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是在安徽的小巷里长大的姑娘

　　严歌苓与安徽有很多的缘分。

　　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上海，其父为作家萧马，后举家迁往安徽，严歌苓便是在安徽省作家协会的大院里长大的。严歌苓成长在充满艺术氛围的环境中，三四岁时，母亲每天把她抱在身旁，念《莎士比亚》剧本里的台词；父亲常常在家中画画，拉小提琴……父亲的书柜里摆满世界名著，严歌苓想看什么，父亲从不阻拦。小小年纪的严歌苓看完故事就去学校讲给同学们听，记不清楚的部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编一段。她的创作才华，那时便埋下了种子；而对于人性的思考，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本期选择两篇作品，组合成“芳华”严歌苓的安徽记忆。

　　严歌苓说，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有一丁点儿她自己。

　　她出生在上海，成长于安徽、四川，之后辗转于美国、尼日利亚、中国台北、德国柏林，是一个典型的寄居者。“寄居”的状态就是处处无家、处处家。如今，这个从安徽小巷里走出去的姑娘写尽《芳华》，兜兜转转，重新回到故事的原点，不仅“找”到了女儿，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在安徽的小巷子里长大的姑娘

　　严歌苓的父亲和爷爷都是作家，母亲是演员。她的童年是在安徽作家协会的大院里度过的。12岁时，严歌苓成为成都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一直跳到25岁。

　　“那个年代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舞蹈、唱歌，但是像我这样真正专业学舞蹈的人不多，也许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舞蹈。”

　　严歌苓还感觉到舞蹈对她日后写作的帮助。“舞蹈讲究节奏感，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作品，写东西如果抓不到叙事的节奏，就没了章法……”

　　她甚至没觉得舞蹈的苦。“我是一个挺能吃苦的人。开始，有人觉得写作、学英文挺苦的，我都没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吃苦才能显示出生命的强劲，没有一点苦吃，好像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好像是一个贱骨头。”

　　“很多东西都如此，比如吃辣椒、喝烈酒，品味的同时也要付出代价，最甜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感觉最好的。”

　　这段军队的生活，在她的作品中有很多反映，如《一个女人的史诗》。小说讲述了女文工团团员田苏菲在1947年到1980年的漫长岁月中苦心经营爱情和婚姻的故事。

　　有人问田苏菲有她的影子吗，严歌苓意味深长地说：“我作品中的每一位女主人公都有一丁点儿我自己的影子。我父母都是从文工团出来的，我经常听他们讲年轻时候的故事，还有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严歌苓不否认自己的早熟，她的初恋，是15岁，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她不愿过多讲述其中的细节，只淡淡地说：“当时部队对这方面的事特别敏感，其实很多人都在恋爱，只是我落在了白纸黑字上，我们经常写信，就暴露了。当时爸爸是一个被打倒的作家，这样的家庭背景，挺异类的，所以对我的处理非常严重。这件事，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创伤，也是一种耻辱，以致影响到我之后的人生。”

　　“我这个人是不记仇的。我当时的感觉仿佛一个犯了错误的大雁，被群雁抛弃在队列外，这只孤独的雁也许一两天之内就会死掉了……有好几年，我被整个集体排斥，无论我多么努力地练功，都跳不上主角……”

　　“据说遗传基因对一个人的影响占70%，但那时我不信这一点，因为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作家，家里人也都没有这样的预计。我从小爱唱爱跳，父母认为我不是一个可以做笔头工作的人。但是到了19岁，我突然就开始搞创作了，一直写到今天。”

　　“我妈妈是一个比较爱绽放的人，她在部队文工团唱歌剧……我不想像妈妈那么奔放，我觉得自己更喜欢安静，不适合做演员，所以越来越觉得舞台上的我很痛苦，就感觉自己不知道哪里不对……忽然有一天发现我适合写作，好像是刹那间意识到的。从此就变成了一种能够藏起来的人。”

　　1983年，25岁的严歌苓从成都军区文工团调到铁道兵政治部创作组任创作员。

　　“我觉得父母之间的不幸福是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孩子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会向内心发展，就是比较早熟，比较复杂……”

　　在父母婚姻出现问题后，严歌苓也经历了自己的第一场婚姻。

　　严歌苓的丈夫是著名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虽然这段婚姻无疾而终，但她和前夫一家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对他们一家给予自己的温暖心存感激。

　　“我的人生是不能回避前夫的，虽然不乏伤心的印记，但毕竟我们一段时间的成长是交织在一起的，不想人为地割裂。况且双方的爱人都不觉得受威胁，既然做不了终生的伴侣，做永远的朋友也是可以的。特别是我父母离异后，妈妈在南京，爸爸在北京，这时前夫给了我一个很完整的家，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在这里生活那么多年，我感悟到：有乡土气息、有中国传统的家才是真正的家。”

　　与外交官先生的寄居者生活

　　严歌苓说：“在成都经历了这些感情波折后，我想我不可能再恋爱了，还有我觉得自己不会留在这个地方，会走得很远……”1988年，严歌苓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访美，后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并获写作最高MFA学位。

　　初闯美国，30岁的严歌苓从零开始学英语，并通过写作半工半读。“当时我去海外求学，跟我个人感情上的变迁有直接的关系——我渴望开始一段新生活。既然楼已经空了，人也不必在了，就人去楼空好了。校园是一个可以让任何事情重新开始的地方。”

