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发展现状与促进建议

　　政府应创造一个开放的、宽松的、包容的学术氛围，让智库产生科学而独立的成果；应充分尊重智库所有研究人员的所有观点，让不同于主流观点和理论的学术思想和声音有存在空间

　　智力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最宝贵资源。智库，也称思想库、智囊团、智囊机构。智库发展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水平、精英的活跃程度和一国的软实力；智库发展既能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程度，扩大公众参与决策渠道，也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储备人才、创新思想、提供信息。

　　智库的内涵及其发展意义

　　1.智库的内涵与类型。智库，以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为导向，服务于决策，而不承担行政职能并发布行政命令，参政议政而不执政；智库在国外又被称之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外的“第五种力量”。

　　中国智库类型众多，体现在组织结构、隶属关系、规模大小、资金来源、研究专长等方面。按组织属性可分为官办智库、半官方智库或民间智库，国家与地方智库等；按专业性可分为综合性和行业型智库；按机构职能可分为全职和兼职智库；按研究方向，可分为政府决策咨询，投资功能咨询，技术转让咨询，以及为企业服务的纯盈利性咨询机构等。

　　智库应当符合一定的标准，并非什么机构都能称之为智库。成为智库的条件包括，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相对稳定和运作规范的实体；有一定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和研究人员；有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保障；有健全的治理结构与组织章程；有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有特色鲜明、长期积累的决策咨询报告或成果；有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具备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等。

　　智库，与智囊不同，是群体、是“智力池”；而智囊则是个体，中国古代养士、谋士、幕僚（师爷）、幕宾、谏议大夫等均是足智多谋、为帝王或官员出谋划策的智囊，以智辅政。刘邦、曹操、李世民、朱元璋等帝王均有顶级智囊做参谋。刘邦依靠“初汉三杰”夺取江山。刘邦曾自我评价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治国安邦，理财筹粮，不如萧何；引军打仗，克敌制胜，不如韩信”。翰林院及战国时代的“孟尝君三千门客”等，是中国早期的智库。

　　智库，与咨询机构不同：智库以公益性和非盈利为特征，以政策为重点，在研究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咨询机构则采取企业化运营，尽管所提供服务的差别并不大。智库不仅在于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咨询服务，还在于以服务决策为重要任务，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国家智库可以经常参与决策咨询，在决策中发挥作用，但只能是决策方案的一种或修补性意见而不是决策本身。

　　中国智库，包括党政军及社会科学智库、高校智库、科研智库、单位和企业智库以及民间智库等，不同智库各有利弊。党政机关智库主要从公共财政获得资源，接受政府委托课题开展研究；由于没有生存压力，容易出现官僚化、效率低下等弊端。高校智库科研力量雄厚，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对外交流广泛，有一定的独立性；因缺乏生存压力，一些研究成果与需求脱节。科研智库主要在科技战略、规划和政策等方面发挥作用；民间智库尽管近年来有所发展，但在经费保障、项目来源、成果递交通道、建言献策等方面仍有不足，是中国智库建设中的“短板”。一些民间智库原来只是咨询公司、调查公司、信息公司，因赶“时髦”而翻牌，缺乏实质性的业务转型。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坚持中国道路、中国视角，聚焦中国发展、发出中国声音。要坚持三个必须：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以服务公共政策、推动科学决策、推进理论创新、提高国际话语权为己任；要具备四大保障：宽松的政治环境，自由的学术交流，公平的政策待遇，平等的市场竞争；要形成五个特色：兴办主体是多元的，组织形式是多样的，研究行为是自主的，思想观念是独立的，责任担当是崇高的。

　　2.中国智库建设进展与存在问题。近年来，中国智库发展迅疾，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等方面取得明显成绩。与此同时，智库建设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智库发展处于初期阶段，尚未达到决策咨询的需要和期望。突出表现在：缺乏统筹规划。虽然近年来智库数量激增，但实力不强、良莠不齐。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国际一流智库，尤其是顶尖智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智库机构小而多，整体实力不强。

　　智库制度尚未形成，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地位，法律上制度上未给予明确定位。面向研究人员的绩效管理尚不成熟，经费支出、预算决算、人事奖励等方式方法较之行政单位没有两样，按照工程预算办法管理智库经费，缺少对不同类型成果的绩效转换与动态激励机制。

