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杨木梳（外一篇）

　　吃过午饭，走进书房，靠在椅子上正准备休息一会儿，忽然手机铃声响起，一看是个陌生号，我就顺手挂了。可是，连续挂断两次，第三次又顽强地响起，打电话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终于感动了我。我只好拿起手机，按键接通，扩音器中传来了一个久违的熟悉声音：“老师，我是冯家鸣，听说您光荣退休，回归故里。咱们原宗山中学83级同学都嚷吵着要给您举行一次宴会，主要是想和您见个面呢！有些人30多年没见过您了，想您的很！”打电话的人是我曾经的得意学生，原宗山中学高83级甲班班长，现某大型国企的主要领导，“同学们推举我跟您联系，我好不容易查到了您的手机号。打了几遍都是呼叫转移，我还以为打错了！”

　　“没错，没错！对不起！老师怠慢了！你不知道，现在不相干的电话是太多了！一看陌生号，我一般不接！”

　　不知冯家鸣没有听清楚还是故意跟我开了个玩笑。他说：“老师，我不是‘乙班’的，是甲班的冯家鸣！”

　　这个冯家鸣，还是那样幽默！我有点按捺不住地激动。没想到，30多年了，难得他们还记挂着我这个当了他们3年班主任的老师！但考虑到国家最近对吃喝问题管得很严，经常有人暗访，有时嘴稍微伸得长点就可能惹来一身骚气。自己退休了，倒是问题不大，但会不会给一些在职的学生带来麻烦呢？于是，我说：“家鸣啊！老师也非常想念你们，但吃饭的事就免了吧！”

　　冯家鸣不依不饶地说：“老师！吃饭不能免，免了吃饭就没闲传谝了！”感觉到我的犹豫，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老师，您放心，没有别的意思！今天是周末，我们是自掏腰包，不会沾国家一分钱的光。这是您教导我们的，我们没有忘记！”

　　冯家鸣这么一说，我便答应晚上参加他们为我举办的宴会。冯家鸣又在电话中告诉我，让我在家静等，晚上他和几个同学来接我。

　　下午的时光，在亢奋愉悦中很快度过，就是连每天午饭后的小憩也免了。还不到下午六点，“嘀铃铃”，门铃就快活地响了。来人果然是冯家鸣。高大魁梧，西装笔挺，油黑的头发闪光发亮，他还是上学时那么精神饱满，礼貌周全。进门腰就弯成了九十度：“老师，我们来接您啦！”

　　冯家鸣的身后跟着两名喜笑颜开的中年人，一男一女。女的上穿紫色印花仿绸衫，下着浅蓝色真丝褶皱裙，圆润的脸型，五官端正，小巧的鼻梁上架着一付淡紫色的太阳镜。这不就是当年的学习委员田亚绒吗？一个品尝兼优的漂亮姑娘！几十年来，这张脸在我的头脑中曾经萦绕过无数遍，即使再有变化，我也自信认得出来。男的光头圆脸，一双贼溜发亮的小眼睛，窄瘦的身板罩着一件肥大的T恤，雪青裤子，乳白色皮鞋，倒是显得十分精干利落。可是，我无论如何却想不起他姓甚名谁？看他和冯家鸣的熟悉劲，我估计他是冯家鸣的秘书或者司机。我心里略微有点不快。不是说师生聚会吗？怎么带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这个冯家鸣怎么能如此张扬？但当着别人的面，我没有说什么。

　　握手，倒茶，我把他们让进书房。他们几个进门就直奔主题，邀我赶快动身，说是同学们都等着急了。

　　几十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是开会还是赴宴，无论访亲或者会友，出门之前，都要梳理一下自己的头发。一直从满头乌发梳到现在的只剩几根黄毛，这个习惯从来没改变过。

　　我有一把杨木梳子，极普通的红杨木梳。木梳背上刻着一枝灼灼生长的兰花，三匹细长的叶子，两朵含苞待放的小花，典雅，纯洁，高尚。这把木梳是30多年前我离开陕西招聘到湖北教书时学生送的。为了珍视这段情谊，我把这把红杨木梳子一直带在身边，而且习惯于把它和书籍一起摆放在书桌前。在几个客人浏览我藏书的瞬间，我赶紧拿过红杨木梳子，把自己稀稀落落的几根头发梳理了一遍。梳理头发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在美容，而是在整理思想了。只要用这把红杨木梳理了头发，我的头脑就会清晰，思绪就会飞扬，这一天的整个活动过程就能顺畅美满。

