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荒原拓路
- 来源:股市动态分析
- 关键字:股市,动态
- 发布时间:2010-11-17 16:19
静安营业部：中国的“梧桐树”
1989 年的夏天，禹国刚做梦也不会想到，深圳市政府会在选择这个时候筹备深圳证券交易所，而且自己被任命为负责人之一。六年前在日本学习证券知识的那一幕再次呈现在他的脑海里。
那还是1983 年，中国决定选派两名青年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当时在深圳爱华电子公司工作的禹国刚和蔡靖华脱颖而出。这一事件立刻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各方对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充满了好奇和猜想。面对闻讯而来的《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禹国刚唯有沉着应对。
《朝日新闻》记者问：“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不用股票这个东西，派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禹国刚心想，这个问题很尖锐，这个弦外之音是什么呢，你既然不用，那么是不是在这白浪费金钱，浪费时间；如果你用，社会主义国家开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
禹国刚用日文回答：“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学习不会是白学了的’。”
这个记者后面再没有往下再问。但禹国刚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记者再穷追猛打，真不好回答。禹国刚心想，如果回答说有用，有什么用，那时候国家根本没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自己敢说有用？不敢说。
果然，回国之后，一位领导对禹国刚说：“证券，我们现在还用不上。你从哪里来，就先回到哪里去吧。”就这样，禹国刚又回到了爱华电子公司。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环境在悄然发生改变。1984 年底，禹国刚以一篇《股票投资的魅力在于股票交易》的论文，引来有关领导的赏识，随之任命他为中行深圳分行调研处副处长。禹国刚时年41 岁。
在这一年的7 月，上海市颁布了一个地方性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规定》。该法规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制订。当时，飞乐音响打算向社会公开发行部分股票。时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总经理的黄贵显开始打报告，申请代理发行，等待上面审批。在当时上海的金融界，黄贵显绝对是个人物。黄贵显真正见识过茅盾笔下的旧上海证券市场。而当时为了做好飞乐音响的发行，黄贵显还请了几位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当顾问，这可都是当年在上海金融圈里翻云覆雨的人物。
同年11 月，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50 万元，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代理发行。
次年1 月，第二只股票延中实业公开发行。
1986 年9 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开设交易柜台，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部成立。在黄贵显的努力下，新中国开始出现了股票的店头交易。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静安营业部可以被称为“中国的梧桐树”。
深圳交易所：在艰难中创业
1986 年以后，股份制改革开始吹响了冲锋号。全国各种类型的股份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1989 年，深圳市政府决定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禹国刚被任命为筹备组负责人之一。在搭档的选择上，禹国刚想到了王健。
王健于1984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学系，师从我国著名金融学家王继祖教授。王健毕业后来到深圳，起初在人民银行工作，后来跳槽去了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当时，深圳市拟将深圳特区的六家城市信用社整合成深圳发展银行，在中国银行工作的王健报名参加公开招考，并取得第一名，此后被任命为深圳发展银行首任副行长，并主持具体工作。深圳发展银行一成立，就公开发行股票。后来，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也陆续改组为上市公司，发行了股票。两年后，深圳发展银行步入正轨，而王健急流勇退，选择离开。
习惯了创业的王健从深圳发展银行离开后，有意加盟招商银行。当时招商银行也想借鉴深圳发展银行的股份制经验，很有诚意邀请王健任职。
禹国刚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找到深圳市当时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希望请王健出山，挂帅深交所筹备组。但一开始王健并不想去创办交易所。禹国刚几次上门劝说，王健依旧犹豫不定。后来，张鸿义干脆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就这样，王健被逼上任了。
当时筹备组的条件很差，连个像样的办公地方都没有，禹国刚和王健就租了国贸大厦的几间仓库，当作筹建办公室。
1990 年春天，王健、禹国刚等人去北京到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当时人民银行监管司司长是金建栋。禹国刚和金建栋之间一段精彩的对话至今仍在坊间流传。