　　产权意识薄弱。社会对智力成果具有知识产权的理念薄弱，认为智力劳动成果应当无偿向政府和全社会提供，对有偿咨询服务不习惯，甚至对咨询带有偏见，认为智库是“皮包公司”。咨询市场发育程度严重不足，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发展的最大制约。

　　市场化程度不足，行政色彩较浓。有关研究发现，在现有智库中95%是官方智库，仅有5%的民间智库；从政府或企业获得资金，直接服务于政府或企业。外国的情况则不然。布鲁金斯学会营业收入的45%来自于公司或个人捐赠，29%来自于基金会，7%来自出版物收入，仅4%来自于政府；智库对市场变化极为敏感，所有研究紧盯实际问题。

　　国际化水平不高。中国智库，眼光向内而非向外，视野相对狭窄。而世界知名智库，业务中的相当部分来自于海外市场，或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或设立办事处和海外分支机构，或采取并购等方式建立战略联盟。如法国欧罗普基咨询公司的目标顾客60%在海外。

　　供需衔接不够。有人认为，智库成果是“纸上谈兵”，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政策咨询被少数人用来“装门面”“做姿态”“走形式”。政府靠熟人和圈子找咨询专家，智库靠“猜测”对接党委政府的决策需求，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产品不对路等问题。

　　报告质量是智库的生命线

　　影响力是评价智库的重要指标；智库影响力覆盖多方面，如决策、学术、媒体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及智库成长与营销能力等，关键在高水平的咨询报告。中国智库报告质量不高问题引起各方关注，相关讨论时常见诸媒体。长期以往，智库的存在价值将会受到影响。

　　1.咨询成果质量不高的表现及其根源。报告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研究议题小、报告内容散、问题分析浅等方面。

　　一是追逐热点、泛泛而谈，浅尝辄止的成果多，系统研究、入木三分的分析少；对基层或社会的“真问题”视而不见，靠“造新词”吸引眼球；一些文章读起来大同小异，内容空洞，只是表述顺序或说法不同，缺乏深度和独特见解，“管用”的政策建议不多。

　　二是数据不充分，不是数据不全面、欠准确性，就是缺乏代表性，或并非来自一线调研的数据而是“老黄历”，研究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较严重；缺乏新意和权威性，一些判断不靠谱、甚至出现误判，报告的结论似是而非，可信度不高，不能准确反映真实情况。

　　三是事实不清，重点不突出，研究内容碎片化、针对性不强，不是介绍的选择性有失偏颇，就是选择的问题仅是自己的臆想而非“真实存在”，缺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而以自己臆想或假设为前提，与实际情况脱节，提出的建议缺乏可操作性。

　　四是超前研究不够，对未来趋势的引领性成果少，对趋势性的苗头缺乏敏感性。政策阐释性成果多，一些政策解读文章并没有准确把握其中的内涵。缺乏核心智库产品，什么都想做、什么都不突出。由于信息不充分，视野不开阔，报告成果的公众认可度不高。

　　五是缺乏分析框架，依据翔实的一手资料和严谨的逻辑进行规范性研究少，“前言不搭后语”的文章多；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无病呻吟”；一些文章逻辑模糊，内容散乱散杂，前后矛盾，创新能力不足，奇谈怪论时有出现，一些说法甚至成为笑柄。

　　六是缺乏认真态度，只是将过去的“剪刀+浆糊”升级为计算机时代的“复制+粘贴”（也被称为ctrlc+ctrlv）；不做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满足于造声势，一些人在论坛上的演讲不着边际、夸夸其谈，这种浮躁的做法是出不了好成果的。

　　凡此等等，均与智库本身的问题意识、政策熟悉程度、前瞻眼光、战略性思维等不足有关。尽管如此，却要追求对高层甚至对世界的影响力。智库对决策咨询产品供给的积极性普遍高涨，但数量有余而质量不足，存在供给能力不足、产品结构失衡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情况。

　　2.提高智库报告质量的途径。国际知名智库之所以享有较高声誉，关键在于将报告质量视为立足之本，不断推出有影响、有价值的成果。中国的智库，迫切需要在不断提高报告质量上下功夫。

　　坚持下苦功夫。要静得下心、坐得住，有“坐冷板凳”的功夫。厚积薄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跟踪热点研究的同时，更要进行冷思考。通过深入研究、跟踪研究、长期研究，准确判断国际国内大势，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对特定领域的特定问题形成独到见解，形成重要的知识储备，并为决策者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坚持需求导向。咨询报告应以满足决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咨询报告中的问题是决策者关切的问题，决策者希望分析问题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要选准议题，想中央之所想；更要想前瞻性问题，想中央之未想、将要想的问题，想尚未被认识、甚至是颠覆性的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并得出结论。学术论文虽也是问题导向，却是从现象中抽象出理论，揭示其中的一般科学原理。