　　梳完头发，我把梳子轻轻插进书桌前陶瓷缸子。当年的学习委员田亚绒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拿出我放进缸子的红杨木梳，端详了又端详。她说：“老师，你还像年轻时一样讲究！嗨！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漂亮的一把小木梳！”

　　小巧精致的梳子，被我的头油和体液浸润得晶莹透亮的红杨木梳子，拿在漂亮、文静、端庄的田亚绒手里，是那么的般配！几十年来困扰我的一个疑惑可能要水落石出了，送我红杨木梳子的人此刻可能就站在我面前。记得那年我离开宗山中学的时候，学生们暗地里酝酿着给我买礼物。尽管我一再拒绝，不准他们送任何东西，但热情的学生还是为我送了许多小物件：钢笔、笔记本、书籍、喝水的茶缸和杯子。

　　在诸多的礼物中，一把红杨木梳子最特别。杨木梳虽然普通，但送梳子人的细心让我感动。木梳背上的兰花显然是新刻上去的。兰花的旁边还有一行小字：送给敬爱的董老师留念，1983年6月。不知道是因为地方小还是送木梳人一时疏忽，也可能是他或她有意为之。唯独没刻名字。

　　因为我之前的不接收礼物声明，同学们的小礼物都是先交到学生干部手里，也忘记了学生干部们使的什么花招把礼物硬送给了我。一大堆礼物，我分不清都是谁送的，也没办法退还给他们本人了。为了礼尚往来，不管谁给我送的什么，我给全班同学每人回送了一个笔记本，并在扉页分别写了一句鼓励他们好好学习的话。为了携带方便，我把学生送我的所有礼物清理了一遍，最后只带了一把雕刻着兰花的杨木梳子。

　　临别的那天早晨，天下着蒙蒙细雨，学生们噙着热泪站在雨地里，默默地、谁也不吭一声。可等我刚踏上长途汽车，他们却稀里哗啦地哭出了声。一个用白布包扎着左手指头的小男孩追着汽车跑了很长一段路，他是我们班有名的俏皮蛋、淘气鬼，平时我没少批评他，没想到这个我以为一定会恨我的学生却哭得最伤心。

　　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不能忘记师生离别时的一幕。我在努力回想着那个白布包扎着指头的学生。尽管我一下子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但他当时指头上缠着白布的特别标记却引起了我的注意。记得当时在汽车门前围了一大堆学生，有个学生不经意间用手背笨拙地擦拭着眼泪鼻涕。白布包扎的指头洇出了新鲜的红血。我走过去，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头问他是怎么搞的？这个平常调皮捣蛋的男生竟然显得有点羞怯地说：“昨晚削苹果，划破了！”

　　汽车喇叭响了两遍以后，我上了车，被苹果刀划破手指的调皮捣蛋学生，他的感情像失去控制的闸门一下子放纵开了，他的嚎啕大哭很快感染了所有同学，接着便是许多学生的哭声。当时，长途班车上的人都用惊讶地目光看着我，纷纷赞叹我们师生情谊的真挚、深厚。

　　…………

　　当田亚绒轻轻地把杨木梳子放进玻璃缸的时候。我看见她呡在嘴角那一抹淡淡地笑。

　　几十年来，只要一拿起这把木梳，我就会思想送这把木梳的学生到底是谁？冯家鸣，我的得意门生，很能揣摩老师的心理，许多事情总是在我刚想到的时候他就已经办到。田亚绒，一个把美作为追求的女孩子，她能懂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还有毕业照前边蹲着的那一行女生，我把她们每人都想了无数遍。看来，今天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正当我准备对田亚绒大声说上一句：“谢谢你，亚绒！”的时候，冯家鸣的“秘书（也有可能是司机）”不适时宜地把田亚绒刚放进缸子的木梳又迅速拿了出来，他似乎对这把红杨木梳也感到很惊奇，拿在手里掂量了一下正准备说什么，却被冯家鸣的催促打断了。

　　出门下楼，来到一辆奔驰前，家鸣让我坐到首长位，他自己坐到了副驾驶位上，田亚绒坐在我的旁边。让我猜对了，T恤男果然是司机，他坐在驾驶位上，熟练地操作，奔驰汽车像一匹温顺的良驹驶离了小区。

