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夫妻的爱情信物

　　在北京西苑颐东苑华克放的家中，她小心翼翼地拿出母亲沈安娜珍藏的一枚印章。这枚印章历经75年的风风雨雨，仍然保存完好，是什么原因让沈安娜如此珍视？印章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校园爱情在西湖边开花结果

　　1915年11月7日，沈安娜（原名沈琬）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一个书香世家。7岁时，她被家里强行裹脚，因此，她对这种封建陋习厌恶至极。这也为沈安娜后来积极反封建、追求妇女解放打下了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沈安娜正就读于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在学校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她和同学们多次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抗日救国宣传活动。而此时，比她大3岁的姐姐沈珉正承受着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被迫辍学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地主的儿子。沈安娜非常同情姐姐的遭遇，为避免自己重蹈不幸，1932年夏天，姐妹俩在二哥的支持下，离家出走，到上海寻求新生。

　　到上海后，沈安娜准备报考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这是一所由东南亚爱国华侨吴醒濂先生创办的学校。找到学校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苦闷中的沈安娜，得到了一位门房老伯的帮助。老伯告诉她校长不在，让她到教育主任室去找毛先生。

　　毛先生全名叫毛啸岑，见到他，沈安娜苦苦哀求道：“先生，我从报上看到了招生广告，从乡下赶到上海，路途远了误了考期，请先生千万给我一个机会。”毛啸岑被沈安娜诚恳的态度所打动，便对她说：“你自选题目，写一篇作文给我看看再说。”写什么呢？在没时间多想的情况下，她写下命题为《求学》的作文。正是这篇作文打通了沈安娜的求学之路。毛啸岑夫妇也因此成为了沈安娜“一生的恩师”。

　　在恩师家的一次美好邂逅，开启了沈安娜和华明之的爱情之路。1934年初的一个阴天，下着毛毛细雨，沈安娜和姐姐因没有路费回老家泰兴，便去给毛啸岑夫妇拜年。在恩师家她们第一次见到了两位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的男校友，一位是已毕业的舒曰信，另一位便是在校读书的华明之。

　　在沈安娜的印象中，华明之身材修长，瓜子脸，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镜片后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他比沈安娜大两岁，处事沉稳，待人诚恳。而在华明之眼中，沈安娜清秀婉约，纯朴活泼，落落大方。这次的邂逅给双方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从那以后，他们4人就经常在恩师家聚会，互相谈及双方的家事。和两位校友相识，改变了姐妹俩的命运，不仅使她们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也各自找到了感情的归宿。

　　1934年姐姐沈珉与“中央特科”成员、革命青年舒曰信结婚。受苏联的影响和华明之、舒曰信的建议，沈安娜将名字由沈琬改成了安娜，姐姐改成了伊娜。在舒曰信的鼓励下，同年7月华明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华明之在王学文的领导下开始了“中央特科”的秘密情报工作。此时沈安娜因无钱交学费而辍学，为了日后独立谋生，她进入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速记。学习期间，沈安娜十分刻苦，成绩优异。1934年11月，刚过完19岁生日的沈安娜，接受了一个新任务，让她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议事科唯一一名速记员，以此作掩护为党搜集情报。

　　沈安娜将搜集到的情报和衣物混装在一个小皮箱内拎到上海，上报党组织。为了方便对身处杭州的沈安娜进行指导并传递情报，王学文指示华明之以同学之名，利用周末时间，从上海到杭州，联络并指导沈安娜。

　　两人的恋情就在这日渐增多的会面中不断加深。他们有时在茶馆见面，有时又假扮成亲密的情侣在西湖边上碰头。秘密的接头会面，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将他们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爱情之花在西子湖畔绽放。

　　1935年秋，经王学文批准，他们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两人走上了充满艰险而又幸福的人生之路。

　　国民党高层身边的夫妻情报组

　　两人结婚后，华明之按照组织指示，结束了上海的情报工作，陪伴在沈安娜身边，专门指导和帮助她，接收、送出情报。

　　1936年，朱家骅接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安娜因做人正派和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很快得到朱家骅的信任。1938年，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指派下，沈安娜以国民党特别党员的身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立法院等机关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沈安娜认真观察着会上人员的言行，速记着会议内容，甚至还常常坐在蒋介石身边。她源源不断地获得重要情报，由华明之整理送出，直达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手中，因此她也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在沈安娜长达14年的潜伏生涯中，夫妻俩经受过无数次危险的考验，甚至有一次国民党特务还带着证据找上了门，他们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

