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试季前，我们教研室在微信群里讨论监考安排。一位同事说，外教住得远（她家在顺义，我们学校在海淀，单程有40公里），跑一趟不容易，就别安排她监考了，我们中国老师可以把任务分摊掉。外教在群里说，没关系，不用替她考虑，只要有需要，她任何一天都可以来学校监考。
后来外教专门私信了我，说她本人挺愿意监考的，因为一个学期结束了，参加监考也是她工作的一部分。我就跟同事商量，把原本排给我的场次改成了外教。同事挺不解，来回跑四个小时就为了监考，未免太折腾了。
其实我蛮理解外教的，如果不安排她监考，她会有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况且我知道圣诞节的时候她回了一趟国，若不是元旦过后有期末考试，她可以在家一直待到二月底的。但是她一过完圣诞节就匆匆赶回了北京，就是为了来参与学校的期末工作。跟中国老师一样承担监考的任务，在她看来就是工作价值的体现。
不仅如此，外教还希望参与判卷的工作，我就把精读考试中的名词解释题和作文题交给她判。虽然这两道题在整份试卷中占比很小，而且两个人合作判卷，效率可能还不如一个人来得高，但我觉得应该充分尊重外教的意见。我看到她那部分判得格外仔细，很显然，对于这份工作，她是抱着极为认真的态度去做的，她希望自己的参与是有意义的。
因为学外语的缘故，我曾在旅行社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候经常出全陪，带外国旅行团去全国各地玩。我学的这门外语比较偏，大部分城市都没有会说这个语言的导游，于是到了外地，我通常会把地陪的讲解任务也承担下来，而地陪只负责带路、订餐、安排行程等事务性的工作。很多年来，我们都是这么操作的，大家只是觉得我既当全陪又当地陪比较辛苦，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对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那天我们结束了在上海的行程，前往下一站苏州。在上海火车站，我们跟地陪挥手告别。我带着老外走过安检口，来到候车室坐下。这时我接到了地陪的短信，她说忘了一件事情，让我回车站门口。我跑去那里找到她，只见她递给我一个信封。我问那是什么，她说，那是临别时客人给的小费，她觉得给多了，一路上都是我在忙，她好像什么都没做，不好意思拿那么多钱，就从中匀出一部分给我，因为“这些钱理应是你得的”。
站在人潮汹涌的火车站门口，面对地陪递过来的信封，我着实有点凌乱。平时同事们在一块儿聊天，抱怨老外们给的小费太少是常有的事，但有人觉得自己小费拿多了，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地陪跟我说，其实这一路上她挺尴尬的，只听我在车上滔滔不绝地给客人讲解，她虽然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却什么话也插不进。她甚至觉得，整个旅行团的老外和司机都在默默地质疑她，她在我们这个团队中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地陪给我的钱最后我没有收，但这件事让我开始反省自己的工作方式。那以后每次出差，我会十分注意给同事们创造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这个地陪的故事告诉我，并不是所有人都选择倦怠，工作也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赚钱。用劳动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才是工作的核心意义。
很多刚进大学的学生都会问我：“毕业后我们会做什么工作？”以前，我觉得这些学生太着急了，应该先把眼下的专业学好了再来考虑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会想，学生们思考这个问题再正常不过了，他们也许并不是关心自己以后能有多少收入，而是希望今天所学的东西是有用的，希望将来自己对社会是有用的。
有一度大家似乎对“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很是反感，然而思考“学完之后有什么用”，其实是学生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追问。这个问题不仅不浅薄，而且不应该被回避。这既关乎学生的前途命运，也关乎我们老师的工作意义：我们每天这样上班、下班、备课、考试、开学、放假，我们的社会价值，究竟有没有实现？
文/徐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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