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北京印记”（下）

　　“鲁迅和北京，是相生相成的关系。北京是周树人成为鲁迅、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地方；倒过来，鲁迅也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

　　东方饭店：鲁迅安顿亲友之所

　　西城区万明路11号，是距天安门、前门等北京市中心不远处一处相对安静的地方，这里坐落着一座貌不惊人的饭店：北京东方饭店。

　　虽然貌不惊人，却极具故事——北京东方饭店建于1918年，民国初期与北京饭店、六国饭店齐名，是京城三大饭店之一，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等重大事件，都在此留下了印记：1922年，罗文干、蔡元培、李大钊、蒋梦麟、胡适、马叙伦等北大教授，在东方饭店宴请苏联政府代表团；1925年至1926年，钱玄同、赵元任、刘半农、黎锦熙、林语堂等学者，每月聚集在东方饭店研究汉语注音问题；1928年6月10日，白崇禧率部进入北平，在东方饭店宴会厅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北伐胜利；1935年至1936年，张学良、张大千等人住在东方饭店。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在对面的新世界游乐场散发传单，随后在北京东方饭店门前被捕。抗战期间这里被日本人占用，新中国成立后它长期作为高级接待机构……

　　走进饭店，人们仿佛走进百年历史的尘烟之中：大堂迎面就是4幅油画，分别以民国时期发生在东方饭店的4件历史大事为内容，分别是：少帅斡旋、鲁迅避难、国语注音、北伐告捷，每幅油画的正下方，还分别配以一块铜板，中文在左、英文在右，以双语注解了画面中的事件。

　　一层大厅一侧有一个橱窗，里面展示了留声机、老式电话等东方饭店的早期物品，让人有种穿越感。东方饭店附楼内的1918咖啡屋，很有复古的味道，这间咖啡屋据说民国时期在北京就非常有名。

　　回旋的木质楼梯、玫瑰窗、落地大摆钟、铜把手……如今，这里依托独有的历史资源，正在全力打造“民国文化主题酒店”。欧陆经典风格的花园、上世纪初中西合璧的洋楼，将北京南城特有的怀旧韵味和饭店悠久的历史结合在一起。

　　有一次，一位外地来京的朋友住进了东方饭店老楼，没有想到这里都是“名人居”：“蔡元培”“傅抱石”“陈独秀”“张爱玲”“梅兰芳”“张学良”“刘半农”“林语堂”“老舍”“白崇禧”“巴金”“张大千”“李大钊”“邵飘萍”“茅盾”“叶圣陶”……一扇扇门上写着一位位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朋友就住在二楼拐角第一间的206室——鲁迅当年住在这里——门上一块牌子上写着“鲁迅”二字，右侧牌子上是鲁迅的介绍。镂空窗棂、彩色玻璃窗……走进房间，从家具到装饰，布置颇具民国特点。书桌上，还摆放着一个鲁迅先生坐着的小雕像……朋友灵机一动，就以鲁迅小雕像为前景，拍起“合影”照片。

　　墙上一块牌子写着：“北京东方饭店初期建筑：建于1918年，是当时北京唯一的民族资本自营的高档饭店，也是香厂新市区的组成部分。在此发生了众多历史事件，并且留下了各界名人的足迹，后几经变迁，至1986年恢复对外营业。其初期建筑原平面由呈‘口’字型的四幢三层楼房组成，现仅存1918年建设的西楼及1953年翻建的东南楼。2009年7月，被西城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鲁迅自己有家，为何会住到东方饭店？我向荣挺进老师请教。他介绍说，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及李大钊等一批文化人士遭到段祺瑞政府通缉，为安全起见，他先后在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等处避难。4月中旬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京，为防战事危险，鲁迅另租东方饭店一个房间，将母亲、夫人及住家里的朋友接来暂住，因直系冯玉祥主动撤离北京，战事未起，一天之后将其送回家。鲁迅外出避难的时间是3月26日至5月2日，其间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二十四孝图》等文章。

　　鲁迅的第二任妻子许广平回忆：“在鲁迅避难期间，奉军入京。那时守北京的是冯玉祥部，属于直系，奉直是不和的，一般人都恐怕会发生冲突。因此，鲁迅在某一天托人在东方饭店赁了一间房，把母亲及朱氏接去，另外还有一位住在他家的许钦文的妹妹羡苏，又托她到校邀我，一同去住在旅馆。第二日看看没什么事发生，母亲就回家了。此事荆有麟先生曾帮忙。”

　　东方饭店住宿价格不菲，如今多是老外在这里住宿。

　　翻看《文物古迹览胜——西城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才知道东方饭店还有这样的历史：曾悬挂于人民大会堂内的传世国画《江山如此多娇》，便是傅抱石、关山月于1959年7月至10月在此创作出来的。

　　青云阁：鲁迅来此饮茶会友

　　如果说东方饭店确实和鲁迅有渊源，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么，位于前门的青云阁和鲁迅又有何关系？

