、宏大鞋帽店、同保康中药店、老大同南货店、沪东状元楼、大同新南货店、四九七烟店、天泉浴室、康明照相馆……1951年出生在八埭头的陈凯庭，至今仍对儿时在此见过的老字号如数家珍。

　　“平日家里急需什么，几步路之内就可以买到。套用一句现代词语，那时的八埭头就是‘一个成熟的小区’。”陈凯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融合各种印记

　　72岁的杨继辉与八埭头的故事始于68年前。那年，4岁的他随母亲从江苏老家到上海投奔在怡和纱厂工作的父亲。

　　建于杨树浦路670号的怡和纱厂是上海最早的外资纱厂，1896年由老牌英商怡和洋行投资50万两白银创建，该厂生产的“兰龙牌”棉纱当时颇有声誉。

　　为了父亲上班方便，杨继辉一家就借住在大姨夫位于八埭头地区隆仁里的一处房子里。这栋典型的三层结构的石库门房子，是同在纱厂任较高职位的大姨夫用两根金条从大地主那里买下的。上下三层，面积共80多平方米，被分租给5户人家，其中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就是杨继辉一家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蜗居。

　　“隆仁里的房子，早期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在附近纱厂工作的高级职员和翻译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白领。”杨继辉的老邻居朱枫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的父亲当年是专门为外国人烧西餐的高级厨师。

　　而在仅仅一条平凉路之隔的老八埭头地区，大量处于当时社会底层的产业工人和小商贩聚居，鱼龙混杂，一些流氓帮会和反动会道门也曾趁机在此兴风作乱。

　　朱枫鸣说，在八埭头地区，集中了石库门、私房和西洋房三种建筑类型。本刊记者看到，在福禄街上，一排欧式风格的洋房仍完好地保留于此。

　　2009年，在对上海市石库门等老式住宅进行调查时，有专家在八埭头附近发现了宝贝——清末上海道台聂缉槼家族所建的聂家花园。这个位于辽阳路上的建筑已有100年历史，包括1栋独立别墅、5栋红砖洋楼及一些附属建筑，甚至还有聂家子弟健身用的网球场等。

　　八埭头地区也留下了很多日军占领时期的痕迹。许昌路上有一片如今被称为“纺三小区”的住宅，曾经是日军的兵营。小区由几幢独立别墅和几排双拱门的联体别墅构成。

　　小区建于1921年，由英国人设计、日本人出资建造，其外观是简化的西方样式，内部是典型的传统日式住宅。本刊记者一进小区门，就看到一幢三层楼别墅。这座别墅门牌号为“特号”，在上海独此一家，这里正是当年的日军司令总部指挥部的所在地。

　　棚户区原本不贫穷

　　9岁的曹招娣站在汾州路、榆林路路口，手里拿着刚从四季春点心店买来的条头糕，准备舔上一口，耳边猝然响起呼啸的警报声，两排日本士兵“咚咚咚咚”地跑来，街道戒严。曹招娣缩了一下瘦小的身体，躲在路边棉花店的屋檐下不敢妄动，一个瘪三借机夺过她手里的点心，她却只能噤若寒蝉；对面大饼店的伙计要穿马路，被日本兵一刺刀砍在头上，血流如注。

　　1945年发生的事，在现年80岁的曹招娣眼里仍历历在目。她家现在位于八埭头惠民里207弄，“我11岁时，看着这房子划着白线，慢慢建起来。”曹招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85岁的徐盛文与曹招娣做了近70年邻居。“这里附近最早称为杨家宅，1947年，我俩的父亲与另一位长辈一起租地造房，建起了这里最早的三套房子，当时租金是每年400斤大米。”徐盛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我们这三套房子是很正气的本地房，三间的砖瓦结构，当时在这一帯是顶呱呱的。房前有条清澈的河浜，周围也没有任何房屋遮挡，不仅风景好而且也安全。”曹招娣骄傲地说。

　　与如今惠民里207弄贫穷的形象不同，这里最早的居民并非属于城市最底层。曹招娣的父亲，解放前在丽华百货任职，掌管着公司所有的钥匙；徐盛文的父亲是油漆工，刚解放时，工资已经很高。