　　善于发现问题。要善于出题目、设议题，在社会调查中发现问题，在座谈会、研讨会中甄别问题，在数据分析中研究问题；及时发现问题、揭示问题本质，并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提出问题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许多智库成果之所以无法成为政策，或因时机不当，无法得到决策者的支持，或与政策关系不大。政策具有时效性，这就需要咨询者看准时机；把握时机需要做有准备的人：当国家和社会急需新的见解时能从容地攻进“关键球”，将准备好的研究报告提交给决策者。

　　敢于独立思考。智库的独立性，体现在地位超脱，没有部门利益，可以客观、全面、深入地研究问题，从第三方角度提出独立的研究结论，而不是“人云亦云”。只有进行独立思考、连续研究，才能形成有深度的研究报告。只有增强针对性，发现决策需求和研究课题，才能做到言之有物。对报告提出的不同方案，最好能有利弊对比，以供决策者使用，避免盲目选择导致效率低下。

　　夯实理论基础。从对决策影响的顺序看，基础理论、案例或实证研究、对策方案、决策咨询等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知识链”。一个好的咨询报告，需要理论作基础，实证分析作依据，通过精准分析，形成原创成果。

　　开发分析工具。应采用决策咨询的研究框架和方法学。政策研究一般采用政策矩阵，将影响因子和涉及行业，分别列栏，分析主要矛盾和主要影响因素，进而提出整体解决方案。波特竞争力分析模型，优势和劣势、机遇和挑战（SWOT）分析模型、战略地位与行动评价（SPACE）矩阵等，均是商业分析模式。国际驰名智库采取通用分析框架或“头脑风暴”等形式鼓励观点碰撞，并由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等经典方法向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新方法升级，建立数据库、社会实验室和政策观测点，以保证建议方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对政策建议的实施效果进行验证，并形成专利或知识产权。

　　独立性是智库价值之所在

　　智库的独立性，本质是研究的独立性；研究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成果的立场要相对公允、站得住、测得准，使咨询成果“物有所值”，并以此不断提升智库影响力。

　　1.智库独立性思辨。实现党对智库的有效管理与保持智库的独立性，是一个关系中国智库的建设方向与水平的战略性问题：前者关系智库“姓什么”的立场、路线问题，后者影响智库建设质量、水平和影响力，涉及智库定位、运作方式、人才建设、激励机制、政策保障、对外合作、舆论氛围、国际信誉等方面的问题。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智库的健康快速发展十分重要。

　　政治正确与学术严谨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辩证关系。政策是政治的一部分；政策有时空效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能是哲学，或是数学的公理，或是经济学中的一般原理。在评估政策正确与否时，“尺度”把握尤为关键：如有些政策从短期看是正确的，而从长期看可能有问题；有些政策在一些地方的实施效果较好，而在其他地方的实施效果微乎其微。

　　有人认为，智库应与政府保持距离以体现其独立性。其实不然。政府是智库成果的使用者；智库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成果被政府采纳。政府是智库获取政策研究必需的信息和数据的主要来源。没有这些基础，智库研究成果的专业性、实用性就难以得到保证。

　　独立性不等于中立性；智库专家可以发表或公开支持某种倾向性观点。政策建议是智库专家的教育背景、信息来源和对社会价值独立评判的结果。所谓智库独立性的丧失，本质是智库被某些利益集团收买，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工具。如果一个智库被发现依附于某个利益集团，就会丧失对决策者和公众的影响力，公信力也将不复存在。

　　独立性并非一流智库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独立性的有机统一；不仅能服务党中央决策、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还应能阐发中国理论，聚焦发展战略，贡献智库智慧，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开展前瞻性、综合性、全局性研究，形成以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独立思考的系列成果。