　　在渭阳市古都饭店，我与18名工作生活在本城的宗山中学83级学生久别重逢，男学生都像饿虎一样地与我拥抱，女学生也一个个淑女似的与我握手。寒暄坐定后，家鸣说：“这样吧，聚会感言一会儿边喝酒边聊，咱们今天先温习一下当年在校上课时的情景，让老师给我们每人再点一次名！”

　　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也特别兴奋，说：“那就从冯家鸣开始吧！”

　　“冯家鸣！”

　　“到！”家鸣响亮地回答。

　　“田亚绒！”

　　“到！”田亚绒柔婉地答到。

　　“张开展！”

　　“到！”坐在田亚绒旁边的当年体育委员答到。

　　…………

　　我没有歇气地把在场的十几名学生都点了一遍，学生们都惊讶我的好记性。当我确信没有遗漏掉谁，正准备坐下时。体育委员张开展却瞅着坐在我对面被我认为是冯家鸣司机的T恤男突然说到：

　　“吴向前，你娃不是亿万富翁嘛！钱多得恨么！顶个啥用？老师就瞧不起你们这些有钱的！就不点你娃名！”

　　听到这个熟悉的吴向前，我吃惊得差点叫出声。怎么，难道这个被我当作冯家鸣司机的T恤男是调皮捣蛋的吴向前？

　　吴向前却显得很从容地站了起来。他说：“开展，你是忘记了咱们上学时老师点名的习惯吗？他不是每次都喜欢把我这个‘重要人物’放到最后点嘛！

　　这句让我脸红的话，的确说的是事实。那时候班上有个叫吴向前的孩子虽然聪明伶俐，但实在是淘气，喜欢接下嘴。我把他座位排到教室的最后，上课故意不让他发言。时间一长，这个吴向前竟然成了一名经常被老师忘记的学生。

　　我非常不好意思地向坐在我对面被我认为是家鸣司机的学生吴向前鞠了一躬说：“吴向前，老师向你赔情道歉了！我的确把你忘记了，甚至把你当成了家鸣的司机！”

　　吴向前爽朗地笑着说：“老师还是这么喜欢开玩笑，我知道，这30多年你最没有忘记的人就是我！”

　　同学们都纷纷“谴责”吴向前：“吹牛吧！你怎么知道老师最没忘记的人是你呢？”

　　吴向前卖着关子说：“请你们问问老师，当年咱们师生分别时，大家送给老师的礼物，到现在一直还被老师用着的是什么？”

　　我看了一眼坐在我左手边的田亚绒，但她却毫无表情。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

　　“都30多年了，难道谁送的礼物是神气，是宝贝？”

　　吴向前得意地笑着说：“我刚才在老师的书桌上看到一把杨木梳。你们知道这把木梳是谁送的吗？”

　　“谁？”同学们异口同声。

　　“吴——向——前！”吴向前一字一顿地大声宣示。

　　“何以为证？”大家都表示质疑。

　　“木梳背上的兰草花和年月日，那可是我亲手刻上去的呀！”

　　吴向前的话让我既高兴又羞愧，高兴是送木梳的人终于清楚了，羞愧的是几十年来，我几乎把全班所有的学生都想了无数遍，却唯独没有想起这个吴向前。

　　体育委员张开展长叹一声：“难得啊！竟然还有这么懂老师的人！我怎么当时就没想到啊！只知道送个喝水的茶缸！”

　　田亚绒甚至惊讶得张开了嘴巴：“你说的就是老师书桌上那把精致的杨木梳？我们当年怎么没看出你还有艺术细胞？能给大家如实坦白一下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吴向前正了正身姿，显得略微有点沉重地说：“上中学那阵，我们家还很穷。为了让我这个唯一的男孩把书念成功，我姐姐只上了两年学便辍学了。她是极聪明的人。自从她离开学校那一年起，就一直把我读过的旧书反复看，反复学，有些不懂的题就问我。等我高中毕业，她也自学完了高中的所有课程。她虽然没有听过董老师的课，但心里一直崇拜着咱们敬爱的老师。知道董老师要招聘到湖北去的消息，她比我还心里难过。当我提出为老师送一件礼物时，她非常赞同。可是送什么呢？姐姐和我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她提出把自己三角钱新买的一把杨木梳子送老师。她当时从自己梳妆匣中取出木梳时，犹豫了好半天，觉得礼物太轻，拿不出手。但过了一会儿，姐姐好像得到了什么启示，高兴得手舞足蹈。她对我说，‘向前，有办法了，来咱们俩个合作，给木梳背上雕一朵花，老师保证喜欢！’这个主意我当即赞同。在刻什么花的问题上我们不谋而合，两个人一直同意刻一枝兰花。于是，姐姐心灵手巧，无师自通。她先在木梳背上绘好画，我照着她的画图雕刻。没有刻刀，我便找了一根钢锯条，从中折断，在院子的磨刀石上把它磨成了锋利的简易刻刀。那天晚上雕花时，不小心让刻刀划破了指头。记得第二天早晨同学们送老师走时，老师问我手是怎么搞的。我向老师撒谎说是削苹果时划破的。”