　　曹、徐等三家的房子建成后，周围人纷纷效仿建房，逐渐形成了小型居民聚集区。“当时的里弄，黄包车、货车出入没有问题。”徐盛文说。

　　在他的记忆中，这片居民区的杂乱无章始于河浜对面的天主教堂。在城市的变迁中，河浜被填平，两边的居民区最终连成一片。

　　和平之后圣母堂建于1928年，位于杨浦区惠民路694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东方巴黎”，城内大大小小教堂及布道所有三百余座。和平之后圣母堂是最精美的建筑之一。

　　朱枫鸣说，“这间天主教堂称得上是东亚第一天主堂，高度超过现在的六层楼公房，比如今的徐家汇天主教堂更精致宏伟。”

　　杨浦区史志办的资料显示，该天主堂内部呈罗马式，建筑主要是钢筋混凝土框架，建筑面积900平方米，一次可容纳400人过宗教生活。

　　徐盛文记得，这个天主堂最早为当地犹太人服务，后来逐渐拥有本地信众，“有困难的教民会向教堂寻求帮助，于是在天主堂弄建立起很多简陋的房子。这也并非混乱的开始，教民的房子几经转手后，我们这里才变得鱼龙混杂。”

　　据曹招娣回忆，这座宏伟的建筑在“破四旧”期间被锯断塔尖。朱枫鸣说，此次破坏后不到一年，教堂被改成了一家汽车电气厂的车间，彻底消失。1990年12月25日，在原址附近重建了新堂。

　　记忆深处的地标

　　八埭头这片老旧居民区迎来动迁，因此平凉路靠近通北路的一排沿街商铺需要拆除现有的招牌，没想到却露出一排几十年前的老招牌，其中有“宇宙无线电商店”“平凉熟食商店”“平凉清真饮食店”等。

　　尹春平的女儿前几天回了老房子，“她指着那些老店招问我，‘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些店了？’我告诉她你没出生前，它们就在了。”尹春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里曾被称为杨浦区的南京路，建成不久，就是一片商业繁荣的景象。上世纪20年代，八埭头区域内的工业开始起步，正广和汽水厂、大业印刷厂和正泰橡胶厂等品牌由此兴盛，弄堂小厂更是不胜枚举。

　　产业工人聚集，衍生出了众多的服务行业。百货、茶楼、布店、戏院，比比皆是。

　　八埭头菜场建于1926年，是由租界当局所建的新式菜场。这个两层高的室内菜场，曾是上海滩菜场行业的“四大名旦”之一。

　　朱枫鸣说：“计划经济年代，舟山等地运抵的海产品由八埭头菜场统一发向全市各点，所以这里经常能多分到些鱼虾。”

　　1913年，实业家、恒丰纺织新局总经理聂其杰（别名云台）捐出倍开尔路（现“惠民路”）与荆州路转角处的11亩土地，用以在上海东区建立一所华童学校。这所名为上海市东中学的学校，于1916年2月21日开学。

　　“我们念书时，市东中学是杨浦区最好的市重点，能考上是件大事。”朱枫鸣说。

　　曾位于福禄街街口的沪东医院，于1924年创办。其创始人盛才来上海加入沪东公社工业医院后，看到这里工厂密布、贫民聚集，却无较好的医疗资源，于是创办了此院。

　　沪东医院于1956年改为公立，1979年易名为杨浦区肿瘤防治院，现已改作社区卫生中心。

　　繁华落尽

　　“我原来从不在这里逛街。我就住在南京路边上，没必要来逛杨浦区的南京路。”73岁的潘琪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她是上海自来水公司的一名退休干部，1963年参加工作，1990年南北高架拆迁时，她从静安区搬到了平凉街道。

　　潘琪和丈夫在职时都为国有企业处长，收入不错。她记得，由于工作繁忙，刚搬到平凉街区时，一家四口经常去状元楼解决伙食。“那时候价钱便宜，一家人100元不到，就能吃得很好。”

