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家书传递岁月深情——专访《信·中国》主持人、总导演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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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8-05-05 09:26
通过那些书信,我们想带着大家一起去看这97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路
“这是一个我从未见到过的节目模式,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对英国、印度、美国等需要回看历史的国家而言,会有很强的吸引力。”2018年4月8日,法国戛纳电视节中国原创节目模式推介会上,国际著名模式公司以色列Keshet公司的首席运营官Alon这样评价中国的一档电视节目。
这档节目就是目前正在央视热播的《信·中国》,这也是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首次担任总导演的转型之作。朱军的另一个身份,是这档节目的制作人。
该节目以“信”为载体,传递“信仰、信念、信守、自信”的内核,每季选择一个书信主题,每期精选若干封“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的信件”,展现从1921年建党至今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书信。写信人是有爱有恨的仁人志士,念信者则是深情献声的明星。
2018年3月9日首播当晚,节目迅速在社交媒体引起强烈反响。有网友评价:“每一封信都是那个时代的声音,无论社会怎么变,有些东西总要印在心上,铭记历史,永不敢忘。”
《信·中国》为什么能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动?节目进行了怎样的模式创新?
“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泪流满面”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选择《信·中国》作为你的首次转型之作?
朱军:这个节目在我的心里已经很久了。《艺术人生》推出之后,好多年一直处于风头浪尖,几乎拿遍了各种电视奖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节目样态开始老化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我到底要做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哪一年开始有这样的思考?
朱军:至少是从2010年开始。在这之前,娱乐节目风头刚起,我也想作一些改变,不想让大家觉得你只会主持《艺术人生》,只会所谓煽情。我当时策划了一档节目《异军突起》,节目后来被人们评价为步子迈得有点大,不太像央视的节目。
《异军突起》无疾而终后,我想人们可能对朱军有一个固化的印象,你自己想突破就很难,比如后来我主持《星光大道》人们也并不太认可。于是我开始思考,是做娱乐节目,还是做一些有深度的、能够引发人们思考的、体现主流价值的节目?
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当鲜花和掌声成为常态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泪流满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思考越来越多,这个节目就是在这种长期的思考下应运而生的。我想,在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国家平台上,应该有国家担当、家国情怀。
“这不是一种传承吗”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家都很少写信了,节目为什么会选择以“信”为载体?
朱军:20多年来,几乎每天我都会收到大量观众来信,一笔一画间的真诚,让我对书信充满了感情。在新时代的中国,有一些信值得被更多的人关注。通过那些书信,我们想带着大家一起去看这97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路。
我们找到的都是他们的家信。从一开始我们就定了一个基调,就是绝不唱高调,绝不喊口号。我们想挖掘人性层面最让人感动、最闪光的东西,用人性的光辉去映照党性光芒。
《瞭望东方周刊》:从2000多封共产党员书信中选出60多封,如何甄选?
朱军:他们中有创党的元老,有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牺牲的先烈,有大国工匠,还有普通的士兵,他们构成了我党的中流砥柱。
选择的标准,首先是能够打动我们。字里行间充满真诚,最能够表达或者代表信件当时所处的那个历史阶段。
60多封信中,有伟人名人的信,也有普通共产党员的信,有亲情、爱情,也有家国情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由这么一群具有人性光辉的人所组成,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从这些人的家信当中,你能够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瞭望东方周刊》: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朱军:比如“90后”武警战士张钊,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选择了当兵,是因为3岁时为洪水所困,被武警战士相救。他在2017年抗洪期间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1998年大洪水他们帮助了我们,今天我们来帮助你们。”
懂得感恩,这不是一种传承吗?
《瞭望东方周刊》:每封信的背后都有很多故事,怎么收集这些故事呢?
朱军:我们的团队去了档案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查找资料,甚至到北师大的家书博物馆查找各地的红色博物馆信息,只要有跟这个人相关的文字记录,就要去查。
把资料全部拿回来之后,还得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要做取舍,工作量特别大。
比如说在每一封信里面,如果有一个疑点我们解释不通,或者说我们找不到一个特别合理的证据,我们就会去找,通过各种手段去找。
“她不是生下来就是钢铁造就”
《瞭望东方周刊》:第5期节目中,一封杨开慧写给丈夫毛泽东的信令人印象深刻,是写完后几十年才从墙缝中被意外发现,收信人直到去世也没有看到过它。
朱军:杨开慧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位女党员,她有革命的意志、革命的理想,但从人性层面上来讲,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她也是害怕的。
你在那封信中听不到一句口号,只是告诉润之“我爱你,我想你,我害怕,你回来吧”,我觉得这更让人觉得亲近。
这封信写完之后,她塞到墙缝里,毛泽东一生没有看到,毛岸英一生也没有看到。上世纪80年代末修缮杨开慧故居,才被人从墙缝里抠出来,字迹已经不太完整了。这封信被发现之后才还原了那段历史,我们觉得特别感人。
《瞭望东方周刊》:这封信还引发了激烈讨论。有网友认为,这是对英雄烈士隐私的侵犯。对此,你怎么看?
朱军:其实我能理解网友的这些想法。我们节目的出发点是要去还原一个真实的共产党人,她是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有情感的人,她有爱有恨,也有恐惧和胆怯,但所有的一切都战胜不了她内心坚强的信仰。
这个形象是立体的、完整的、真实的,而不是生下来就是钢铁造就。
《瞭望东方周刊》:类似这样的信还有不少吧?
