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的失衡与再平衡

　　作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全球贸易不仅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羁绊，而且还遭遇着“逆全球化”的频繁袭扰，同时还承受着价值链与供应链断裂的深度考验。正是如此，已经连续五年陷入低谷的世界贸易至今还看不到一丝复活翻盘的希望，并最终有可能滑入倒退的囧境。拯救濒临险地的全球贸易，必须对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尤其是贸易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与再造，而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切换关口，扮演全球最大贸易国角色的中国更应该彰显出足够的定力以及成熟的智慧与技巧。

　　难以见到乐观

　　唱衰、唱衰、再唱衰；看空、看空、再看空……贯穿2016年的是国际权威组织对全球贸易连绵不绝的沉重预判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最新研究报告中指出，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维持着3%以上的增长步伐，但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这起灾难性的经济事件标志着全球贸易二十年迅速扩张周期的结束。2011年至今的全球贸易年均增速只有1.3%，跌至二十五年多以来的最低谷。为此，OECD警告，全球贸易已经罹患重病，甚至可能遭遇“心脏骤停”。

　　在OECD之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也在名下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全球贸易降已经降至5年来的新低，而且这一判断结果得到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证实。在先前将2016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期从3.9%下调至2.8%的基础上，日前WTO在最新的贸易展望报告中又将该指标从2.8%下调至1.7%，并指出今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是连续第五年放缓，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时期。值得注意的，在前后两份报告中，WTO都没有预测全球贸易会出现反弹，如此态度为该组织多年来所罕见。

　　作为对OECD、WTO报告的跟进与策应，欧洲中央银行在最新推出的官方报告中指出，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世界贸易平均增长速度大致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但是进口增速与全球GDP增速之比在过去五年里停滞不前，并且可能会继续维持现有的水平。报告指出，全球（不包括欧元区，因为欧元区可能更惨）贸易弹性在过去三年中降至0.9，而金融危机前的1995年至2007年为1.8。与WTO 如出一撤，欧洲央行判断，未来几年内全球贸易可能持续疲软。

　　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进行的动态监测更能揭示全球贸易的最新生态。监测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长出现停滞，而且在2016年的前三季度中，有8个月出现下滑。报告指出，过去12个月，全球贸易量仅增长1.5%，远远低于7%的长期年均增长水平，也低于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从区域来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都陷入低迷，像日本、美国、欧元区、中东欧、南美地区的进出口均出现环比下降。

　　的确，拉长时间概念不难发现，从1990-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年均速度高达6.9%，而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5年，平均增速也保持了3.1%，然后，受到过去一年世界贸易增长骤然沉降到1.2%的结果影响，全球货物贸易金额（以美元计）猛烈收缩了13%，而且今年萎缩的幅度可能还会更大。盘点过往，如此低迷的全球贸易在先前50年里仅遇到五次，分别是1975年、1982年、1983年、2001年和2009年，但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连续5年低于3%。

　　被视为世界贸易晴雨表的全球航运业如今的凄惨状况也许更能说明问题。日前，韩国最大的航运公司韩进海运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而韩进海运的破产只是当下航运业困境的冰山一角，作为全球最大的航运巨头马士基也陷入自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困境之中。数据显示，马士基的盈利自2012年以来就持续下跌，去年马士基的净利润仅为7.9亿美元，比上一年暴跌84.27%。而今年上半年，马士基的净利润再度同比暴跌88.04%，仅为3.12亿美元，创下了次贷危机以来最差的业绩。另外，作为中国航运业龙头的中国远洋已经在亏损的道路上“先行一步”，2016年上半年创纪录的亏损了72.09亿元。航运业困境正传导到上游造船企业，作为造船大国的中国首当其冲。在去年超过20家大中型船企宣布破产的基础上，如今又有包括东方重工、正和造船、明德重工、舜天船舶等多家船厂先后申请破产重组或宣告破产。