　　状元楼的招牌菜黄豆猪脚汤、油爆虾、香酥鸭，一直留在八埭头居民的记忆中。曹招娣记得8分钱一碗的汤。尹春明则记得居委会干部在这摆过60元一桌的婚宴，不过两年前，这里的宴席价格已超过每桌1000元。

　　1990年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八埭头的商业环境又出现新的变化。

　　通北路海鲜街形成于20多年前，2000年前后步入最繁盛的阶段。“2000年我退休时，在通北路海鲜街摆了宴席。”潘琪说。朱枫鸣记得，也是在那段时间，几乎全上海人都知道了这条本不出名的小街。

　　“市中心黄浦路和乍浦路美食街整顿，很多商家只能外迁。当时通北路对乱设摊位缺乏管理，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朱枫鸣说。

　　这条短短200多米的街面上，林林总总有几十家卖海鲜的饭店和大排档。每到夜幕降临，直至次日凌晨，街上人头攒动，溢满各种海鲜美食的香味。在这里，不管是“土豪”还是普通市民，都可以消费到心仪的海鲜。

　　喧嚣要持续到夜半，油烟渗入两旁民居，就连公共汽车通过这一段路都得万分小心。八埭头的居民对通北路只能用爱恨交加来形容。2016年8月，随着旧城改造拆除，这里所有的饭店商铺都已闭门谢客。

　　作为八埭头的外来客，潘琪在此也已居住了近30个年头。国企干部的身份和“上只角”的出身，让她曾经与此格格不入，只是这些年来已生出了不舍。

　　“我两个儿子的婚房都是自来水公司分的公房，一个住我楼上，一个在我前面一幢楼。他们现在已经搬去别处，就像这些老公房里的老居民一样，有些楼里有一半的房子都借了出去。”潘琪说。

　　坐在平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办公室里，潘琪看着不远处的高楼，呢喃道：“我最好不要拆迁。”

　　留住记忆

　　虽然有着辉煌的过去，但八埭头还是老了。

　　杨继辉和朱枫鸣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居住的老式里弄，大都很拥挤，七八家人居住在一个屋檐下。这些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大部分都没有煤卫设施，虽然后来新装了煤气，但清晨人们起来倒马桶痰盂的情形从未改变。

　　2016年7月25日，一张为期一个月的动迁征询意见稿贴在了隆仁居委会的宣传栏里。

　　动迁，这是杨继辉和八埭头的居民们盼望已久的事情，但当这一天日渐临近，他们的心情又复杂起来。

　　“这里方便的生活和融洽的邻里关系，是我们最割舍不下的。”65岁的尹春平告诉本刊记者。隆仁居民区现有居民7384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2352人，老年人比重约为32%，他们多生于斯长于斯，对这里很有感情。

　　2015年开始，八埭头地区正式开始了旧改。看着周围的老房子一栋栋被推土机推倒，变为瓦砾，杨继辉萌生了拍照片留住老城厢记忆的念头。

　　杨继辉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社区居民和居委会的一致支持，最终演变成了居委会的一个项目——拍摄一部《难忘家园——隆仁记忆》纪录片。2016年3月，居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项目，4月份正式启动。

　　很快，一支由党员、志愿者、居民代表组成的12人摄制团队成立。团队由朱枫鸣负责，全部成员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

　　他们带着相机、录音笔等简单设备，穿行在八埭头的大小里弄，访问这里的老居民，记录下了他们纳凉、磨剪刀等日常生活场景，还在居民中征集了购粮证、煤球卡、粮票、布票、专用券等老物件拍照留念。

　　这样的想法并非这里的老居民才有。

　　几年前，作家程乃珊曾在《情系八埭头》一文中呼吁：“如果我们能将八埭头的历史沧桑，独特的市井风情在改造中保留下来，向中外游客（这里邻近犹太会堂，外国游客很多）展示其独特的活力，那可是功德无量！大杨浦需要时尚化、白领化，但老杨浦市井风情不要一笔勾销。”

　　朱枫鸣所在的项目组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未来，当纪录片摄制完成，他们希望能将这里更多的老居民老朋友拉进群里。“以后大家搬到上海的各个角落，不能忘了常联系，常聚聚。”朱枫鸣说到这，身旁的杨继辉等人不住地点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 骆晓昀/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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