　　]1942年秋的一个星期天，已经到了和上级领导徐仲航（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正中书局总管理处业务处长）约定接头的日子，可是时间已过，他还是没有来。沈安娜有些担心，但是根据情报工作的规定，上下级之间都是单线联系，不知道上级的地址，没办法去找，也不能擅自去找。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她的心头，漫长的等待对于他们夫妻来说，是一种煎熬。于是，沈安娜想出一计，以孩子生病急需借钱为由，写了一封信给徐仲航一探虚实。没想到信发出后，杳无音讯。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两个特务突然来到上清花园中央党部秘书处收发室，指名道姓要找“沈婉”。沈安娜听后脑子“嗡”的一声，她知道徐仲航肯定出事了。特务说：“沈小姐吗，我们是军统局的，有个事情想跟你谈谈。”沈安娜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我不认识你们，能和你们谈什么？”“你不认识我们不要紧，你看看这个。”特务从包里拿出了一样东西，沈安娜一看，这不是前几天写给徐仲航的信吗？怎么会在军统手里？来不及多想，沈安娜说：“这是我写的信，怎么在你们手里？”高个特务说：“你为什么要向徐仲航借钱？他是共党，已经抓起来一个月了。”矮个特务追问道：“莫非他是要拿钱收买你？”沈安娜一听，他们都是在信上做文章，就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大声说：“这是什么话？我一个小职员，孩子生病向朋友借点钱，算得了什么？这几个钱就能收买人吗？”为了避免两人纠缠，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沈安娜口气强硬地说：“你们有什么事，就去向朱秘书长报告好了。”说完，扬长而去。特务们知道沈安娜是朱家骅身边的红人，不敢招惹，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回到家后，夫妇二人分析，可能徐仲航已经被捕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连夜将准备给徐仲航的情报、油印材料、速记资料和保存多年的进步书籍通通烧毁。在此之后，他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沈安娜曾回忆道：“那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我待在10平方米的房子里，每天都在等人来取情报。更让我悲恸的是，我搜集到的情报，因没人来取，不得不又亲自销毁。”为了让党组织能找到他们，她还多次放弃了搬到更好地方居住的机会，一直住在原地等待。这样煎熬地过了3年，直到1945年10月的一天，吴克坚来国统区领导秘密情报工作，他们才重新和组织接上了关系。

　　国民党“还都”南京后，沈安娜继续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又为党组织搜集了许多重要情报，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根据组织指示，终于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在长达14年的潜伏生涯中，他们夫妻精诚合作，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国民党的党、政、军高层内部情报，其中许多具有战略、预警价值，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泠印社与爱情信物

　　沈安娜夫妇相濡以沫70年，晚年定居北京。在她的家中有一枚虽历经战乱和动荡，却一直珍藏着的印章。华克放介绍道，母亲将印章看作是她和父亲的爱情信物。在《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和《华明之沈安娜画传》两书中也谈到了这枚印章。

　　印章收纳在一个小巧的合金质地印盒内。盒面有轻微磨损，盒内有朱红色灯芯绒衬底。绒布上放着一枚象牙印章，印章长2.5厘米、宽1.1厘米，颜色有些发黄，象牙表面有少许污渍，整体表面光滑圆润，保存状态完好。印章底部篆刻细朱文“沈琬”两字。边款竖刻楷书三列，共14字“乙亥二月既望登安为安娜女士制”。边款全文的意思是：1935年农历二月十六，韩登安为安娜女士刻制。

　　当年，华明之为了表达对沈安娜的爱慕之情，找到西泠印社篆刻师韩登安为沈安娜刻印。当时，沈安娜用名是“沈琬”，“安娜”这个名字只在亲人、熟人之间称呼，外人是不知道的，正式对外使用“沈安娜”这个名字，是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所以韩登安特意在边款上刻：“登安为安娜女士制”，印底刻：“沈琬”。

　　自1935年3月起，沈安娜即在工作中使用这枚刻着“沈琬”姓名的印章，历经三个历史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由中央特科领导，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央情报部吴克坚情报系统领导，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前后历时14年。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她根据党组织指示，正式用名“沈安娜”，才不再用名“沈琬”。这枚印章也就不再使用了，之后一直由沈安娜悉心保存。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组织安排，华明之离开了隐蔽战线，而沈安娜继续坚持在隐蔽战线上，一干又是30多年。1983年，两人同时办理了离休手续。沈安娜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离休，华明之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离休。

　　2010年，沈安娜离世后，印章由其女儿华克放继续保存至今。

　　2017年1月5日，华克放将这枚珍贵的印章捐赠给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历史文物收藏。这枚印章不仅是两位老共产党员当年的“爱情信物”，也见证了沈安娜“潜伏14年”的艰辛历程。

　　文/蒲晓蓉/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