　　身陷四面楚歌

　　是贸易疲软拖累了全球经济增长还是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抑制了世界贸易的增长，这就好比是哲学上的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问题永远无解那样，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二者之间的存在着非常紧密的正相关逻辑，尤其是在全球经济目前陷入低迷甚至萎缩状态下，世界贸易增长很难获得更加有力的能量撑托与支持。观察发现，今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连续两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低调至只有2.8%，而在不同的经济中，IMF的报告指出，美国今年预计仅将增长1.4%，欧元区增速为1.5%，日本为0.6%；同时，受脱离欧盟的影响，英国经济增长可能下降到1%。另外，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下降到6.6%，巴西、俄罗斯也很难摆脱衰退阴影。

　　受制于经济步伐的放缓，美国2016年前7个月的进口总额为15609.99亿美元，同比减少642亿美元；同期出口总额为12710.60亿美元，同比下降4.78%。而且这样的现象发生在美国身上极其罕见。同样，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前8月进出口各自下滑13%和8.7%，其中出口为连续第11个月负增长；同期欧元区进出口分别下滑4.3%和2%。另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6前8月中国进出口贸易同比减少7.83%。与此同时，印度和韩国的货物贸易出口双双出现连续21个月的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在目前世界经济增长占比中，贸易已上升到近30%的份额，其停滞与倒退必将成为全球经济脚步前行的沉重包袱。也正是基于此，OECD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0.1个百分点，分别下调至2.9%和3.2%。

　　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由于多哈回合推进的停滞，全球不同的经济体都纷纷选择了构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RTA），据世贸组织的数据，截止目前，在WTO备案的各种自贸区协定多达277个，虽然在各自范围内RTA的确促进了区域内生产和供应链整合，但这种“碎片化”的片区贸易模式也导致了大量的贸易转移，并割裂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除了以上双边与多边RTA之外，还有两个跨区域性自贸协定，即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而且无论是TPP还是TTIP，都表现为非常强烈的的排他性特征，并必然抵消由于区域贸易协定所带来的“额外收益”。

　　与贸易“碎片化”相并行，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也纷纷抬头作祟。据WTO的统计报告，自金融危机以来，仅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就采取了1583项的贸易限制措施；而按照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显示，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从2008年到2016年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仅去年就采取了90项，平均每4天推出一项。重要的是，在频繁使用关税与反倾销等传统贸易制裁手段的同时，为了避免贸易报复，不少国家还有意识地将保护主义不断渗透到技术性贸易如法规、标准、政府采购与与合格评定程序等措施之中，无形之中抬高了针对贸易自由化的诸多门槛与成本。

　　深入研究发现，维系原来世界贸易增长的全球价值链即“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的经济关联其实已开始松动，国际产业的分工与格局可能发生了动摇。消费国通过增大财务杠杆进口生产国产品，生产国通过贸易加工能力吸收资源国的原材料，资源国通过原材料变现能力购买生产国的产品，同时后两者为前者提供债务融资需求。这种价值大循环促成了过去30年全球贸易的高速增长。但是，目前美欧等发达国家高负债导致杠杆收缩，“重返制造业”战略的启动导致外部需求显著减弱，而作为全球最大生产国，中国的出口结构正从加工贸易品向高端设备与服务升级转型，对初级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进口需求不断减少，其作用于全球贸易增长的创造效应开始趋缓。另外，受制于美元升值与全球“去杠杆”之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纷纷跳至低谷，资源国的进口能力也日渐疲弱。价值链的断裂弱化了全球不同经济体的彼此依赖与互促共荣关系，并形成对世界贸易量的钳制与冲击。

　　“逆全球化”是笼罩在世界贸易上空的又一大阴影。依托着全球化，过往30年世界贸易以超出GDP增速的两倍前行着，但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财富的均衡分配，80%的发展中国家、80%的中小企业、80%的妇女和年轻人没有参与到全球化之中，自然就没有分享到全球化红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大型企业集团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贫富悬殊逐步拉大，世界基尼系数达到0.7左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6“危险线”。正是如此，英国民众支持“脱欧”，德国和欧洲国家的成千上万人日前走上街头反对加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重要的是，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被政客所利用，为了取得票选资源，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不仅主张降低贸易自由化程度，而且提出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高额关税的措施，而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的竞争者也倡导保护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逆全球化”情绪被反复强化，全球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所面临的压力与风险不断加大。