　　多年前，在大栅栏街道工委工作的一位朋友听说我是湖南邵阳人即宝庆人后，带我来到这个前门大栅栏西街和杨梅竹斜街之间的青云阁。原来，讨袁名将、宝庆人蔡锷将军就是在青云阁的普珍园结识名妓小凤仙，并多次在普珍园小酌，普珍园的一道名菜备受小凤仙喜爱，从而演绎了一段流芳千古的爱情故事。蔡松坡逝世后，小凤仙因无法忘怀，又来到青云阁找寻记忆……上世纪80年代在青云阁原址拍摄的电影《知音》，就是根据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的爱情故事改编的。

　　前门大栅栏西街是条步行街，33号青云阁如今已是政府招待所，在诸多临街店面中，这栋三层青砖小楼、典型的轿子型建筑显得鹤立鸡群。

　　走进这座已有两百多年历史、1905年重新翻建的小楼，里面别有洞天：中庭为跑马廊，两侧墙上贴着不少清末、民国的老照片，最后面是一整面墙，墙上写着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还提到了鲁迅等名人。

　　青云阁是清末民初北京四大商场之首，青云阁内的普珍园菜馆、玉壶春茶楼、步云斋鞋店、富晋书社等众多老字号留下了鲁迅与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等众多知名学者的足迹。

　　《文物古迹览胜——西城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如此形容：“为清末北京四大商场之首，是一座综合性商业娱乐场所，内设茶座、小型演出厅、时新百货商店，其功能和劝业场相似，但又比较高雅。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常来此饮茶会友……”

　　鲁迅先生在京生活14年，常到青云阁里的玉壶春茶楼品茗，他最爱吃玉壶春的春卷、虾仁面等名点，这在鲁迅日记中屡有记载，如壬子（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记云：下午同季市、诗荃至观音寺街青云阁啜茗；丁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记云：午同二弟往观音寺街买食饵，又至青云阁玉壶春饮茗，食春卷。

　　青云阁北侧的杨梅竹斜街，是一条倾力打造的文化小街，临街砖券大门匾额上，题刻着“青云阁”三个古朴的大字。

　　作为商场的青云阁存在时间较短，约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停业。这里还吸引了不少京剧名角，如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

　　鲁迅故居：丁香树格外繁茂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鲁迅博物馆内的故居，明显比八道湾原来的院子小得多。这是鲁迅于1924年春天自己设计改建的，是他在北京最后两年生活的地方，也是迄今鲁迅在北京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遗址。鲁迅在这里一直住到1926年8月离开北京去往南方。此后，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他两次自沪返京探望母亲，也在此小住。就是在这里，鲁迅完成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三本文集和《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部分精彩篇章。

　　故居门口有一个书店，各种版本的鲁迅作品和研究鲁迅的书籍摆满了书架，琳琅满目。我曾多次来到这里，走进故居，里面并不大，让人印象很深的是，院子里两棵鲁迅手植的丁香树格外繁茂，北屋后面还有一个小园子，仿佛儿时绍兴故居的百草园。

　　今天的鲁迅故居，被鲁迅博物馆“囊括”在内。走进博物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院子正中那尊鲁迅雕像。陈列室内有鲁迅手稿、生平史料、藏书、藏画、藏碑拓片、藏友人信札等文物藏品，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章太炎、钱玄同、许寿裳、胡风、江绍原、魏建功、瞿秋白、冯雪峰、萧军、萧红、叶紫、柔石、冯铿等新文化运动时期历史人物的遗物，大量的鲁迅著、译、辑、编著作版本和鲁迅研究著作版本、现代文学丛刊与新旧期刊，大量中外版画的名家名作，以及蒋兆和、李可染、吴冠中等一批大师的作品，让人目不暇接……

　　据说，加上位于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隶属于鲁迅博物馆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区，也是依托原北京大学红楼建立的旧址类博物馆、全国唯一一家全面展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馆，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物、图书等藏品7万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759件。

　　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早在1956年10月19日就正式对外开馆，那一天是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此前，1947年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病逝，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北平高等法院查封了故居，将其暗中保护起来。1949年10月19日，正值鲁迅逝世13周年，故居正式对外开放。次年3月，许广平先生将故居和鲁迅生前的藏书、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1954年初，文化部决定建立鲁迅博物馆，在故居旁增建陈列室。

　　阅读他的著作当然是第一要务

　　鲁迅在北京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至今留下“印记”的还有很多，比如位于西单西南侧新文化街上的北京鲁迅中学，是原“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学校”旧址。我曾有幸走进学校采访，一进古色古香的大门，两栋楼之间，就能见到鲁迅先生的白色塑像。青砖雕花，回廊相连，古色古香的建筑，静谧的校园，见证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鲁迅1923年至1926年曾在这里执教。校内迄今有保存完好的鲁迅先生任教时为学生演讲的礼堂、讲课时的教室等珍贵历史遗迹，礼堂现辟为“鲁迅生平展室”。

