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制定数字时代的反垄断政策，目前G20各国尚无法充分监管全球经营的公司
数字经济正在制造新的劳资裂痕，它让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攫取日益扩大的市场份额。随着超级明星公司经营的全球化，并随之主宰多国市场，由20个发达和主要新兴经济体组成的G20集团市场集中度在过去15年中显著增加。
要治理这个现象，G20应该建立一个世界竞争网络以重塑竞争，解决劳资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随着许多G20国家总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份额流向资方，世界竞争网络将致力于扭转劳方收入占GDP之比下降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GDP中的70%以劳动收入的形式体现，其余30%为资本收入。凯恩斯将劳方比重的稳定性称为一种“奇迹”。但此后这一规则被打破。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劳方占世界GDP之比下降到58%，而资方比重上升到42%。
当今，数字经济中的两大力量驱使劳方占总收入之比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下降。第一个力量是数字技术本身具有总体偏向于资方的倾向。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进步加速了自动化取代工人的速度。
第二个力量是数字经济的“赢家基本通吃”市场，这意味着主宰企业拥有过大的权力，可以提高价格而不会失去许多客户。超级明星公司的超凡地位来自数字技术的网络效应，即随着更多的人使用某种产品，它会变得更加令人渴望。尽管软件平台和在线服务的启动需要大量成本，产品的扩张却相对廉价。结果是站稳了脚跟的企业只需要雇用比以前所需少得多的工人就能保持效益增长。
上述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数字经济让劳动力需求下降的大企业兴旺发达。此外，一旦这些公司站稳脚跟并在所选择的市场中赢得主宰地位，新经济就让它们能够采取反竞争手段阻止实际或潜在对手挑战自己的地位。经济学家大卫·澳特尔（David Autor）、大卫·多恩（David Dorn）、劳伦斯·卡茨（Lawrence F.Katz）、卡里斯蒂娜·帕特森（Christina Patterson）和约翰·范·里宁（John Van Reenen）皆指出，在美国，市场集中度上升最快的行业，劳方占收入比重的跌幅也最大。
这一市场集中度的提升正在加剧拥有机器人（资本）的企业与正在被机器人取代的工人（劳动）为主的企业之间的差距。面对这一问题，要求我们制定数字时代的反垄断政策。目前，G20各国尚无法充分监管全球经营的公司。
此外，G20不能完全指望全球竞争纠正其自身趋向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的倾向。多位经济学家都论证过，国际贸易有利于庞大的超级明星公司。事实上，全球化可能为各行业中规模最大、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提供了优势，使它们得以扩张，并迫使规模较小、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结果，各行业日益被超级明星企业主宰，而它们的劳方占生产增加值之比较低。
美国即是如此。美国是当今许多超级明星企业所在地，但美国反垄断监管当局不能约束这些企业的市场权力。G20正在寻求解决市场集中问题的办法，应该从美国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并寻找改进的方法。
我们不必“白手起家”，而是需要以国家层面的反垄断当局的行业知识为基础，并在此过程中将有经验的人手纳入。欧洲竞争网络可以充当G20层面竞争网络的蓝图。
世界竞争网络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有效的法律框架执行促进竞争法，以约束参与限制竞争的跨国商业活动的公司。该网络可以协调调查和执法决定，制定关于如何监控数字经济中的市场权力和串谋行为的新指南。
在过去，G20集中关注的是确保跨国企业无法利用司法辖区的差异来避税。但如今，G20需要扩大视野，认识到数字技术所导致的市场现状如果不通过世界竞争网络加以制约，将会持续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跨国公司的利益。
（作者为慕尼黑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达莉亚·马林（Dalia 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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