禹国刚开门见山道：“金司长，我们这个筹备都做得差不多了，你看什么时候能开业。”
金建栋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批给你啊，这个事没人敢给你弄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如果同意，现在我都可以给你批，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
禹国刚和金建栋开了个玩笑，说：“福田有个菜市场、罗湖有个肉市场，我这边叫深圳证券市场。我这到底是菜市场还是肉市场啊？叫深圳证券市场，跟菜市场还是肉市场有什么区别。”
金建栋道：“老禹，你不懂，我给你改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能批，回去马上就能运作，你运作起来了，你可以更名啊。”
禹国刚想想，金建栋讲的也确实有道理，他是站在北京的角度，怎么也得讲个策略，所以也就接受了。
后来，“深圳证券市场”名字又被换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终于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名称的几经更迭折射出当年复杂的情形。
在深交所正式成立之前，政府的智库和民间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对股票市场的理论进行研究。
王师勤，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博士毕业后，王师勤毅然决然地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深圳）工作。次年3 月5 日，深原野发行新股，广告词为“春种一粒籽，秋收万颗粟”。王师勤感到深圳股票市场已经初具雏形。同年5 月中旬，王师勤向综合开发研究院领导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办一份股市分析专刊；第二，院里拨出一些钱让研究院在深圳股市上运作。不过，两个建议都被否决。
1990 年5 月25 日之后，只有五只股票的深圳股票市场全面飚升。政府推出涨跌停板制度，而且不断压缩停板的区间，从10%到5%再到1%。为此，王师勤于当年6 月主持撰写了《引导股票投资热潮，发展深圳基础设施》的报告并提交给深圳市人民政府，率先提出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与国家产业政策倾斜重点相结合的政策建议，受到主管金融的张鸿义副市长的高度重视。综合开发研究院领导也极为鼓舞，同意王师勤办一本股市专刊的建议。在1990 年7月，综合开发研究院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证券刊物———《股市动态分析》。
上海交易所：得天时地利与人和
在深交所筹备的同时，上海也在积极筹备证券交易所。1989 年12 月2 日，身兼上海市市长的朱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那次会上，朱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和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三人筹建小组。
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鸿儒，被朱基专门请到上海参加了那次会议。刘鸿儒把“联办”介绍给了朱基：“北京有拨年轻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朱基说：“好啊，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
所谓“联办”，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1988 年4 月，两个留美学者王波明和高西庆带着《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从纽约华尔街回到了北京，为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而奔走呼号。
1988 年9月8 日，“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王波明、高西庆受邀参会。那次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会后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就此勾勒出来。
1989 年1 月15 日，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等9家“中字号”公司各出资50 万元，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即“联办”。
1990年6 月2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考虑到上海市目前已有一定的证券交易量，以及开发浦东之后交易量增加的趋势，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此后，朱基在1990年的五六月份访问香港、新加坡和美国时，对外承诺上交所将在年底开业。
留给筹备组的时间只有半年多。这让刚成立几个月的筹备小组感到十分紧张。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冒险。在这个时候，尉文渊自告奋勇愿意承担。
当时的尉文渊是个刚到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工作时间还不足一年的年青干部，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决心，所以虽然全无经验，但以激情请战，终被委以重任。1990 年6 月29 日，尉文渊正式接手筹备组，担任筹备小组组长。
深沪抢先开锣：No.1之争成佳话