　　又是原来如此。这个吴向前，竟然藏了这么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终于是我问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了，我问：“向前，那你怎么不雕刻上你的姓名呢？”

　　他还是淡淡地一笑说：“因为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啊！”所有同学都和我一样唏嘘不已。原来如此！我激动地说：“吴向前，请代我谢谢你姐姐！告诉她，她这个‘学生’我一定要见！”

　　吴向前眼里噙着泪花说：“老师，您的感谢我一定会向姐姐带到！”他用手背抹了一下恣肆的泪水，停了停哽咽着说：“但您不会见到她了！”

　　“为什么？”我急切地问。

　　“哎——，她去年秋天因为患胰腺癌已经去世了！”

　　空气霎时像凝聚了一样，一场热闹的宴会瞬间变得悲痛沉重。我的泪水也不知什么时候流进了嘴里。

　　冯家鸣站起身举起手中的酒杯，清了一下嗓子，大声说：“不讲了，不讲了！喝酒，喝酒！”

　　我端起面前的酒杯，仰起脖子，一下倒进了嘴里，但酒在喉咙却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

　　我觉得这杯酒是我一生中喝的最苦的一杯。

　　爱情欠条

　　每次转到这个旧书市场，我都感到非常心痛。

　　这里的情形正好与古玩市场的假冒伪劣、赝品充斥相反。堆放的许多书籍，其印刷精美和装帧精致都远远超过摆放在新华书店或者图书馆书架上的书籍。不用说你也清楚，因为这里绝大部分书籍当初都是喜爱它的人用自己的执着和心血从各地书店甚至包括外国的书市购买的。这里尽都是名著，除了世界名著，最多的要数四大名著。几十摊子书中少说也有几十个版本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有句“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说的大概就是这种人事。这些被人遗弃的名著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头土脸地躺在那儿让人认领。只要谁大方地给点打发钱，它们就归谁。我恨自己囊中羞涩不能买尽这些名著。我就想如果我有钱了，就把这里的名著买完，好让它们不再受人丢来扔去地凌辱。这个愚昧的想法最终也只能以苦笑了之，我能做的，就是从中挑选一些自己需要的书籍。

　　一日上午，我在旧书市场选了一摞书籍，其中有本英汉对照的《简·爱》。《简·爱》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长篇小说，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作品讲述一位从小变成孤儿的英国女子在各种磨难中不断追求自由与尊严，坚持自我，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小说引人入胜地展示了男女主人公曲折起伏的爱情经历，歌颂了摆脱一切旧习俗和偏见，成功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敢于争取自由和平等地位的妇女形象。《简·爱》是我年轻时就非常喜爱的一部外国名著。简·爱是我喜欢的外国女人之一，不瞒你说，我曾经把自己想象成罗切斯特，梦想着我们男女恩爱，一起在桑菲尔德庄园里过着幸福的生活。虽然我的书架上有这本书，但这种英汉对印的《简·爱》，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于是花5元钱把它买下了。

　　回到家，我把所有从书市买回来的书用毛刷一页一页地刷，用抹布一遍一遍地擦。当我打开《简·爱》时，我被书中一张夹带的欠条惊呆了。

　　欠条：兹有吴先生欠白女士人民币30万元整。欠款人：吴仁信，05年5月5日。

　　30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我的眼前立刻便出现了一沓沓码在一起的紫红色百元大钞和一个急得满头大汗的中年妇女。不行，我得找到这个白女士，把欠条还给她。我即刻回到了旧书市场，旧书贩子是一位中年妇女，肉嘟嘟的圆脸永远是喜乎乎的。看到我，笑着问：“还选吗？来，给你个板凳，坐这儿！”但当她看见我手里拿着刚刚买走的《简·爱》时，连忙摇着手说，“不退，不退，只有几元钱的书，这儿的规矩是卖出去一概不退！”