朱军:比如瞿秋白六天里给妻子写了三封情书,每封信的开头都是“亲爱爱,乖爱爱”,你再看他就义的时候提出“不能打我的头”,就不难理解了。说得通俗一点,这其实是一种“头可断、发型不可乱”的倔强浪漫。
面对敌人的枪口,瞿秋白在草地上盘膝坐下,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此地甚好,开枪吧。”那一年,他36岁。你说这个男人怎么能够有如此的壮举,又有那么缠绵的情感?当你把他的信和这些情景联系起来,就看到了一个丰满的人。
“能不能再来一遍”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档唤起人们坚定信仰的节目,有很多革命先烈的家信请的是当红艺人来朗读,是否有基于吸引年轻观众的考量?
朱军:当然有这方面的考量。有人问我,为什么都要选择明星来读信?我回答说,《信·中国》节目中没有明星,只有信使,这个概念必须强调。
别人会说,你请的明明是明星,非得说他不是明星,这不是矫情吗?一点都不是矫情,因为我们选择这些人是有标准的,首先他跟这封信要契合,比如性别、年龄,另外也要考虑这个信使的影响力。
我们希望这档节目老少都能喜欢。实际上,现在播出五期之后,从各项指标来看,很大一批受众是包括“00后”在内的年轻人。
《瞭望东方周刊》:第一期节目中有一封黄继光写给母亲的家书,由杨洋担任信使,他一出场,现场就响起了一片尖叫声。
朱军:在录制现场感受更为明显,我说我的耳朵都受不了。但是当杨洋打开信件开始念的时候,观众就从刚开始的那种亢奋,变得慢慢沉静下来,进入信的情境中,到最后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对于信使和观众而言都是如此。杨洋一开始时说:“现在还用念信吗?”但是当他进入以后,慢慢内心有了敬畏。第二遍录完,杨洋到我跟前说,能不能再来一遍?这一遍录制时,当他说完“不立功,不下战场!”,心潮澎湃地挥手重复了一遍,而现场所有的观众也一起跟着说“不立功,不下战场!”
其实,你给年轻人一个平台,让他站在那儿,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年轻人既有开放的眼光,也明白血脉的传承。
“我也没跟你说要劳务”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这些年轻的艺人,我们还在信使中看见了很多知名老艺术家的身影,表现如何?
朱军: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就是张少华老师来朗读的。张少华老师刚做完手术,还没有痊愈,是坐着轮椅来的。好多人还以为轮椅是道具。
张少华老师把信重新抄了一遍,在上面画了好多记号,有横线,有三角符号,还有圆圈。她说,“我不能有丝毫马虎,要不然的话我对不起黄继光的妈妈。”她确实非常投入。
还有李幼斌老师,最初我请他来的时候,他说自己从来不参加综艺节目,我把彭雪枫司令在战场上写给妻子的信发给他,说:你看完之后依然觉得这事不能干,那我绝不勉强。资料发过去没几天,他就答复了:什么时候录像。
这让我感到特别开心,说明节目有吸引力,人们愿意在这样正能量的文化节目当中有所表现。
《瞭望东方周刊》:谈到这次嘉宾阵容,你在开播发布会上说:“这些人加起来,《信·中国》的‘票房’价值超过500个亿”。
朱军:那是一句玩笑,但这次的确来了60多位明星。
《瞭望东方周刊》:这么多明星,怎么支付报酬呢?
朱军:他们都是友情出演的,要不然节目根本就做不了。李幼斌老师同意参加节目后,我赶紧说明:栏目经费非常紧张,可能没有什么劳务,你就权当奉献了。他说:“我也没跟你说要劳务。”
他们知道这个节目不是商业演出,知道这个节目是为新时代服务,是为人的情感服务的,所以都愿意友情出演。
“不惜成本”
《瞭望东方周刊》:读信类电视节目早已有之,你将读信和解信这两个环节融为一体,这种创新的叙事策略,是出于哪些考量?
朱军:从艺术角度出发,我们想在节奏上作一些突破,如果信使念完信后我们再解读,节奏过于单一。
更重要的一个考量是,信使念了一段后,我去交代背景,这不光是对信件内在情感的推动,也会让观众对下一段的理解更加深刻。
比如清明节期间播出的陈觉、赵云霄烈士写的信,如果不交代背景的话,你就会不理解信使胡可最后为什么哭得稀里哗啦。
《瞭望东方周刊》:《信·中国》的舞台视觉效果十分逼真,节目在这方面作了哪些创新?
朱军:我们运用了一种先进的舞台美术技术,叫做潘多拉魔盒立体投影技术。整个现场有20台投影仪,可以360度全景立体呈现,还可以随着情绪变幻场景,瞬间就能让人身临其境,回到信件写就的年代。
比如说念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信时,当我说到“这封信是邓颖超大姐在周恩来去世之后坐在海棠树下写成的”,现场马上会呈现一棵非常漂亮的海棠树和树下的一把摇椅。这种技术在全国甚至全亚洲都是第一次使用,投入很高。这种舞台技术也让我们对节目有了更多的信心。
《瞭望东方周刊》:可谓不惜成本。
朱军:说到“不惜”,在这档节目中,我们所有人可以说是不惜情感投入,不惜时间成本投入,也不惜经济成本投入。其实,我们就是想做一个能够表达内心,能够符合当今主流价值观,能够唤起人们坚定信仰的节目。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雪梅/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