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那座“老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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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8-04-25 14:17
朱元璋对负责修建的官员有特别吩咐:尽量修好点
在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一带,曾经有一座金碧辉煌、可以和北京故宫媲美的老皇城,那就是“蜀王府”。虽为王府,它却俨然有皇宫的气派和威严,故老百姓称之为“皇城”,其前面的牌楼、拱桥和一大块广场,则被称为“皇城坝”。
老皇城的兴盛和衰亡,书写了成都一段灿烂且悲壮的历史。
缩小版的“紫禁城”
包括天府广场在内的一大片区域,过去都是成都老皇城的旧址。
公元1378年,明太祖朱元璋册封最宠爱的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3年后,朱元璋派人到成都为儿子修建“蜀王府”,并提出了具体要求:“营国五担山(原蜀汉皇宫所在地)之阳,砖城周围五里,高三丈九尺。城下蓄水为濠。外设萧墙,周围九里,高一丈五尺。”
《明史》卷68《舆服志》对明代诸王府的规制作了明确的记载:“其制中曰承运殿,十一间,后为圜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间,承运殿两庑为左右二殿,自存心、承运周回两庑至承运门为屋百三十八间。殿后为前、中、后三宫各九间,宫门两厢等室九十九间。王城之外周垣四门,堂库等室在其间,凡为宫殿室房八百间有奇。”虽然蜀王府完全按照上述规制修建,但朱元璋对负责修建的官员有特别吩咐:要尽量修好点。
历时8年,至1390年,蜀王府才宣告竣工,建筑格式、布局基本上仿照了皇宫,是明代藩王府中最富丽雄伟的一座,可谓缩小版的紫禁城,故百姓称之为“皇城”。
蜀王府坐北朝南。北起东西御河,南到红照壁,东至东华门,西达西华门,周长2500多米,面积38公顷,处处殿阁楼台、金碧辉煌。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有承运门、承运殿、端礼殿、昭明殿等。正门点缀着乐亭、表柱、三桥、石狮等皇家建筑,处处体现出皇家威严之气。
承运殿是蜀王府的心脏,为蜀王理政之处,用西南名贵的楠木制成。北面有用楠木制造的蜀王宝座。再后就是蜀王居住之处,建筑十分精巧华丽。
蜀王府南边最远处为一座石砌照壁,照壁通体金字,在太阳映照下,泛着红色的光芒,故老百姓俗称红照壁。如今石壁早已不存,但这个地名却一直沿用至今。
红照壁往南是一条笔直的石铺甬道,两旁各有民居二区,其间有四条东西向的街道分隔,街口各竖牌坊一座,分别名为“盖懋厥德”“永慎终誉”“江汉乾宗”“井参拱极”。
甬道北端,东西两边各蹲着一座威武生动的巨大石狮,石狮外侧,各有一座汉白玉华表。石狮身后,一道河水自西北逶迤流来,在宫城萧墙前改为西东流向,成为宫城第一道护城河,即金水河,后世称为金河。嘉靖《四川总志·藩封·蜀府》载:“端礼门前外东西道有过门,南临金水河,并设三桥,桥洞各三。桥之南设石狮、石表柱各二。
