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人嗜之

　　近些年来，民国一直保持着滚烫的话题度。在那个若远若近、若存若亡的时空里，人们可以暂时远离现实的犬儒，继而，竟生出很多不接地气的寄托来。比如，希望重现西南联大的辉煌；

　　比如，“众星罗秋旻”般闪耀的大师们再次登台说法。

　　但今天的我们，似乎总喜欢同时怀想民国的优雅与激越，仿佛，那就只是个“美美与共”的完美时代。其实，身在其中的人，却未必能“左右逢其源”。

　　钱穆先生（1895-1990）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为21世纪的中国人提供了一副特别的VR眼镜。下面，请看身在“民国现场”的他发回来的第一手报道。

　　有泪竟如倾

　　《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本为两书，因性质相近，所以无论是早期的东大版，还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的九州版，都选择将其合为一编。其中《八十忆双亲》一篇，为钱宾四（宾四为钱穆的表字）先生晚年对父母宗族的追忆。因其父祖为清人，母亲虽延寿至民国三十年，以其观念言行而论，仍为一百分百之传统中国女性，读之真有百岁后直见千年前人肺肝之感。

　　其中叙及的钱家数代人对于读书的态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钱穆的父亲留给他的遗言是：“汝当好好读书。”钱父去世之后，“诸亲族群”想介绍钱穆的大哥钱挚到商店工作，钱母却一一拒绝了：“先夫教读两儿，用心甚至。今长儿学业未成，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不忍令其遽尔弃学。”传统中国人对于“文教”的信仰，由此可窥见一斑。

　　钱穆的祖父曾手钞《五经》一函，书的后半部沾有泪渍，据说是祖父患有眼疾，钞书时有眼泪滴下，“遂留此痕。”钱穆与哥哥钱挚当时年纪尚小，不能读《五经》白文，竟“时时展阅纸上泪痕，把玩想念不已。”这种行为，在今天的人看来，恐怕会觉得痴痴傻傻让人怕怕。但钱穆对于旧情旧物的“骸骨式迷恋”，确实也是自此时开始萌发，在尔后近百年的时间里，他都没有变成一个趋附时尚的人。

　　在夜愿为烛

　　《忆双亲》一文登报之后，读者建议他“续述平生经历”，于是，77岁高龄的钱穆先生花了五年时间，撰成《师友杂忆》。李义山诗云：“平生风义兼师友。”对于一直以士人身份自居的钱穆来说，师友既是自己的生命中出现过的可爱可亲者，同时也是关系“风义”的时代人物。他在序言里明确说道：“有心世道之君子，其或有所考镜。”

　　宾四先生生于清末，恰逢“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七岁入私塾，接受的是纯旧式的童蒙教育。十岁之后进了新式小学——果育学校，则新风新雨逼人矣。果育学校的体育老师钱伯圭曾经告诉钱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人走了错路所致，该学欧洲诸国“合了便不再分”。这是钱穆第一次面对“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这个“大哉问”，这个问题像毒蛇一样，缠绕了他一生。

　　身边的师友，当然也全部为这一问题“罩住”。在小学任教时，钱穆的同事朱怀天，已开始留意马克思主义。民初时马氏学说尚未大兴，而钱、朱两位年轻人，“已辩论及之矣。”然而，当时新思潮已成汹涌喷薄之势，钱穆担心长此以往，吾国之思想文化必为之席卷而去，所以毅然决然地放下了《新青年》杂志，转身“重温旧书”。

　　进入学界之后，以保守姿态示人的钱穆，自然也“颇遭新党骂”。胡适之曾邀钱穆一起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钱穆直言两人文学观不同，一崇古，一趋新，如若各编一部，倒是可以让读者多一面镜子参考，合编恐怕会整出个四不像来。抗战时，钱穆撰成《国史大纲》，提倡对“本国已往之历史”抱持一种“温情与敬意”。读过此书引论之后，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到处逢人说项，许之为“大文章”。史语所大佬傅斯年则颇不以为然，嘲讽道：“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

　　知我终好此

　　钱先生的寂寞，是贯穿一生的。早年在学堂时，同学如瞿秋白、刘半农等后来的新派人物，已有呼哗邀宠的行为，当时的钱穆虽然年幼，已隐觉其非。在北大和联大任教期间，所交游的都是一时之豪俊，但各负其才，各唱高腔，加之时纷世乱，终究没能合力为中国学术界“下开一新局面”。晚年在新亚得一高徒余英时，然余先生终为一彻底的现代学者，不能得宾四先生唱叹之遗意。

　　寂寞呀！像鲁迅说的，寂寞就像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但我们还是愿意相信，有可以追忆想望者，永在的希望便不会消竭。在《师友杂忆》中，钱先生曾回忆起同学郭瑞秋请他吃河豚和刀鱼的快乐时光：“河豚刀鱼乃江阴乡土味，瑞秋为人亦深具乡土味。一乡人嗜之，故彼亦邀余啖之耳。”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毕竟还是有知道“乡人所嗜”的同好的。从前有，以后还会有……

　　文/华倩朔