其实，深沪两家证券交易所究竟谁是中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始终存在着争议。站在20 年后的时点回眸当年的历史，谁是No.1，谁是No.2，已经不再重要，而老一代创业者们的这番激烈竞争已然成为留给后人的一段佳话。
对于沪深交易所争先开业的这段往事，王健回忆说，1990 年，当时深交所筹备组准备推出电脑交易系统，最初定5 月13 日开业，后来成了泡影。开业不得不改成试业，又定为8 月18 日试业。但准备要开的时候，又放出一阵风来，就说不能开了。也不知道具体谁说的，可就是要阻止这个交易所开。
当时的王健不过三十多岁，多少有些年轻气盛，脾气也很火爆，“不同意的话，拿出不同意的文件给我！”可是，所谓的“有关方面”并没有不同意的文件。直到当年11 月20 日，王健接到北京的电话，却来自“联办”的王波明。据说，王波明略带几分嘲讽的口气道：“老王啊，你想当第一，可人民银行已经批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你要加把劲啊。”
王健觉得事情有些严重，不甘心认输的他找到市委书记李灏，李灏当即拍板，“12 月1 日开业。”
虽然经历了很多挫折，最终深圳市还是把握了试验场优先试验的机会。1990 年12 月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终于开业了，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运作的证券交易所。
可以想象，深交所从筹建到开业，从无到有，这条路上充满艰辛和坎坷。
尉文渊在上海同样不轻松。相比深交所的孤胆英雄式的悲壮，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上交所更多的是一种尽职尽责的使命感。
按照原定的日程，上交所应该在12 月14 日左右开业。12 月3 日，朱基来视察，交易大厅门外基建工地一片狼藉。下了车，朱基脸色铁青。但当他走进大厅时，脸色舒缓了下来，他看到大厅里已经布置就绪。
由于要等香港布政司邓莲如女士率领的代表团参加开业仪式，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推迟到12 月19 日。19 日一早，尉文渊起床后发现，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只好向人借了一只大号鞋。他穿着一只大一只小的皮鞋，由人背着来到现场，一瘸一拐地在现场做最后的布置，然后倚着墙迎接贵宾。
按照原定程序，上午11 点正式开始交易，由上交所的理事长李祥瑞授权尉文渊鸣锣开市。11 点整，兴奋的来宾们还在议论着参观着，未能全部进入仪式现场，而显示屏已经开始显示交易数据。情急之下，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
就这样，在1990 年的最后一个月份，新中国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几乎以赛跑的方式成立了。回眸历史，或许在当时组建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并不成熟。然而，正是在这样一批创业者的全力推进下，才为中国证券市场掀开新的一页。这种“荒原拓路”的精神将被永远记入中国证券市场的史册中。■
……
1989 年的夏天，禹国刚做梦也不会想到，深圳市政府会在选择这个时候筹备深圳证券交易所，而且自己被任命为负责人之一。六年前在日本学习证券知识的那一幕再次呈现在他的脑海里。
那还是1983 年，中国决定选派两名青年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当时在深圳爱华电子公司工作的禹国刚和蔡靖华脱颖而出。这一事件立刻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各方对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充满了好奇和猜想。面对闻讯而来的《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禹国刚唯有沉着应对。
《朝日新闻》记者问：“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不用股票这个东西，派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禹国刚心想，这个问题很尖锐，这个弦外之音是什么呢，你既然不用，那么是不是在这白浪费金钱，浪费时间；如果你用，社会主义国家开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
禹国刚用日文回答：“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学习不会是白学了的’。”
这个记者后面再没有往下再问。但禹国刚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记者再穷追猛打，真不好回答。禹国刚心想，如果回答说有用，有什么用，那时候国家根本没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自己敢说有用？不敢说。
果然，回国之后，一位领导对禹国刚说：“证券，我们现在还用不上。你从哪里来，就先回到哪里去吧。”就这样，禹国刚又回到了爱华电子公司。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环境在悄然发生改变。1984 年底，禹国刚以一篇《股票投资的魅力在于股票交易》的论文，引来有关领导的赏识，随之任命他为中行深圳分行调研处副处长。禹国刚时年41 岁。
在这一年的7 月，上海市颁布了一个地方性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规定》。该法规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制订。当时，飞乐音响打算向社会公开发行部分股票。时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总经理的黄贵显开始打报告，申请代理发行，等待上面审批。在当时上海的金融界，黄贵显绝对是个人物。黄贵显真正见识过茅盾笔下的旧上海证券市场。而当时为了做好飞乐音响的发行，黄贵显还请了几位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当顾问，这可都是当年在上海金融圈里翻云覆雨的人物。