今天,你从人民公园正门进入,刚进大门需先经过一座石拱桥,而桥下这段小小的河沟,就是老皇城原来金水河的一段,这也是当年占据成都城三分之一的蜀王宫留到今天唯一的地表遗存。
蜀王宫城的豪华壮丽影响深远,明代的高僧、官员、学者,甚至外国传教士等都曾留下赞美的诗篇。
万历初,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文中写道:“宫阙、卤簿,视我朝廷不啻半之。”意为,蜀王府建筑的壮丽气派足有中央朝廷的一半。
冤死的监工
蜀王宫是明代所有藩王府中最豪华、最气派的一座宫殿,其规模和精致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王府。如果论功行赏,工程监工康公公自然是头功,遗憾的是,他却成了冤死鬼。
朱椿封为蜀王时刚7岁,仍留在南京,朱元璋派了一个康姓太监先到成都,又特地任命国子监助教陈南宾为蜀府长史,负责监工督理,为朱椿营造蜀王府。
康太监奉了圣旨,急赴成都开始大兴土木,并按皇上要求,以京城的模样,最高的规格,极尽豪华来修建。但工期一拖再拖,花了国库的大量钱财。
康太监自恃圣旨在手,常到户部软索硬要,引起户部不满,便上奏皇上说康太监借机中饱私囊,把国库挖空了。朱元璋大怒,认定康太监贪污而敕其自尽。待朱椿长大后来成都就藩,发现历时八年修建的蜀王府竟然如此富丽雄伟,认为康太监是被父皇误判而死,是冤枉的。
朱椿念康太监对自己的忠诚,便修了一座祠堂来悼念他,取名叫“康公祠”,祠堂所在的街道改名为康公庙街,也就是今天的康庄街。
康太监的确死得很冤。当初,朱元璋派他到成都督建蜀王府,曾特别吩咐“修好点”。而康太监又深知朱元璋特别宠爱朱椿。所以,康太监领旨之后,日夜兼程,赶赴成都,备工选料,大兴土木,建筑工程极尽豪华堂皇,真正地应验了明太祖的诏谕:“非壮丽无以示威仪”!
只说建造中的一件小事足见康公公的忠心。他发现成都土质疏松,为了使蜀王府四周的两道城墙更为坚固,千里迢迢把筑城的基土从汉中专驿运来成都,砖石之间则以糯米浆粘接固化。
据《明史》记载,蜀王朱椿自小聪明好学,博览群书,精通典籍,因而朱元璋曾戏称他为“蜀秀才”。朱椿在蜀期间,带动了蜀地的礼仪风尚,倡导文化教育。蜀人安居乐业,日益富庶,社会较为稳定,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2017年3月,成都体育中心进行整体翻修,在过去绿草茵茵的草地下,发现了明代蜀王府的苑囿和前后蜀时期王宫“宣华苑”的遗址,同时,还出土了很多蜀王宫建筑构件,目前部分遗址区域仍在发掘之中。
张献忠焚城
蜀王府建成之后的200年间,虽然曾经出现两次宫墙颓坏再维修,历经了1608年、1613年、1615年的三场火灾,但从整体上看,蜀王府并无重大损坏。
明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张献忠率农民军攻入成都,明朝末代蜀王朱至澍跳井而死,张献忠在成都自称大西皇帝,并将蜀王府改为西王府。《锦里新编》记载:“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蜀王府为皇宫,改承运门为承天门,承运殿为承天殿。以门外屋为朝房。”
据史料记载,当年冬至时节,张献忠在蜀王府大宴宾客:“列筵丰美,堪比王家,宾客众多,难以尽计”。宴会设在“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这表明,此时蜀王府虽然经历了政权更替,但依然是蔚为大观,宏丽雄伟!