　　纵观历史，君王的“兼听则明”伴随着“盛世”；放眼世界，世界各国对智库独立性的认识不尽相同。如美国智库强调独立性，德国智库强调“接受政府资助”。美国智库将“独立性”（包括财政独立、运营独立及研究独立），认为是智库的生命线。强调“独立性”目的有三：一是为获取民众信任而做出与政府、企业保持一定距离的姿态；二是体现研究成果的客观性、科学性；三是为获得免税资格而保持非政府组织（NGO）身份，这也是美国税法所要求的。德国恰恰相反。几乎所有德国智库的经费都来自于政府拨款，认为“接受政府资助”是保持独立性的必要前提，否则会沦为企业和利益集团的“话筒”。归根到底，独立性的背后是智库的资金问题、生存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形各国均有。为避免智库被赞助者“绑架”并成为其“代言工具”，各国均通过营造制度、文化等软环境，在管理制度上明确规定智库筹资、研究、经营等的分散性，给研究以独立自由空间。

　　2.创建智库独立性的土壤。实事求是。这也应成为智库为政府建言献策、引导社会舆论所遵循的原则。考虑到智库（尤其是官方高端智库）观点、主张对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在对国外内媒体和公众公布成果时，需要接受党政有关部门的管理，体现“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要求。

　　建立平等对话平台。坚守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做到不唯利、不唯上、只唯实；只有坚持独立性，才能保证智库为政府或社会提供公正、客观的研究意见和建议。可建立内部争辩机制，问题研究不设禁区，鼓励不同观点的争鸣，并对不同立场和观点持包容和尊重态度，在观点充分“碰撞”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形成报告。

　　建立成果审查和质量标准。兰德公司设有同行评议机制，将研究成果分为报告、论文和专业文章等几类。其中，报告必须经过严格评审程序审查通过；对外交流的论文，正式发表前需经3至9位国内外同行审议和不记名投票，并经评委表决通过，以体现一流的科研水平；对学术水平不够，或审查没有通过的论文，即便委托单位同意接受，也不能以兰德报告的名义发表。对研究观点或结论有误的课题，一般采取改换研究人员的办法重新研究。

　　内部讨论免责制度。无论智库言论是否属于批评、所言形势如何严峻，只要基于事实存在，政策建议言之有据，上级领导都应持包容态度，以确保政情舆情畅通，使决策者在掌握全部重要且真实信息的前提下科学决策，从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一些政策前期研究报告或阶段性研究成果，须严格保密，严禁擅自向外界公布，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疑或误解。

　　不实报告问责制度。对那些不做实际调研、唱高调、一味迎合领导、拔高成绩、遮掩问题、不负责任地提不合理建议的报告，应当问责。智库上报的形势报告、政策建议应当备案；对其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对建言进行反馈和评价；对坚持实事求是、调研扎实、建言中肯的智库，建言被采纳并收到实效的专家予以表彰；反之，要追究出“歪点子”“坏点子”的人的责任。

　　人才决定智库的声誉

　　时代发展需要人才。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智库，首先是战略、政策、人才和知识的储备库；中国高端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应解决好人才培养、使用和发挥作用等问题。

　　1.智库人才构成及其来源。什么是人才？什么是智库人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人才，一般是具有一定学术水平、技术专长或专业能力的人。智库人才是满足智库发展需要的人才。

　　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人才，将才、帅才均是人才，都不可或缺；关键是把人才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智库，由各类人才构成。一般而言，智库人才应当包括：引领发展的掌舵型人才、能力全面的复合型人才、设计顶层方案的战略型人才、揭示趋势的前瞻型人才、方法独到的逻辑型人才、能接地气的草根型人才、跨国交往的外向型人才、善于表达的传播型人才等。当然，人才不应按岗位划分，如《大趋势》作者曾是记者；在一个岗位干几年、几十年，必然会成为人才。

　　有研究归纳了中国高端智库人才“五多五少”现象：关注策略的多，关注战略的少；从事理论研究的多，开展对策研究的少；著书立说的多，写研究报告的少；会写的多，会说的少；学术型的专家多，智库“管家”少。由于中国提出创建一流新型智库仅是近几年的事情，从现状出发划分智库类型很难面面俱到，况且对智库的划分标准还没有取得共识。

　　人才决定着智库声誉。建设一流新型智库，必须由相应的人才作支撑、作保障。当务之急，应当广开门路，从转型、“旋转门”、培育等方面入手，选马赛马并举，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体系。

　　建设一流新型智库，需各类人才：既需要领导型人才、专业化研究人才，更需要多学科、多领域复合型研究人才；既需要专职研究人才，也需要兼职研究人才；既需要研究型人才，也需要管理型人才、辅助型人才；既需要中青年人才，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年人才，老、中、青结合，并形成结构合理、竞争能力强的人才队伍。