　　“我觉得每一次成熟都伴随着对人生观的重新认识。也可以说是‘梦醒幻灭’。”然而，美国的生活并非严歌苓之前想象的那般理想和顺理成章。但也正是这段在美国的不同城市之间辗转的生活，让严歌苓遇到了情感的至爱——外交官劳伦斯。这段感情开始之初，因为劳伦斯的外交官身份，加之严歌苓当过13年兵，美国联邦调查局屡次对她进行盘查，甚至让她接受测谎。最后，劳伦斯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放弃了前途无量的外交官生涯，选择与严歌苓结婚。

　　劳伦斯的中国名字叫王乐仁。他辞职后，在德美商会以及风险投资公司分别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又有了机会，重新做外交官。“因为他会9种语言，只有做外交官才能用得着这种才能。”由此，严歌苓与先生开始了世界各地的寄居生活。“我觉得做外交官很好，能有机会到全世界各地走走，这是一种很特别的阅历。”

　　严歌苓的先生对她的英文创作帮助很大。有一次，严歌苓正在写一篇英文小说，因为还没有想得特别周全，就先打了一段。这时候先生回来了，看过以后觉得严歌苓写的这段英文很地道、完美，忍不住问她：“你是在练英文打字吗？”那天恰好是圣诞节，之前，先生还在问严歌苓要送他什么礼物，现在，先生指着电脑屏幕上这段未完成的英文手稿，说道：“这个礼物就足够好了！”

　　这无疑对严歌苓的英文创作是一个很大的褒奖。“我的英文写作离不开他，他是我的第一编辑，有一些语法错误他都会帮我纠正过来。他知道我要讲什么，可以用更加母语化的语言来表述。”

　　除了写作中的默契，严歌苓与先生在生活中也是有商有量有情有调。

　　“有时候我在家写作，顾不上梳洗，穿着睡衣就写了一天。但逐渐我觉得这样不好，对美国人来说，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要在衣着上表现得很得体。要不然，你的先生会想：‘哦，外面的人看你都是很光鲜的，我就看你这个样子！’还有，我觉得女人打扮也是为自己，优雅漂亮的形象，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心理暗示。我们家那么多大镜子，走来走去看见自己蓬头垢面的样子，心理暗示会很糟糕的。”说这番话时的严歌苓，举手投足间，就是一个优雅的女人。

　　严歌苓的心理暗示，还包括环境和气氛。家里收拾得整洁、干净，有许多鲜花盛放，有一个宁静的空间，严歌苓觉得这些都利于写作。“我先生总结我是一个不能一边走路一边吃口香糖的人。完全的一心不可二用，这可能也是一种缺陷吧。”

　　未知的下一站，定格的三口之家

　　严歌苓与先生“寄居”的第一站是非洲的尼日利亚。“寄居的心情很复杂，开始我不适应……等适应了又必须得走。”

　　“每到一个地方都这样，刚到尼日利亚的时候找不着北，尤其我方向感又特别差。出门时，拐一个弯就得回头看一眼，非洲又是打电话不通、上网不通的地方……所以一度心情很烦躁。”

　　“现在想想那种隔绝的生活对写作蛮好的。”女人都是健忘的，严歌苓有些自嘲道。

　　在如此宁静、远离喧嚣的环境中，严歌苓写出了《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和英文小说《宴会虫》。“我现在很留恋那段生活，不会因一些外部事情干扰而切断创作，非洲比较远，我很少回来。”

　　2006年，中国台北是严歌苓的第二站。后来，她和先生到了柏林，这是他们的第三站。

　　严歌苓创作《寄居者》的初衷，就源于1993年她和先生去柏林旅行，在柏林墙看到的一个故事的蓝本。

　　很玄妙，严歌苓很多作品的素材都是听来的，除了《寄居者》，还有《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等。在她看来，根本不必去编，生活中的很多故事就很离奇。她很享受把一个离奇的故事写得很生活化的过程。“你写了，说明你跟它有缘。”

　　比如，她很多作品中都写到了孩子。

　　有一段时间，严歌苓沉醉在与先生其乐融融的二人世界中，但她一直还有一个期盼，就是做母亲。但是，因为严重的失眠，她服过很多药，因此失掉了三次为人母的机会。这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缺憾。直到女儿妍妍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女儿是严歌苓收养的，快6岁了。说起女儿，严歌苓跟许多母亲一样，带着欣慰的笑容，津津乐道：“我的女儿会背很多唐诗宋词，小时候我爸爸也是这样教育我的。我特意买了一条大狗，我觉得孩子跟动物在一起生活会变得善良、更有想象力，我小时候，家里就养了一些动物。”

　　严歌苓与女儿的相遇就很“离奇”。她曾和好友陈冲在美国读过一本书，是关于一个美国女作家收养中国小孩的故事，那个女作家特别想帮孩子找到生母，于是就带着他回中国寻母。陈冲很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为此她们二人一起，来到了严歌苓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安徽，到安徽合肥、马鞍山和芜湖的孤儿院。在马鞍山的孤儿院里，严歌苓见到了妍妍……

　　现在的严歌苓，常与先生一人一杯红酒，海阔天空地聊天，偶尔听到女儿朗诵不是很流利的唐诗，很享受三口之家的幸福。

　　文/王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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