　　我说：“老板，你搞错了，我不是来退书的。我是来跟你了解一个情况！”我说着凑到她跟前，打开书本，让她看黑字写在白纸上的欠条。旧书贩子一脸茫然地问我：“这个怎么啦？”

　　我说：“这是别人的一张欠条，找不到欠条的人现在要急死了！”

　　听我这么一说，老板淡漠地说：“书中夹带各种条条的多了，有发票、有飞机票、还有结婚证呢！”

　　我问：“那怎么办呢？”

　　老板笑着说：“扔了呗！”

　　我急忙说：“不能，这个欠条万万不能扔！这可是30万元啊！”

　　老板显得非常难为地说：“你不知道，这些书是我们走街串巷、跑遍城区和十几个县市收来的，谁现在能知道这本书在哪儿收的？”

　　我说：“丢欠条的人她一定要找的，说不定哪一天就找到你这儿来了！”

　　老板说：“要不，你给我留个电话，万一如果有人找到我这儿，我打电话通知你！”

　　她这样一说，我觉得也只有这样了。我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了她，并顺便要了她的电话。此后每天都要给她打一个电话，有时一天甚至打几个，直到打得她不再接我的电话。一有空，我就把这本《简·爱》翻来覆去地研究，企图从中找出一点有关书主人的信息。一天，当我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又有了新的发现：一根很像女人的头发。我问一位在公安局工作老同学，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立案。我想他们总会有办法的。比如：鉴定笔迹，从头发中提取DNA，还可以从书中找出主人的手印。老同学告诉我，有两种情况可以，一是有人拿着这张欠条说别人赖他的账，二是如果这张欠条是在尸体上发现的，就可以或者必须立案。其它情况，就没办法了。

　　我能做的似乎只能这样了，我实在没招了。我便把夹着欠条的《简·爱》放到了桌上，把这件事慢慢丢在了一边。

　　一日，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小吴，来找我办事。她看见我桌上的《简·爱》，笑着问我：“叔叔，你也喜欢看《简·爱》吗？”

　　我正在给她开证明，就没有抬头回答她：“嗯！”

　　“和我爸一样！”她说。

　　她在等我写证明的时候，顺手拿起了我放在桌上的《简·爱》，随便地翻着。正当我把写好并盖了印章的证明要交给她的时候，她突然“呀！”地一声，向后退了三、四步。

　　我急问：“怎么啦？”

　　她说：“这是我爸的书！”

　　我也吃了一惊：“咹，你怎么知道是你爸的书？”

　　小吴说：“叔叔，你看，这是我爸给我妈写的欠条！”

　　我被她的话也弄傻了。就给她倒了一杯水，刨根究底问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小吴说：“我爸妈活着的时候，两个人亲密恩爱。爸爸最大的喜好就是爱书，我们那时的住房小，屋子里到处堆放着他的书，书桌上、床头上、床底下、甚至沙发底的空间都被他的书占领了。但我妈从来没怨怪过他，而且我爸每次买回来书，都是给她手里一交，她便找一个地方放着。我妈对我说，‘你爸一辈子啥都没治办，就给你攒了些书。’我爸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听了我妈的这句话就说，‘唉，咋能说啥都没治办呢？你不是还有30万元存款嘛！’我妈苦笑着说，‘我连3元钱的积蓄都没有，哪儿还有30万存款？’我爸说，‘老婆子，我这就给你去拿！’说罢，他就让正爬在桌前写作业的我让一让。他一笔一划认真地给我妈写了一张欠条，让我妈保管。我妈接过欠条，端详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把它夹进了书中。我那时还上中学，爸爸给妈妈写欠条时我就站在他跟前。当时我就笑着对妈妈说，爸爸就喜欢给人打这种空头支票。我爸还一本正经地对我妈说，‘老婆子，你可保管好了，我欠你的，将来一定给你还上！’”

　　小吴说到这儿，眼圈已经红了。她继续说：“我大学毕业后，为了照顾年龄已大的父母，回到了本市工作。我爱人是做汽车配件生意的，钱争了不少，我们的生活也比原来好过多了。但两个老人却没享到几年福，前年我爸去世了，半年前我妈也病故了。两个月前，我们清理老房子，准备把它租出去，我爱人说，爸攒的这些书都过时了，留着也没啥用处，占地方的很。我就让收破烂的把它全拉走了。叔叔，哎——，真没想到这本书现在到了您手里！叔叔，太感谢您了！”

　　看着小吴心爱地把书抱在怀里离开我的办公室，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要说什么。

　　湖北 董怀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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