　　2.人才激励机制与制度保障。构建人才队伍。从各国智库的发展经验看，除具有核心团队外，还应当建立专家库，建立吸引人才、凝聚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激励机制。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就必须有一支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

　　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以业绩为导向的人才激励机制，打破人才自由、合理、科学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以实际贡献、工作业绩和岗位职责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收入分配机制；对年轻人才，提供合适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建立物质和精神并重的激励机制，保持适度的薪酬待遇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推行研究人员评聘分开制度，符合条件评为相关研究系列职称的人员，只有考核合格才能聘任相应的研究岗位；研究岗位分成不同等级并与待遇挂钩，年度考核合格者才能留任岗位或晋升新的岗位，不合格者则聘为下一等级岗位，甚至调整到其他非研究岗位或机构。

　　“能进能出、优胜劣汰”制度。深化人才岗位聘用、职称评定等人事制度改革，建立以品德、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政策，完善以业绩为导向的考核机制；不应按照行政管理办法管理人才，更不能把人才“管死”。引导有潜力的专家向智库专家转型。社科专家一般具备研究社会问题的独特视角和功底，转型较为容易；只要紧扣社会问题，深入分析成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就可以实现由关注理论到关注现实问题的转变，由一般研究向政策研究、第三方评估等方面延伸。建立由国内外知名专家、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离退休党政官员和企业高管等组成的专家库，发挥离退休人员的“余热”，组织他们在其经验、精力、知识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某些课题调研和报告撰稿。建立“旋转门”机制。公务员进入智库工作，可保留原来的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障等待遇，也可量化为一定的收入或资产随身份转换。

　　人才培养。以需求为导向，加强人才培养教育培训，不断提升人才素质。从急需人才入手，培养出适合国情、具有国际视野，愿为国家发展战略、政策、规划等出谋划策，具备学术素养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人才既要有过硬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更要有忠于职守的思想境界和良好作风。要培养政治素质高、敢担当的领军人才和青年骨干人才；可以安排智库人员到政府部门挂职，或到有关国际组织任职，或到公益性社会团体或企业兼职，通过挂职任职兼职了解社会，增加历练、增长见识，以提高政策建议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培育智库文化和人文情怀。智库人员需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讲奉献、讲担当、讲使命、讲荣誉﹔具有科学严谨、客观务实的思想作风，独立思考、勇于创新，能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而苦干实干，涵养以“为天地立命，为生命立命”的人文情怀，秉持“唯实求真，守正出新”的工作态度，弘扬“淡泊名利，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需要高端人才；建设一流智库，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撑。只有充分发挥人才的聪明才智，才能建成世界一流智库。

　　促进智库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实际，兹提出促进中国智库发展的八大对策。

　　1.构建智库体系。注重智库定位的科学性和分布分层的合理性，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制定智库发展规划，统筹新型智库建设，实现体制内外智库的有效联系和对接，推动各类智库共同、均衡发展；积极发展多类型、多层次智库，包括官方智库、民间智库，高校、社科院、党政军智库，战略性、专业性智库，全国性、区域性智库等，形成分层分类、协同有序的发展格局。建立智库组织、标准和运作流程，发挥党和政府联系智库、学者的桥梁作用，促进新型智库建设的专业化和集群化。规范社会智库发展，促进社会智库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强分类指导，区分智库、研究机构、咨询机构、宣传机构和教育机构，避免智库泛化和标签化。只有分工明确，才能互补长短、各尽其能。

　　2.完善决策咨询制度。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涉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智库的意见和建议，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建立重大决策的智库参与制度，实现智库参与决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制度设计，释放决策部门的咨询需求，对新型智库发展起到引导作用。出台购买决策咨询服务意见，明确购买范围、程序和双方的责任义务。推进不同类型、不同性质智库改革。鼓励不同智库主体开展规范有序竞争，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产品供给生态，提升智库公信力和影响力。