同年11 月，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50 万元，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代理发行。
次年1 月，第二只股票延中实业公开发行。
1986 年9 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开设交易柜台，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部成立。在黄贵显的努力下，新中国开始出现了股票的店头交易。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静安营业部可以被称为“中国的梧桐树”。
深圳交易所：在艰难中创业
1986 年以后，股份制改革开始吹响了冲锋号。全国各种类型的股份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1989 年，深圳市政府决定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禹国刚被任命为筹备组负责人之一。在搭档的选择上，禹国刚想到了王健。
王健于1984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学系，师从我国著名金融学家王继祖教授。王健毕业后来到深圳，起初在人民银行工作，后来跳槽去了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当时，深圳市拟将深圳特区的六家城市信用社整合成深圳发展银行，在中国银行工作的王健报名参加公开招考，并取得第一名，此后被任命为深圳发展银行首任副行长，并主持具体工作。深圳发展银行一成立，就公开发行股票。后来，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也陆续改组为上市公司，发行了股票。两年后，深圳发展银行步入正轨，而王健急流勇退，选择离开。
习惯了创业的王健从深圳发展银行离开后，有意加盟招商银行。当时招商银行也想借鉴深圳发展银行的股份制经验，很有诚意邀请王健任职。
禹国刚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找到深圳市当时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希望请王健出山，挂帅深交所筹备组。但一开始王健并不想去创办交易所。禹国刚几次上门劝说，王健依旧犹豫不定。后来，张鸿义干脆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就这样，王健被逼上任了。
当时筹备组的条件很差，连个像样的办公地方都没有，禹国刚和王健就租了国贸大厦的几间仓库，当作筹建办公室。
1990 年春天，王健、禹国刚等人去北京到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当时人民银行监管司司长是金建栋。禹国刚和金建栋之间一段精彩的对话至今仍在坊间流传。
禹国刚开门见山道：“金司长，我们这个筹备都做得差不多了，你看什么时候能开业。”
金建栋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批给你啊，这个事没人敢给你弄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如果同意，现在我都可以给你批，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
禹国刚和金建栋开了个玩笑，说：“福田有个菜市场、罗湖有个肉市场，我这边叫深圳证券市场。我这到底是菜市场还是肉市场啊？叫深圳证券市场，跟菜市场还是肉市场有什么区别。”
金建栋道：“老禹，你不懂，我给你改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能批，回去马上就能运作，你运作起来了，你可以更名啊。”
禹国刚想想，金建栋讲的也确实有道理，他是站在北京的角度，怎么也得讲个策略，所以也就接受了。
后来，“深圳证券市场”名字又被换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终于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名称的几经更迭折射出当年复杂的情形。
在深交所正式成立之前，政府的智库和民间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对股票市场的理论进行研究。
王师勤，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博士毕业后，王师勤毅然决然地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深圳）工作。次年3 月5 日，深原野发行新股，广告词为“春种一粒籽，秋收万颗粟”。王师勤感到深圳股票市场已经初具雏形。同年5 月中旬，王师勤向综合开发研究院领导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办一份股市分析专刊；第二，院里拨出一些钱让研究院在深圳股市上运作。不过，两个建议都被否决。
1990 年5 月25 日之后，只有五只股票的深圳股票市场全面飚升。政府推出涨跌停板制度，而且不断压缩停板的区间，从10%到5%再到1%。为此，王师勤于当年6 月主持撰写了《引导股票投资热潮，发展深圳基础设施》的报告并提交给深圳市人民政府，率先提出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与国家产业政策倾斜重点相结合的政策建议，受到主管金融的张鸿义副市长的高度重视。综合开发研究院领导也极为鼓舞，同意王师勤办一本股市专刊的建议。在1990 年7月，综合开发研究院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证券刊物———《股市动态分析》。
上海交易所：得天时地利与人和
在深交所筹备的同时，上海也在积极筹备证券交易所。1989 年12 月2 日，身兼上海市市长的朱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那次会上，朱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和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三人筹建小组。