仅仅两年后,张献忠被迫撤离成都,撤离前,张献忠焚烧了蜀王府,只剩下部分宫城、三道门洞,以及门外横跨在御河上的三座石拱桥。清代诗人葛峻起在《咏明蜀王宫城》中写道:“蜀王宫殿已成荒,一带修篁傍女墙。惆怅当年御沟水,蝉声犹自噪斜阳。”
沈荀蔚所著《蜀难叙略》载:“贼自出屯以后,日惟焚毁城内外民居及各府署、寺观,火连月不绝。惟蜀府数殿,累日不能焚,后以诸发火具充实之,乃就烬。其宫牆甚坚,欲坏之,工力舆砌筑等不能待,乃止。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裹纱罗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就是说,张献忠的军队在蜀王府的宫殿柱头上裹紧数十层棉纱,再浸油三日,才用火烧,使得柱折殿倾,彻底焚毁了蜀王府。
《圣教入川记》也载:“张献忠由川往陕,离成都时下令将皇宫焚毁。在城外见隆烟腾起,火光烛地,大为狂喜。复令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以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实属可惜!”对此,清代史学家、文人学者和中外亲历者均有类似的详尽记述。
一座有200多年历史、金碧辉煌的宫殿被付之一炬,一座繁盛了两千多年的成都城也被烧得只剩下一片焦土。
张献忠毁城后的数十年里,包括蜀王府在内的成都城“人烟断绝,唯余荒烟茂草、颓垣败砾”,成群的老虎、豺狼等野兽在“城”中游弋,蜀王府遗址俨然成为“老虎的乐园”。
从“贡院”到“贫民窟”
清代康熙初年,四川省会由保宁(今阆中)迁还成都,清政府在原蜀王府承运殿前划出一部分,改为三年一考的贡院。贡院中主体建筑“明远楼”和“至公堂”,皆沿南北中轴线建造在“蜀王府”宫殿旧址上。东西两边则为上万间的考棚,是全川学子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的地方,规模最大时可让13900多人同时进考。贡院前一条长300米的皇城坝街,也改名为贡院街。
贡院中至公堂前竖立了一牌坊,正中有“御书”木匾,下面有乾隆御书“旁求俊义”四字。
1911年11月27日,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宣布独立,昔日宫墙因此被拆,部分砖瓦用于修建至今矗立在人民公园内的保路纪念碑。
据清宣统元年出版的《成都通览》记载:“蜀王宫今之皇城,明洪武中,为太祖第十一子献王封蜀时建,砖石一切皆明物。”这说明,在清代末期,蜀王府遗址地表尚存有一些明代的残砖碎瓦和相对完整的建筑构件、雕塑等物。
1917年护国战争后,驻守成都的川军刘存厚、滇军罗佩金和黔军戴戡为争夺四川的军政大权在成都展开了激战,老皇城不可避免地成为战场之一。
十多年后,1932年又爆发了近代四川最大的一次军阀战争,刘文辉刘湘叔侄逐鹿四川。蜀王府内的煤山是全城的制高点,成为双方拼死争夺的重地,一个多月的大炮轰炸和枪战,双方死亡人数达一万四千五百多,煤山成为了坟山。至此,皇城坝成为了令人望而生畏的“鬼地”。
两次军阀大战使蜀王府遭到极大破坏,老皇城也逐渐被废弃,但明远楼、至公堂等建筑还一息尚存,并未被完全毁灭。
1939年,日本飞机轰炸,毁坏了老皇城和附近的上千家民宅,导致一万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同时,逃难到成都的难民又增加了十几万。严重房荒促使当局出台皇城坝私造公助政策,动员无房户在蜀王府遗址上搭建房屋,谁修归谁。于是,蜀王府遗址所剩明代残砖旧瓦便成为大量难民的搭建材料。尔后,皇城坝成为三教九流人群的集聚地,成为了以城市贫民为主体的贫民窟。
只剩下几个地名
1949年后,成都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在市政设施、道路的多次改造中,蜀王府残存在地表上的遗物逐渐消失,只剩下与北京故宫老地名相同的地名:金水河、玉带桥、东华门、西华门。
1968年12月,成都老皇城地表上的最后一点遗迹,也在爆炸巨响中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展览馆,现为四川省科技馆。
随后的几十年里,在这一区域,不断有各种文物出土,都明显打上了蜀王宫的烙印,述说着当年蜀王府的宏伟辉煌。
一座老皇城永远消失在了成都的地平线上,但它曾经的辉煌和衰落都融化进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中。老皇城、摩诃池、唐宋街坊等,都是古老成都积淀了几千年文明进步的阶梯,它维系着这座城市,从过去走到今天,直到未来。
文/蒋光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