　　3.建设供需对接平台。渠道，有利于政府发布决策需求和研究课题，有利于智库成果的采纳。决策部门要建立决策咨询需求信息发布平台，围绕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重大战略、重要部署，引导智库研究方向，增强智库研究成果的针对性；智库应建立相应的选题机制，把握国家需要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前瞻性问题，主动出题目、设议题，开展实证研究。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推动政府部门政策研究与智库咨询研究的有效对接。加强话语体系的转换，促进高质量的理论成果向智库成果转化。官方智库可以办成“小实体、大网络”，既要做好研究，更要组织社会力量，吸收社会各界政策研究成果，集中天下智慧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官方智库可与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的智库开展合作，取长补短，解决“通天渠道”和人力资源不足问题。建立制度，包括动态简报制度，评优激励奖励制度，必要的经费赞助和购买服务制度，以及政策研究咨询竞争制度等。避免决策咨询“专家秀”：专家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背书”，进而出现专家言论的“空洞化”和“口号化”。

　　4.健全治理体系。一流智库、一流成果不是政府管出来的，也不能用行政办法管理。首先，要建章立制，制定明晰的标准规范和管理措施，确保智库的各项活动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其次，要优化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职能，发挥其在促进供需对接、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评价监管、增进机构协作等方面的协调职能。再次，要创新内部治理，探索建设智库体制机制，推进行政管理与科研管理分工，在“党管智库”原则下完善理事会或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业务管理体制。最后，要完善督查和问责制度。监督机制可以在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内部监督，如财务制度、保密制度等；二是业务监督，如对学术不端之类的数据造假、报告抄袭等的督查；三是合法性督查，如保密法或其他法规框架下的监督等。智库服务重大决策，一旦发现智库和决策主体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间存在共谋关系，出现决策失误、产生重大负面影响、造成重大损失，应根据相关法律追究智库的连带责任。

　　5.建立融资机制。资金是智库出“好点子”的保障。财务独立是智库独立性的关键，经费来源影响智库产品的价值取向。应设立国家财政智库预算科目，体现政府购买智库服务的要求。建立智库发展扶持机制，政府、企业可“购买”智库成果，但智库人员不能“出售”人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智库成果是商品，但智库不能成为资本的附庸。要制定严格的捐赠规则，实行出资者意愿与资金使用的分离、资金资助与课题研究的分离，保证专家在不受干涉和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独立研究。建立开放竞争的智库人才管理和运行机制，发挥智库人才积极性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理顺智库内部的运作流程，并向社会传递智库运作规范化的信息，以赢得更多的社会信任、吸纳更多专业人才的加盟和更多的资源投入。

　　6.建立智库成果的产权保护制度。中国对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咨询市场发育不足，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发展的最大制约。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配置资源的要求，强化智力成果具有交换价值的理念，承认智力成果应当得到合理回报；肯定咨询意见对提高政府决策水平、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作用，并愿意为之付出相应的价格。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凡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等，均应当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建立按需购买、以事定费、公开择优、合同管理的购买机制，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等多种方式购买。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决策咨询服务供给体系，推进服务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满足政府部门多层次、多方面的决策需求。将分散在法规中的有关非营利组织的税收规制条款加以梳理、修改、补充和完善，细化、明确法律条款，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7.拓展国际合作机制。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中国智慧、增强国际影响，是高端智库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中国智库在交流和研究成果国际化方面取得初步成绩。通过论坛、峰会和出访等形式开展国际交流并建立互信；通过发表论文、出版外文著作等方式推动中国经验和中国观念走向世界。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限，处于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因此，需要在国际事务中加大话语权，应具备全球化思维，利用外国资源，包括人员资源、组织资源、网络资源，推动中国智库树立国际形象和地位，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在国际组织中谋求更重要的管理职位，将“二轨”国际影响转化为“一轨”国际影响，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战略。

　　8.建立智库评估体系。重视智库的培育、使用和作用发挥，建立客观公正的智库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并与国家智库发展基金、选题机制结合，形成基于智库实力、研究质量、政策建议采纳情况、社会认可度和公信力等的评价指标，以便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智库及其产品。可采取政府、学界、社会相结合的原则，加大“影响力”在智库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优化决策咨询成果的奖励标准，也需要警惕重奖之下的畸形发展。衡量智库产品需要一系列的指标，包括资源性指标、效用性指标、输出性指标和影响力指标、产品影响途径和方式、风险评估、竞争力、资料基础和应用途径等方面。对智库的评价主要体现在组织构架、运行机制、运行模式和分析体系等方面。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的要求，改革智库管理体制，为构建更多有影响力的社会智库奠定制度基础。

　　靠报告质量立足，靠人才赢声誉，靠机制激发活力，靠成果赢得国际话语权。智库只有不断推出专业化、原创性、高质量的政策建议类、形势分析类、政策实施评估类成果，才能形成有特色和影响力的品牌。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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