　　刷新全球治理

　　应当说全球贸易显著跌宕的背后是世界贸易规则与贸易关系的急剧调整，以及一个国际贸易秩序的再度构建，而在这一调整与重构过程中，全球化的协调治理显然未能跟上步伐，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功能日渐式微、多哈回合屡遭波折等等。显然，在坚持回到全球化至少是贸易多边化轨道的前提下，有必要对全球经济治理尤其是贸易治理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以使国际贸易的制度安排更具现实性与可行性。

　　基于建立一个包容与开放性世界经济生态的总体方向，在承认区域化经济价值的同时，力促其与全球化协调互补和共振是必须强化的重要机制。为此，一方面要尽早实现世贸组织所推动的《服务业协议（PSA）》、《政府采购协议（GPA）》及《环境商品协议（EGA）》的新突破；另一方面要加强区域贸易协定透明度，确保其与多边规则一致性，尽快全面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根据WTO的测算，全面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可令成员国的贸易成本平均减少14.5%，可使全球商品出口平均每年增加1万亿美元，每年为全球GDP增长率贡献0.5个百分点，并可创造2000万个就业机会。资料显示，目前已有50个成员国完成了《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国内批准程序，如果三分之二以上的WTO成员通过国内核准程序，协定便可生效。

　　针对经济处于逆周期以及贸易自由化进程因保护主义袭扰而有所变慢的现实，通过投资便利化也许可以获得“弯道超车”的效果。一方面，更多的跨国与本土化投资可以绕过贸易与非贸易壁垒，降低企业的贸易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强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粘连度，从而增大彼此合作的空间，推动双边贸易的繁荣与升级。从目前来看，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多已老化，需要翻新、更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需要补短板，全球约有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缺口、项目准备不足；与此同时，全球跨国公司尤其是美欧企业集团均持有大量现金，且中国M1（狭义货币）与M2（广义货币）的剪刀差达到了13.9%，中国企业持有约6万亿元人民币的活期存款。这些资金正在等待或寻找投资机会。只要国际社会为资本流动降低门槛与创造更宽松的商业条件，跨国投资定会拉动全球贸易再度进入快道。

　　修正全球化的传统指导模式已变得时不我待。过去30年中，经济全球化的指导模式是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以“彻底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基本信条的“华盛顿共识”决定的，而事实证明，实行“华盛顿共识”进行经济改革的绝大部分国家，经济上均遭受重创，并且引发了种种政治和社会问题，同时由于老的全球化模式存在着普惠性和共享性不足以及利益分配不均衡的致命缺陷，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小微企业日益被边缘化。据此，在全球化的“下半场”，必须重点放大全球化生态中资源配置与产品流动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程度，实现财富在不同经济体以及不同阶层利益的均衡分配。这就需要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增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在产品标准、市场准入等规程厘定上壮大中小企业的参与权。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应当全力支持与帮助发展中国家以及相关企业建立起包括计量、标准、认证等在内的全球质量基础设施，拓展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与深度。

　　还需明确，以互联网技术、智能生产技术为核心的全新技术突破极有可能引致全球贸易技术成本的大规模降低。目前来看，以新技术为核心的跨国公司已然形成，这种新的分工体系推动了原来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强化；全球化的微观组织也由传统跨国公司逐步转变为以平台服务为主的新型跨国公司。为此，有必要创建一个类似马云所说的世界电子商务贸易平台（e-WTP），借助于这个宽阔平台与国际贸易网络化，全球贸易品的流动与交易将显著拓展，过去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成为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使资源有可能成为可增值的资本。重要的是，全球电子商务平台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其目的在于降低各国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成本，这样就使现行贸易体系下难以参与国际贸易的中小企业能够参与进来，分享全球化红利，实现普惠发展。