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鸿儒，被朱基专门请到上海参加了那次会议。刘鸿儒把“联办”介绍给了朱基：“北京有拨年轻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朱基说：“好啊，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
所谓“联办”，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1988 年4 月，两个留美学者王波明和高西庆带着《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从纽约华尔街回到了北京，为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而奔走呼号。
1988 年9月8 日，“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王波明、高西庆受邀参会。那次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会后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就此勾勒出来。
1989 年1 月15 日，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等9家“中字号”公司各出资50 万元，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即“联办”。
1990年6 月2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考虑到上海市目前已有一定的证券交易量，以及开发浦东之后交易量增加的趋势，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此后，朱基在1990年的五六月份访问香港、新加坡和美国时，对外承诺上交所将在年底开业。
留给筹备组的时间只有半年多。这让刚成立几个月的筹备小组感到十分紧张。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冒险。在这个时候，尉文渊自告奋勇愿意承担。
当时的尉文渊是个刚到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工作时间还不足一年的年青干部，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决心，所以虽然全无经验，但以激情请战，终被委以重任。1990 年6 月29 日，尉文渊正式接手筹备组，担任筹备小组组长。
深沪抢先开锣：No.1之争成佳话
其实，深沪两家证券交易所究竟谁是中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始终存在着争议。站在20 年后的时点回眸当年的历史，谁是No.1，谁是No.2，已经不再重要，而老一代创业者们的这番激烈竞争已然成为留给后人的一段佳话。
对于沪深交易所争先开业的这段往事，王健回忆说，1990 年，当时深交所筹备组准备推出电脑交易系统，最初定5 月13 日开业，后来成了泡影。开业不得不改成试业，又定为8 月18 日试业。但准备要开的时候，又放出一阵风来，就说不能开了。也不知道具体谁说的，可就是要阻止这个交易所开。
当时的王健不过三十多岁，多少有些年轻气盛，脾气也很火爆，“不同意的话，拿出不同意的文件给我！”可是，所谓的“有关方面”并没有不同意的文件。直到当年11 月20 日，王健接到北京的电话，却来自“联办”的王波明。据说，王波明略带几分嘲讽的口气道：“老王啊，你想当第一，可人民银行已经批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你要加把劲啊。”
王健觉得事情有些严重，不甘心认输的他找到市委书记李灏，李灏当即拍板，“12 月1 日开业。”
虽然经历了很多挫折，最终深圳市还是把握了试验场优先试验的机会。1990 年12 月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终于开业了，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运作的证券交易所。
可以想象，深交所从筹建到开业，从无到有，这条路上充满艰辛和坎坷。
尉文渊在上海同样不轻松。相比深交所的孤胆英雄式的悲壮，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上交所更多的是一种尽职尽责的使命感。
按照原定的日程，上交所应该在12 月14 日左右开业。12 月3 日，朱基来视察，交易大厅门外基建工地一片狼藉。下了车，朱基脸色铁青。但当他走进大厅时，脸色舒缓了下来，他看到大厅里已经布置就绪。
由于要等香港布政司邓莲如女士率领的代表团参加开业仪式，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推迟到12 月19 日。19 日一早，尉文渊起床后发现，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只好向人借了一只大号鞋。他穿着一只大一只小的皮鞋，由人背着来到现场，一瘸一拐地在现场做最后的布置，然后倚着墙迎接贵宾。
按照原定程序，上午11 点正式开始交易，由上交所的理事长李祥瑞授权尉文渊鸣锣开市。11 点整，兴奋的来宾们还在议论着参观着，未能全部进入仪式现场，而显示屏已经开始显示交易数据。情急之下，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
就这样，在1990 年的最后一个月份，新中国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几乎以赛跑的方式成立了。回眸历史，或许在当时组建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并不成熟。然而，正是在这样一批创业者的全力推进下，才为中国证券市场掀开新的一页。这种“荒原拓路”的精神将被永远记入中国证券市场的史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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