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君 一帧一辑皆故事

　　因为一部名叫《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一位80后新锐纪录片导演一夜之间忽然成了“网红”，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他叫叶君。这部纪录片一经推出便大获好评，豆瓣评分高达9.4分，超过了一度位居榜首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叶君看来，这部纪录片的成功并非偶然，“因为所有的成功都并非偶然。”叶君“七年磨一剑”，只想做一部自己喜欢看的作品。

　　曾经是茫然的少年

　　2009年，叶君从清华大学影视传播学硕士毕业，先后于上海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工作，期间换过四五份职业。初到上海时，由于从事的媒体行业不算上海的重点产业，积分落户因此少了一分，叶君最终没能留下，决定返回北京生存发展。“7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房租7000多元。其实没必要住那里，但也没办法。这里有好大学、适宜的产业体系、活泼多元的文化格局，可以相识有各种思维的人。”在叶君的眼中，北京就像中国的好莱坞。

　　穿梭在林立的城市高楼间，叶君时常会遇到人生的岔路口。

　　反复更换工作，居无定所，在父母眼中，他“不听话”；爱摸索新颖的拍摄手法，以自已的视角表达纪实语境，在朋友眼中，他“不专业”；总是坚持自我想法，不喜随波逐流，在同事眼中，他甚至“有些怪、固执”。所以，叶君留给大家的印象，是窘迫，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声名的渴望，“我是个俗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些拍片子的酬劳，至少能让我一段时间不用工作”。有了利，叶君能躲在它的庇护下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爱看没有共鸣点的纪录片

　　2015年，《我在故宫修文物》开拍，这部仅为配合故宫90周年院庆而拍摄的片子，“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部甲方片。”叶君不想按套路操作。所以，在这150分钟里，他选取了一些毫不相干的生活画面，逗猫、打杏儿、抽烟、斗嘴、说趣儿，看似无关主题的内容，却成为此部片子的出彩之处。

　　叶君平时并不爱看纪录片，他认为“原因之一是没有情感共鸣点，我觉得他们是一群与我无关的人做着和我无关的事情。而对于好的片子，你要把这些东西赋予人的趣味，当作活的东西来拍，要和自己本身发生联系，让它们具有生命力。”

　　相比内容的意境，片子的剪辑与拍摄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拍纪录片的是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个组织——清影工作室，该学院的很多学生参与了这部片子的粗剪。而拍摄，几乎都是他们从外面找来的。尽管在叙事手法上，叶君表示借鉴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红》《白》《蓝》三部曲，以“麻花”的结构让元素交织在一起，但仍有评论提到了“粗糙”和“不舒服”等词语。

　　当弹幕再次刷屏，“大国工匠”、“情怀”等词语重新冒出。叶君没想过套用这些词去表达什么，“它们是被用滥了的词，不能说这几年流行‘工匠精神’，你就很投机地认定这部片子就是阐论它。”

　　叶君将这部片子火热的原因归结于一个现代性的话题：一个人怎么面对自己的工作。他认为这才是一个让大家有情感共鸣、深层次的问题。

　　对作品极度挑剔

　　在叶君看来，《我在故宫修文物》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用耳目一新的视听语言去讲述、去展现可以退居其次，最主要的还是大家被中国文化中那些精彩的东西、有美感的东西和这些可爱的修复师傅们打动。“或许就是这种越符合人性的东西，大家会越喜欢去看。”叶君想通过这部纪录片表达出最真实、最朴素的元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感染观众。

　　作品的成功离不开幕后导演和团队的付出。这样一部讲述匠人的纪录片，背后也有一个具有工匠精神的团队。叶君从来都是一个挑剔的人。“因为我本人要求追求完美，做事情比较挑剔，在片子初剪的时候，其他人怎么剪我都不太满意，索性就自己一个人剪。那时候每天都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叶君的匠心或许就体现在这一帧一辑之中吧。

　　叶君说：“现在很少有人不换工作，我在拍摄《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前也换了很多次工作。换工作无可厚非，这样可以保留生活的更多可能性，可以去尝试新的东西。但是，一旦选择了一份事业，就必须要有耐心去坚持，这正是当下的年轻人缺乏的品质。”

　　可能正如片子的旁白里说的：“现代中国需要‘工匠精神’。”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我们可能会突然发现，“原来我们身边还有这样的人，真的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儿。”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少一点高谈论阔，多一点扎扎实实，以“匠人”之赤诚，做好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