　　中国角色与再定位

　　从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到跃居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既是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的参与者与受益者，更是贸易全球化的直接推动者。据IMF发布数据，从2009年至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都在25%以上，而且中国的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已经上升至13.8%。另从WTO的统计结果看，2016年上半年全球出口贸易量和进口贸易量分别增长0.7%和0.2%，而同期，中国进口贸易量与出口贸易量分别增长3%和0.6%，明显好于全球平均水平。显然，中国在世界贸易大盘中起着“压舱石”的作用。

　　然而，需要警觉的是，由于在高端领域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互补正在变为交叉甚至重叠，同时低端层面的轻工纺织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更为激烈，中国所承受的双向贸易摩擦与日俱增。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前8个月，中国共遭受来自20个国家（地区）发起的8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103亿美元，案件数量上升49%，涉案金额上升94%。面对这种超乎寻常的压力，中国显然不能简单地屈服和退让，而是要在彰显出高超的协调与应变智慧的同时，继续高扬起自由贸易的大旗，而且还必须充当一个出色的旗手。

　　在国内坚定不移地“去产能”和加大企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同时，在开发外部市场上，除了稳步推进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外，基于彰显大国形象的需要，中国应将重点放在多边RTA的构建上，广泛扩充自己的“朋友圈”。一方面，要主动创造条件加快中、日、韩RTA的谈判进程，而且可能的话将三边商品贸易与投资纳入一个谈判篮子中来解决；另一方面要加大推进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协商步伐，争取今年年底如期落地，在基础上，进一步谋求10+1的3.0升级版；鉴于中美投资协定（BIT）在TPP与RCEP之间可能发挥着润滑剂作用并且有助于推动中国所倡导的亚太自贸区（FTAAP）设想，中国更应使出“洪荒之力”加快BIT的早日达成，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寻求向BITT（《双边投资和贸易协定》）方向平滑的机会，进而启动中美自贸协定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与货物贸易存在巨大顺差的同时，我国的服务贸易一直存在着显著的逆差，今年前8月的逆差额度就达到了1629.6亿美元，为10年前的18倍之多；另外，我国的服务贸易额的目前贸易占比仅为7.2%，比全球平均水平低近15个百分点。同时，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在世界贸易增长中，过去4年中全球服务贸易以高出货物贸易3-5倍的年均速度增长着，同时高于世界GDP的增速。因此，无论是为了平衡商品贸易账户，还是规避贸易摩擦以及提升出口层级，中国都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服务贸易的比重。

　　按照商务部发布的商务发展“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要超过1万亿美元，年均10%左右。为此，需要在国内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消除垄断的同时放松各种不必要的规制，为社会资本释放更大的腾挪空间；同时在七个自由贸易区继续探索“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开放模式，打破开业权、人员移动、技术性等服务贸易壁垒。而在服务业半径的对外延伸上，一方面要发展一般服务贸易、离岸服务外包、边境服务贸易和境外分支机构服务销售，不断创新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方式，同时须重点加大创新边境服务贸易政策力度，利用边境地区毗邻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优势，发展在旅游、分销、医疗保健、娱乐等领域的“飞地型”服务贸易。以此同时，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加快推进带路沿线油气管道、电网、信息网等关键基础设施“无缝衔接”，打通带路在陆上、海上、空中的贸易流、物流、人流、信息流通道。

　　鉴于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各种贸易力量的再重组趋势愈演愈烈，尤其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日渐提升，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理应利用G20以及APEC等平台和机制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在积极谋取与各国宏观经济与宏观政策沟通的同时，推动WTO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和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建设相结合，打造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躯体；同时，还要借助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加强与国际基金合作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高水平合作，有效化解金融风险，促进旨在经济良序转型与可持续增长的全球治理新格局的加速形成。

　　张锐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