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暂不需要额外刺激

　　趋势下行叠加周期上行，这是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所处位置的基本判断。政策应对方面，要注意把握好节奏，不要在经济上行的高点去采取刺激政策

　　解读宏观经济走势，需要关注影响中国经济的多重重磅变量。一般宏观经济的变量大致可以区分为四个部分，即趋势性部分、中期性部分、季节性部分以及不确定的外部冲击干扰部分。

　　为了看清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特征，我们可以首先重点观察一下M2的数据，它是公认的代表总需求和购买力最好的指标之一。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现在，M2大致经历了四个半周期，现在正处于上行周期的趋势。分析工业增加值、价格、生产者价格的变动周期，我们都可以从中得出类似的结论。

　　另外，如果将房地产市场的周期现象与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变量放在一起分析的话，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平均14个季度左右一上一下的周期性现象，尤其是房地产的价格走势，这种周期性的波动非常明显。

　　其实，这些周期性的变量之间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变化的：当M2增长，社会购买力增长，与此同时房地产销售增长。一两个季度后会看到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接着就是房地产的投资、工业增加值上升，CPI上升。这时央行采取措施，货币政策进入下调的周期。

　　那么，目前我们的经济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数据分析告诉我们的一个结论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上行周期的偏高点的地方，而底点则是2015年的二季度左右。如果按照14个季度一个完整周期看的话，到今天为止，我们可能离高点已经不远，有些变量甚至已经过了高点。

　　当然，这是排除其他因素，单独分析经济变量周期性变化得出的结论。如果从趋势性变化分析的话，GDP增长也好，工业增加值也好，房地产投资也好，现在依然处于持续下行的趋势。趋势下行叠加周期上行，这是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所处位置的基本判断。

　　需求不足？NO

　　看清所处位置后，接着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便是，要不要刺激政策的问题，存不存需求不足的问题。

　　判断是否存在需求不足，是否需要刺激政策也有一系列指标。对于世界各国而言，最重要的指标便是价格，尤其是CPI。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份，中国CPI同比增长约1.9%，处于历史上相对偏低一点的水平。而从覆盖面更窄一点的PPI看，中国PPI已经连续5个月负增长。

　　有学者借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已经出现明显的需求不足。对此，我并不认同。除了价格，判断是否需求不足还需参照多项指标，其中包括产出缺口指标。在我看来，无论是工业增加值，还是GDP本身，总体来看好像不存在明显的缺口。

　　正如前文所说，目前我们的经济正处于周期上升偏高的位置，如果在这一阶段都存在需求不足的话，那么周期下行就是更严重的需求不足。如果永远都存在需求不足的话，那这个问题就不是需求不足的问题，不是短期宏观管理的问题。

　　在我看来，当前这个阶段不存在所谓的需求不足问题，更多的是经济下行趋势、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造成了总体经济增长放缓。

　　过早去工业化？NO

　　怎么理解增速下降，最近有很多解释，比如有人讲到了外部环境的变化，有人讲是人口的问题，还有人讲是经济结构的问题。我个人比较看重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因为从历史经验看，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至10000美元之间时，便会出现明显的制造业增长放缓。在所有的成功国家经验里，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一定慢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且工业化的高峰期过去之后，绝大部分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的烦恼。而从支出法的角度看，从消费结构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到了转型期。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实现转型之后不是所有服务业都会增长。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过了转型期之后只有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是高于GDP增长的。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增长速度还是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比如餐饮、旅游、家政服务。目前，中国的卫生、租赁、商业服务、金融业、科研等偏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业的增速都是高于GDP的。而餐饮、居民服务、交通运输、仓储等劳动密集服务业的增速是慢于GDP增长的。比较特殊的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在发达国家，它们的增速是快于GDP增长的，而在中国是慢的。

　　有些人担心中国是不是过早地去工业化了，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关键看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在什么样的收入水平上去工业化，如果在人均收入四千五千美元的时候肯定是太早了，如果在人均收入一万美元的时候去工业化就是非常标准的；第二个指标是工业部门在GDP里面占比的峰值。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最低是香港，34%，最高是德国，接近50%，平均数是41%。中国的峰值目前基本达到了41%。从这两个指标来看我们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动作是非常标准的，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

　　发展瓶颈与破解对策

　　不过，我们确确实实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在我看来，当前经济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面临着瓶颈：

　　首先，产业存在瓶颈，很多领域有技术壁垒，企业无法进入，即便进入了也没有企业生长的环境；

　　第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里面很多的服务，比如社会管理、公共组织，是由政府来提供的。但是政府过去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经济建设上面，不是放在提供公共服务上面，公共服务有很大的缺位；

　　第三，大城市的土地供给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落后。高端的服务业都集中在大城市，而现在的大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最基本问题就是高房价。住宅用地供给在过去几年快速的下降，是支撑房地产价格上升的重要因素。同时，城市公共管理服务相对比较落后，扼杀的不仅仅是城市的生命力，也在扼杀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很多的机会。

　　对此，我们需要合理采取对策。第一个便是稳定政策，让中国的稳定增长率能够有一个资源合理的利用，一方面把握好节奏，不要在经济上行的高点去采取刺激政策，要留着“子弹”到周期下行底部利用，另一方面也要做好财政刺激政策项目的储备工作，以免临时抱佛脚。是否采取刺激政策，可能要等待时机，但在此之前还是要在项目储备方面多花一些精力。

　　第二个是提升潜在增长速度的相关对策。首先是大的都市圈的建设，其中涉及一系列的土地工程变化和改革，以及一些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革。其次是医疗、教育、卫生等关键服务业领域里进行改革，这些改革都非常困难，难就难在很难达成认识上的共识，大家有很多的分歧。对政府而言，一届政府能够在一个领域里面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已经非常了不起，这些改革涉及各个部门的利益，改革难度非常大。最后是结构改革政策的问题，需要有为政府，如果政府还把政策资源主要用在经济建设方面，那在公共服务方面投入的资源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发达地区，当地政府的公共职能方面要做出改革，除了政府公共服务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要慢慢地建立一个监督机制，包括问责机制。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采访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文|张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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