　　北京沙滩，一栋5层红楼巍然屹立，这就是1918年8月投入使用的北大红楼，迄今已经整整100岁。北大红楼现在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也是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红楼一层有蔡元培、陈独秀等风云人物的展览，左侧一间教室门口竖立着一块牌子，牌子上一侧是大家熟悉的留着胡子的鲁迅照片，另一侧则写着：“学生大教室：1920年8月，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鲁迅以他渊博的学识和精辟的分析，深深吸引着每一位听课的同学，教室常常爆满。有人回忆说，听鲁迅先生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从后门走进教室，正前方是一块黑板，教室中间摆放着32张我大学也用过的带扶手的木椅子……仿佛看见近百年前，一群青年在这里聆听鲁迅先生授课，讲述中国小说的缘起、发展……

　　就在鲁迅被聘到红楼授课前一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就是从离这间“学生大教室”咫尺之遥的“新潮社”教室——红楼东侧一间长方形教室——发端的：五四前夕，以新潮社社员为首的北大学生，在这里制作了3000多面旗帜、标语等。罗家伦在此起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发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呐喊，并在游行出发前印出2万份……

　　走到红楼东侧尽头，是“东方馆”，在里面买了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乔生的两本签名书《字里行间读鲁迅》《我心依然——读写鲁迅》。书中自序说：鲁迅生前身后曾得到过很多头衔，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战士、旗手、圣人、民族魂等等……给鲁迅这样丰富复杂、多面立体的人下定语，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用简单的贴标签、戴帽子的方式论定一个人物，是危险的。对于鲁迅这样一位文学家，阅读他的著作当然是第一要务。而且读得越细致越好……

　　鲁迅在北京一共居住过4个地方。除绍兴会馆、八道湾和宫门口二条外，还有砖塔胡同。

　　北京市西城区文委主任孙劲松告诉我，鲁迅先生搬出八道湾后，曾经在砖塔胡同住过10个月，后来才搬到目前宫门口二条鲁迅博物馆所在的故居，砖塔胡同原来住过的院子早已翻改得不成样子，但鲁迅先生有张在房前的照片存世，2011年，院子所在地本要腾退绿化，有学者提出那里是鲁迅先生在京连续的4个居住地之一，应予保护。西城区在反复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结合砖塔胡同整理，准备拆除原有翻改建筑，查找资料，在原址复建……

　　往事历历，犹如昨日。

　　我们正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苦工”

　　环境究竟对一个人有怎样的影响？北京，对鲁迅有怎样的影响？

　　黄乔生说：“鲁迅正是这样一个人生遭遇极为痛苦的人……他经历的巨大痛苦主要来自精神，是不被理解的孤独和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他在北京前期就主要是这种痛苦的体验，但这个时期，也是他观察和积累的重要时期，没有这个时期，就没有后期的文学业绩。”

　　“鲁迅和北京，是相生相成的关系。北京是周树人成为鲁迅、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地方；倒过来，鲁迅也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某种程度上，是古都文化孕育了鲁迅，北京有这样的体量和内涵。”荣挺进研究鲁迅20多年，正撰写一本新书《家里的鲁迅》，“具体来说，人们把教育部小官周树人和文学大师鲁迅对上号，是在他发表《阿Q正传》之后，就是在八道湾居住时期。”

　　追寻鲁迅印记，还只是开始，而笔者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微信公号上偶然看到钱理群先生的文章《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仿佛正好是这种追寻的最好回答——2018年，恰逢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微信公号登出了钱理群教授于2006年9月写的文章：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就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

　　“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

　　“他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其主要内容就是以上所说的两个方面：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

　　“在我们今天这个浮躁、浮华的、空谈的时代，或许我们正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苦工’”……

　　这，也许就是钱理群教授出版《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全部意义，也是我们在追寻印记中需要感悟的深层内核。

　　有一天，和北京市西城区一位负责人谈起鲁迅时忽发奇想：能不能把鲁迅居住、工作和去过的地方串联起来，形成一个“鲁迅文化专线”呢？

　　期待出版《鲁迅在京工作生活线路图》，人们能沿着这条线路，感受近百年前的京城生活——这条专线，就可以从绍兴会馆出发，到西直门内八道湾原址建起的北京市三十五中院内鲁迅兄弟故居，再到新文化街上的鲁迅中学、前门的青云阁和虎坊桥附近的东方饭店、沙滩北大红楼……

　　想起鲁迅之孙周令飞强调的一段话：“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是应该让我们心中的鲁迅形象回归他的本色：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精神上的导师，生活中的朋友。我们对鲁迅的解读也不仅要有‘鲁研’，更要有‘鲁普’，即鲁迅的普及，就是以一种更为平易近人的方式，向人民传播他的精神人格和智慧，从而促进鲁迅精神的传承。”

　　印记犹存，精神不死……

　　(作者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总编辑）

　　文/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